也許此前誰也沒有想到，同胞們會在一場來勢洶洶的疫病威脅中邁入21世紀20年代。更出人意料、令人猝不及防的是，這場疫病竟蔓延在原本喜慶團圓的春節。……太過複雜濃重的情感席捲而來，許多人甚至渴望能“重啟”2020。然而，這終究是現實，不能被重啟，而要被思考、被應對，再被反思。
空間化的疾病
長期以來，人類對疾病的認知、與疾病的對抗，不僅是一場“爭奪生命”的時間戰，更是一場護衛“正常”、遏制“異常”的空間戰。福柯曾論及臨床醫學誕生後疾病的某種空間化趨向：以往的問診從“你怎麼不舒服”開始，後來卻被“你哪兒不舒服”所取代。這種區別有些類似於中醫與西醫的機理差異，前者關注的是生命體的整體狀態，後者卻聚焦引發異常的身體局部。
在福柯看來，疾病彷彿“一種大型有機贅生物的形象，有其獨特的發芽形態、生根形態以及特有的生長區域。病理現象按照它們特有的路線和位置在機體內空間化，藉此形成了有生命的進程表象。……疾病是生命裡的派生物”。（米歇爾·福柯《臨床醫學的誕生》）臨床醫學對身體的組織器官進行空間化分類，建立起精密的科室診療體系；可以說，現代醫學知識與實踐的精細分化，正是建基於對身體與疾病的空間化認知。
然而，某些疾病與其說是“生命裡的派生物”，不如說是“生命的外來威脅物”，比如具有傳染性的疫病，它們有著更為獨特的空間化特徵。個體生命感染疫病，源自外部病菌對身體的“侵入”，然而疫病的真正威脅在於大規模的蔓延，是被“侵入”的個體又一次次成為“侵犯”其他個體的“病源”。這類傳染性疾病的空間性並不僅僅體現在單個的身體之中，而更體現在群體的層面。
因此，社會衛生學指導下的疫病防控，需要以正常/感染、清潔/汙染的“二分”標準與明晰界限，在人群流動中建立起嚴密的空間區隔，保護正常者，維護清潔區，針對性地治療感染群體，以此阻斷病菌的空間性傳播與群體性蔓延。在某種程度上，傳染性疫病的防控就是一場基於“二分”區隔原則的空間治理。
疫病的創傷化
就這種邊界清晰、鮮明對立的“二分性”而言，與疾病相關卻相異的另一範疇值得一提。萊辛在文藝評論中曾經旁及過疾病與創傷的異同：“這位詩人在加強和擴大身體痛苦觀念方面顯出多麼神奇的本領啊！他選用的是一種創傷，而不是一種身體內部的疾病，因為創傷比起身體內部的疾病可以產生一種更生動的形象，儘管身體內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萊辛《拉奧孔》）
與“內生”的疾病相比，“外受”的創傷具有更加顯豁的可見性與外來侵犯性。在生命體受到外來異質物“侵入”的意義上，創傷與傳染性的疫病何其相似。相較於身體內部自生的疾病，疫病與創傷的“因由”相對明確而可認定，對於無辜的生命主體來說，外來病菌、異物或是暴力所造成的傷病更加突顯了主體的無辜，致害的“因由”成了需要被追責、被控訴甚至被打擊的對象。因此，源於外因的疫病與創傷，都蘊含著受害/施害甚至是無辜/罪惡的“二分性”。疫病不僅僅在空間區隔上關聯著“二分”，更在情感與象徵的意義上彰顯著二元對立。
事實上，疫病本身就能被創傷化，甚至可以說，最終歸咎於外因的不幸事件都能被創傷化地建構。這種創傷的敘事、構建過程，是在文化與象徵層面反覆強調主體所受的傷害，通過理性的二元框架總結所謂的經驗教訓，本質上也就是在鞏固受害/施害、追責/擔責的“二分性”。誠如文化社會學家所言：“創傷的文化建構始於這種宣稱。這是論及某種根本損傷的宣稱，……是令人恐懼的破壞性社會過程的敘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徵上加以補償和重建的籲求。”（傑弗裡·亞歷山大《邁向文化創傷理論》）
“二分性”與“對立認同”
2020年代之初的這場疫病，也在防控阻擊戰的空間治理與視角各異的創傷敘事中體現著同仇敵愾式的“二分”。而正是這種“二分性”，奠立了科學防控的理性根基，也將人們凝聚成堅強、緊密的共同體。
在防控層面，基於“二分性”的一系列隔離舉措是阻斷病毒傳播鏈的必要手段，將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有效識別並區隔出來，一方面是保護、維護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是針對性地救治失序的局部，使之最終迴歸秩序體系。
這種辨識差異、鞏固秩序的二分法不僅是臨危應急之策，而且本就可謂是現代理性的基石：“現代智力和現代實踐的主要構架是對立——準確地說，是二分。……正是它的存在證明了一種鑑別權的在場。……有意義性似乎形成於能夠形成差異（即能夠作出區分並保持分離）的權力實踐之中。”（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鮑曼所說的這種“鑑別權”指涉著一個強大的理性主體，“二分性”開啟了理性“大有可為”的實踐空間，也彰顯著現代理性“明辨是非”“揚善懲惡”的意義與價值。
更重要的是，疫病防控的“二分性”實踐與創傷化敘事，有效地喚起了“對立認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的機制。與基於共通性的“同情認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不同，“對立認同”建基於敵我有別、同仇敵愾的二元對立：“同情認同”通過“強調共同的情感來與聽眾建立親情關係”，“對立認同”則是“一種通過分裂而達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這是由於大家共有某種反對的東西而形成的聯合”。（肯尼斯·博克《修辭情景》）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危機面前，疫病是同胞們唯一的、共同的敵人，受害/施害、追責/擔責的對立結構界限分明。這一邊，城鄉村鎮、各行各業、男女老幼這些相對差異都被暫時性地認同、統一起來，同胞同袍，在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中高度團結成“對立認同”的共同體。
反思“二分性”
“二分性”閃耀著科學理性的光芒，蘊藏著凝心聚力的潛能。但也恰恰是這種“二分性”，提示著我們反思之必要。
疫病防控實踐的“二分性”，一方面基於物理空間層面上的病患隔離，另一方面基於情感象徵意義上的敵我對立，但這兩者的二元結構並不等同：前者是病患與未感染者的區隔，後者是疫病、病毒與人類的對立。非理性的“恐鄂”言行會將這兩種相異的二分結構粗暴疊加，給無辜者帶來傷害，這恰恰以反例的形式提醒我們：“二分性”思維及實踐雖然是現代理性的“主要構架”，卻也可能逸出理性的軌道，產生“誤傷”的風險。
事實上，不僅是在疫病防控中，而且是在所有有賴於現代理性的行為實踐中，我們都應該慎對“二分”的對象，省思“鑑別”的權力，謹慎地劃下這道二元對立的邊界。鮑曼在揭示“二分性”的同時也敏銳地指出：“第二部分不過是第一部分的他者，是第一部分的對立的一面、落魄的一面、被壓制的一面、被放逐的一面，是它的產物”。（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在我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時，矛頭所向也許就是我們的另一面。就像“疾病是生命裡的派生物”，病毒也彷彿是生態圈的“放逐物”，鏡鑑著食野味者的貪婪無知，也孕育著人類抗體與免疫力的新生可能。
更值得深思的是，理性的“二分”是否始終有效？二元對立、對立認同是否是唯一的實踐路徑？“二分性”的權力主體是否有必要自我反思、自我約束？在疫病防控的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主體情緒有時也未能得到理性控制，這些似乎都不適用於“二分性”的闡釋結構，而更像是值得“二分”實踐的主體自我檢視的內在病症。這就需要跳出二元空間化、創傷化的敵我有別、無辜/擔責的對立思維，反觀整體性的全局，反思自我。而這樣的反思，也是為了更好地應對未來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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