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官制改革背景和途径

北魏的官职体系一开始沿袭了部落旧制下的“爵本位”本质，既是为了遵循其政治体的发展途径，也是自身政治文化的延续。

在原始游牧部落当中，因为其分散性和移动性就注定了这些部落联盟中的统治者带着武力上优势，在广阔的草原上，如匈奴单于只能以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层层聚合的方式建立起有限的统治格局，而且这种统治非常依赖于其他联盟体的拥戴，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和中原的皇帝与朝臣关系不同，反而更接近于汉初皇帝与诸侯王的关系。

而北魏的核心成分拓跋部也是北方游牧部落中的一支，随着该部落往中原边塞地区的迁徙，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特别是自西晋以来，“封爵”浪潮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按照“爵本位”的原则进行分封和改造。

在北魏建立统一政权后，随着道武帝登位，天兴七年分设官职，简择文武，并制爵四等，追录旧臣，其《官氏志》初成。因此这一官爵制度成了道武帝初年的部落政治体制，并且一直延续到孝文帝延兴年间才被打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进军中原就意味着过去的游牧经济将被农业经济所淘汰，于是开始大肆进行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官制改革。

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南北的新型统治政局，因为原本的“爵本位”官制也就不再适应其新发展，从而走上了“官本位”的改革途径。

北魏官僚体系改革特色

随着必维进军中原，拓跋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原封建文化，原有的组织机构不能适应新局面，也就是说上乘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其主要稳定统治的官制改革，就是为了进一步进化和发展。

从北魏政权变革的情况来看，随着政权规模的不断扩大，拓跋鲜卑的传统官制和吸收消化魏晋官制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交织、置废、此消彼长演化、替代的特点。

1、中央机构的内朝和外朝两大系统交织

在北魏建国之前，其“分部大人制”是拓跋传统的官僚制度，道武帝初期显然是遵循旧制，只是在其统治疆域扩大后，把原先的四部扩大为八部，也谓之八国柱。然八部之外，各郡分设立师，职分如八国，也就是缩小版的“分封”政权；到了北魏建国后，为了效仿两汉，进取魏晋，开始设置台省制和尚书省，并逐渐发展为以汉人置用的模式。

2、强化中央集权，大肆革除旧功臣官僚

明元帝时期在中央设置八大官人取代尚书，形成一切行政大权归八部大人的局面，到了太武帝时期，又再次复建尚书部，于是形成了中央官僚机构下内朝官僚和外朝官僚并立交织的局面。

北魏统一北方后，大规模的战争日益减少，利于政治制度的继续完善，文成帝、献文帝时期更多地是加强对“勋旧势力”的控制，比如文成帝兴安元年“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争权，并赐死”，很显然即便是身居高位，如果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任何人都会被处置。

北魏孝文帝执政后的官僚考核特色

孝文帝执政以后的北魏，也就是北魏进入到后期阶段，此时的官僚考核有了新的制度，比如考课制、俸禄制、选举制、同时颁布官员品令，因而使得北魏前期带着浓厚部落贵族制色彩的政治格局向官僚政治发展。从这些辅助制度来看，主要发生了四大变化：

1、魏晋以来选举兼顾人品和门品的中正制，随着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不再论人品，仅限于论门品；

2、把浊官、流外官和吏这三个范畴等同意义；

3、中央官和地方官额管理制度不再相同，其考课，选举方式均有差距；

北魏前期，在监察和考课方面都以地方官为核心，而对中央官相对比较弱化；孝文帝制定考课制度时，一开始也是沿袭了这个特点，但是到了宣武帝继位之后，两者的考课制方式就分道扬镳了，而且从孝明帝之后，其选举制度也出现了差别：原先的官员是六年一考，考课后还须经六年候选期，然后才有可能有重新任职的机会，所以就有《魏书·萧宝夤传》中“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的记载。而中央的散官需要经过四年一考后即可履任新职，所以其记载为“一纪（十二年）之中，便登三级”。

在北魏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选举制度，就是“停年格”，意思是根据官员完成一项官职后，在家候选的时间长短而决定其是否能够就任新的官职，其主要作用在地方官员选举一事上。

4、中央的职事官与散官的管理制度也不再相同。

北魏的散官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执掌而当差使的人，其职责就是被派到地方去戍守或者监督拖欠的账款，还有到地方州镇巡视检查。散官的构成主要是东西盛省官和诸大夫。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主要是以代北时期的兵户组成，其中的羽林、虎贲等官员应当隶属与散官体系。

并且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其管理：中央职事的官员考核是按照三年一考核的周期，如《魏书·高阳王雍传》中载的：“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一阶，散官上第四，四载登一级。”

通过周期升迁，这种考核模式发生了直接性的变化。

北魏官僚系统改革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从北魏官僚体系变革和考核制度的特色来看，北魏前期重点是把部落旧制下的爵本位体制向“官本位”发展。而后期的考核特点，出现了王朝对中央散官和地方官的同时歧视政策。<strong>因为北魏自宣武帝之后，中央散官和地方官之间存在一种“对流”的关系，即地方官完成一届任期后，可能不能马上就任新职，而是被朝廷征用为散官，而中央的散官又有可能被任命为地方官职。

实质上这种“对流”的现象，不是偶然间发生的，而是朝廷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滋生了一个方案，换而言之：在事实大量出现之前，中央可能已经设计出了并且正准备推出这么一种官僚迁转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原有的中原散官和地方官可以相互竞争职位，地方官的待遇始终是低于中央官职，并且在考核方式上也有所差异，这样一来，有利于刺激官员们的上进心。

自然也有弊端的滋生，一来加剧了人们对散官的歧视，特别是羽林虎贲一类，把这种外流的散官排挤出“清品官员”之内；二来进一步降低了地方官的待遇，因为随着“停年格”制度的推行，这个配套制度刺

总之，北魏官僚制度改革是北族和华夏文化系统相碰撞、调适的结果。因为北魏要走上汉化的道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道武帝时期的“爵本位”官制继承到孝文帝时期“官本位”体系的改革，都是北魏统治者选择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物。

<strong>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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