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分南北左右厢，各置厢官，以听民之讼诉。”
中国古代时期对城市管理有着深刻的经验总结，城市的管理模式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着相应的改变。宋前城市管理一直采用坊市制，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宋代城市的职能越来越多样，城市中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和消费方式。原先的坊市制不能适应这种城市发展样态，因而在宋代形成了与其城市经济相配套的厢坊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也为后代提供了城市管理的经验。
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前提下，宋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致使坊市制度土崩瓦解，从“坊市到厢坊”的转变迫在眉睫
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建立宋代王朝。宋代在继承了历朝历代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随着科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宋廷放开了对城市贸易的限制，宋代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
与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为了解决人口众多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宋廷在城市中设立了许多娱乐场所和生活住宿场地。
但是，出乎宋廷预想的是，随着城市内部娱乐生活的多样化，加剧了农村人口渴望城市生活的愿望。城市人口因而急剧攀升，原先的坊市制度受到冲击。坊市制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城市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明确的规范和限制。为什么坊市制度为何会成为宋代城市发展的障碍呢？
其实这就要从坊市制度的本身出发，坊市制度规定民众聚集和生活在“坊”内，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叫做“市”，二者虽然经常连用，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数米高的宫墙之隔。而且在每个门户都设有官兵保护，对城市贸易的时间更是有着明确的规定，晚间闭市，任何人不得出入。从当时的地方志就能够看出，坊市制度的严格。
“兵主于镇将，而财赋田甲主于参军……县官虽掌民事，束手委听而已。”
——《嘉泰吴兴志》
这样的管理制度，显然不符合宋代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坊市制度也使得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宋代东京城为例，首当其冲就是城市发展与坊市制度的矛盾冲突。
因为坊市制度的局限性，对互市的时空限制，迫使宋代商人自发的打破时间上的限制，从晚间闭市到“夜市的灯火通明”。 同时也兴起了多种多样的娱乐场所。
随着城市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宋代的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也产生了盛极一时的旅游热。当时的东京城，不仅吸引了一大批的富贾大亨前来娱乐消遣，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底层穷苦的贫民。这也就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阶级矛盾，也成为坊市制度土崩瓦解的隐患之一。
除此之外，因为商人一直以营利作为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目的，所以宋代城市的经济活动中，经常出现商人“以次充好”、“店大欺客”的现象。所以当时宋代城市还出现了“白日贼”的说法，用来专指那些无良无德的商人。而且为了博得更高的利益，商人开始向管理坊市的官吏暗自收受，形成了官相勾结的黑暗现象。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
由于城市人口的密集，暗藏在底层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然存在。东京城中，商人的极度富有，使得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穷苦百姓开始产生“仇富”心理。因此宋代坊市间时而会发生恶性的人命官司，但却无人问津。
由于各种烟花柳巷的兴建，造成城市的土地资源极为紧缺，楼与楼之间的空隙极少。而夜间互市，造成城市中经常出现火灾，宋代史料中也多出有对坊间失火的记载。
这些现象的出现，都表明了当时的坊市制度已经完全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为了保障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廷废除坊市制度，新建厢坊制度。
从“坊市”到“厢坊”的转变，主要依托军巡铺的设立、厢官的重视、治安功能强化三大主要方向
由于坊市制度的缺陷，使得厢坊制度开始形成。至道元年，太宗下令：命时任参知政事的张洎改撰京城内外的80余坊，设立厢，这也许是宋代最早“撤坊换厢”的史料证明。明道年间，由于京师人口的不断增多。开封府的政事压力过重，
御史张奎曾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这样的分置厢官，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城市管理的压力。到宋英宗时期，由于政事繁忙的开封府入不敷出，厢官也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城市管理的权力，厢坊制度因而开始形成。
因为先前坊市制度的前车之鉴，厢坊制度有着其自身的标准。宋代的“厢”，有着独立的办事部门，名叫厢公事所用以处理厢内发生的大小事件；设立巡检官为该厢的厢官长，统领厢坊内大小事宜的处理情况，有着监督的作用。这一设定，极大地避免了厢公事所在处理民众矛盾时，徇私舞弊的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东京梦华录》
因为完全放开了对互市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宋廷发现了城市底层烧杀抢掠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情。因此专门设立军巡铺，在每个厢坊的街道中都设置一支小型的军卫，来保卫城市安全，维护城市治安。而在街角相连的地方，都设有“走火桶”，防止因为个人不慎或有意而引发的火灾。
从这些设置中不难看出，宋廷为保障厢坊正常的互市做足了准备。以上举措都是从城市发展的治安职能出发，而设立的保障措施。那么负责城市管理的厢官又有怎样的独到之处呢？
《乾道临安志》曾有记载：“府城之外……里城南、北、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
首先，厢官的多寡是根据城市的发展规模设置的。但是无论多寡，都设有南、北、左、右四厢，以全方面的对城市进行管理。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冲突或是其他意外事件的时候，能够使厢官从军巡铺得到消息后，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是厢坊制度的点睛之笔。
在厢官之前，各地方的府州对各级的厢坊进行直接管理，加大了府州的政治负担，也不能及时的处理厢坊的事宜。所以厢官的产生，直接对城市进行管理，简化了宋廷的政治负担的同时，也使得其职责更加具体化。
其一，统计城市人口，划分厢坊。因为城市人口的众多，厢官需要从其中区分出民力物力的多寡，从而合理的对厢坊进行划分，避免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其二，拥有“
杖六十以下罪听决”的权力，这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事件决定的；其三，厢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治病救人的方法，方便应急事件的处理。
最后两点实际上是对先前，城市治安功能的补充。即夜间巡逻以防盗贼以及防止火灾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厢坊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而且符合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
从“坊市”到“厢枋”的转变，实为宋代城市管理模式上的强化，打破了传统城市之间的距离，扩大了城市的发展范围
可以说，厢坊制度的出现，促进了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同时也使得北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交子”的出现，更是给贸易的发展带来方便。因此厢坊制度的形成，促成了宋代城市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虽然是在坊市制度的崩溃后，厢坊制才应运而生。但宋人在城市管理模式上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历史的前瞻性，综合考虑到了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时善于总结前朝经验的宋人，结合城市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才出现了以城市治安为基础，配合行之有效的厢官管理的厢坊制度。
“众人拾柴火焰高”，厢坊制也是宋代统治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对城市管理模式的探索，使得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展。宋代也因此有着“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美誉。厢坊制度成于宋代，宋代城市也因厢坊制度而繁荣。
总而言之，厢坊制适应了宋代城市发展的管理需求，比坊市制更能促进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从城市管理方面看，厢坊制的设置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传统城市“坊市”之间的距离；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层面，扩大了城市的发展范围。宋代的厢坊制，为城市管理提供了经验且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效仿。
参考文献：
《宋史》
《宋文鉴》
《宋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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