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问题的讨论。
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
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
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颁行了《中立条规》，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
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
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
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
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
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
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
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
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
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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