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歷來被認為是中國紅十字會之始”，但實際上，它直接脫胎於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當國際紅十字會於1863年在瑞士始創後，各國相繼成立紅十字會並申請加入國際紅十字會，但直至19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才出現關於紅十字問題的討論。
1904年清政府派駐英使臣張德彝前往瑞士，於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訂《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補籤畫押，中國由此而加盟國際紅十字會成為會員國。”
1912年1月12日，中國紅十字會獲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正式承認，標誌著中國紅十字會正式加入國際紅十字會。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俄兩國軍隊交戰的戰場是中國東三省，戰爭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國東三省同胞。
日俄兩國在東三省的戰況以及有關東三省難民的各種消息很快傳到上海，出於對東三省受難同胞的同情，上海地方紳商如上海記名海關道沈敦和、前四川川東道任錫汾、直隸候補道施則敬等便於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發起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儘管清政府在戰爭中宣佈“局外中立”，但在救護東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還是做了一定的努力，頒行了《中立條規》，但日俄兩國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頒行的約法，在日俄帝國主義野蠻鐵蹄的踐踏下，清政府的這些努力只能流於形式。
因此清政府對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救護活動寄予厚望並給予支持。後來作為清政府代表的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駐滬商約副大臣盛宣懷及會辦電政大臣吳重熹與沈敦和等上海紳商發生聯繫，並對他們的救護活動提供各種便利就證實了此點。
但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紅十字會，因此不享有紅十字會所應該享有的權利。”
在這種窘況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不得不另尋出路。
甲午戰前，有關紅十字會的宣傳介紹文字已載於中國的報章，並且部分地區還辦理過紅十字醫院。
到日俄戰爭時，中國朝野人士認識到：在中國約法得不到尊重的情況下，救護人員想要進入東三省施行救護，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成立具有國際性質的紅十字會，以國際公法迫使日俄兩國同意中國的要求。
而這種具有國際性質的紅十字會至少又須符合兩項規定：“必須成立在簽署日內瓦公約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尚沒有另外為國際委員會所承認的紅十字會。”“必須是國家的紅十字會，由政府承認，作為軍事醫護單位的輔助機構。”
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將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改組成為政府所承認的國家紅十字會；而另一方面，則要求政府派員去瑞士簽署日內瓦公約。
在中國東三省的領土上也生活著不少外國人，他們有的是戰爭的受難者；有的則在戰區從事實際的救護工作。
由於人員的缺乏以及其他諸如物質供應等方面的困難，這些外國人對中國方面以紅十字會的形式派員進入東三省實施救護是持歡迎態度的。
各國傳教士，早在19世紀70年代，他們就開始在中國從事有計劃有組織的救濟事業，並且這些救濟活動也往往與上海相聯繫。這些因素為西人贊同成立中西合辦的紅十字會奠定了良好基礎。
此後，在李提摩太穿針引線的作用下，西方各國人士與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紳商達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就是這一合作的直接產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國合辦而成。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初定會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僅僅是3月10日商討在中國成立紅十字會時所使用的一個臨時性用語。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後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員赴瑞士補辦加入紅十字“原議”手續，以期取得國際紅十字會的承認；另一方面“確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為政府承認之合法團體”。
中國本土的慈善組織通過“嫁接”紅十字會最初形成了濟急善局這株“幼苗”，之後長成為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這棵“小樹”，然後繼續成長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棵“大樹”，最後終於長成了中國紅十字會這棵“參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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