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今的话说，被誉为“江南第一支笔”的唐大郎先生也是一位“娱记”，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众多充满烟火气息的小报上，大半都有唐大郎的文字，他每天固定地要为五六张报纸撰稿，除了生活秘辛、时事杂感，还有大量精彩纷呈的文艺圈消息。那时候的“娱记”不像现在条线划分精细，电影、戏剧、曲艺、音乐、美术、文学、出版……都是要一把抓的，也没有什么“统发稿”，所以，唐大郎深扎文艺圈，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混迹”其中，以致一年到头没在家里吃过几顿饭，我自己也曾当过十数年“娱记”，深知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其实就是勤奋与投入。
读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由张伟、祝淳翔编辑的《唐大郎纪念集》，对这位前辈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了做好电影报道，唐大郎深度介入影片创作，常常与夏衍、黄佐临、桑弧、曹禺等影人探讨剧本，还时时泡在电影公司或拍摄现场，所以，他写出来的影剧消息就“独此一家”。比如他写影星金焰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老友们为他洗尘，“老金负醉来，知其好饮犹不减当年也。席上谈笑甚豪，愚问老金，谓上海报纸，谓汝在抗战期间，营商颇能富，亦可信乎？则曰：不可信。……老金犹壮硕，面目无减，而豪气英才，亦如往昔。是日，（吴）祖光着一汗衫赴宴，睹者大奇，祖光曰：我特以顽童姿态出现耳。”
唐大郎的影剧评论写得很是到位，这与他的舞台实践不无关系。他曾在桑弧编剧、朱石麟导演的电影《灵与肉》中饰演角色，还与周信芳、桑弧、胡梯维、金素雯等合演话剧《雷雨》。他更是一位资深京剧票友，与李少春、周信芳搭档演《连环套》，与名旦角章遏云合作《狸猫换太子》。吴祖光记述一晚冒寒到西藏路看戏，快到唐大郎出台前，观众又是吹哨子，又是喊名字，可见他气场强大。舞台上的他脱掉眼镜，目光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眉心一抹胭脂最为俏皮，额角低，下巴短，面横阔，就像魏碑里的“圆”字，他没戴衬领，所以脖子全部亮出，显得头大颈细。当时，漫画家丁聪忍俊不禁，为其造像一幅。那天，唐大郎的一举一动、一说一唱，都引得观众喝彩。他开唱后第三句便忘了词，观众笑得起哄，但他不慌不忙，偏着头用力想，想起来了接着唱，台风出奇之稳。结果，后来出场的李少春完全没了光彩，因为风头都让唐大郎给盖住了。其实，在另一位著名报人金雄白眼里既没有唱戏的喉咙、也没有演戏的训练的唐大郎，经常上台票戏，也是有着为文的鼓励的。说起来，今天的“娱记”真还没有他的这等勇气和本事，有一次，一位导演叫我去一部电视剧里露下脸，我一听就吓得落荒而逃。
唐大郎性情豪爽，不媚俗，也不畏强。老作家、老记者舒諲回忆道，唐大郎并不专写名伶，一旦发现可以造就的人才，必为之奔走揄扬。京剧名家张文涓十四五岁时还落泊在福州路茶馆里唱髦毛戏，唐大郎认定这个女孩日后定成大器，就写文章宣传她，张文涓这才得以受到关注，后来北上拜余叔岩门下，成为继孟小冬之后的余派传人之一，这与唐大郎的奖掖提携是分不开的。唐大郎不像如今有的“娱记”，拉帮结派，只逐利益，没有立场地瞎捧胡吹。事实上，唐大郎笔墨泼辣，可谓骂人骂出了名，对于社会及娱乐圈里的污浊人事，他在报上写文詈骂，声势惊人。唐大郎自剖说：“我一向在文字上骂人，都一贯的酣畅淋漓，连蕴藉都不懂。”但他既快意恩仇，又心地肫挚，比如，1940年费穆拍摄的电影《孔夫子》上映，影片中孔子在乱世春秋对其弟子谆谆而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看，强国欺凌弱国，乱臣贼子到处横行，残杀平民，生灵涂炭，拯救天下之重任，全在尔等每个人身上！”可说这正表达了费穆自己的心声。孰料，在当时上海一片纸醉金迷、奢靡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影片卖座不佳，文艺界甚至有一批人还乘机落井下石，嘲笑费穆的迂腐和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唐大郎伸出了援手，公开发文声援费穆：“他们根本没有欣赏艺术的能力，何况，《孔夫子》的陈义，又如此崇高。”唐大郎的仗义执言，我觉得当为今日“娱记”所发扬。
当然，唐大郎并不是什么“娱记”，他是真正的成就卓著的报人、作家和诗人。（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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