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新華網
核心提示： 楊尚昆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同志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同志來這裡考察。考察後，看到我們島外的幾個地方，他們覺得可以，都表贊成，那是1988年。
鄒爾均，1931年生。1981年10月任廈門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廈門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副書記、第一副主任。1983年1月後歷任廈門市市長、市委書記、廈門經濟特區管委會書記、主任，1993年1月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本文根據2010年6月對鄒爾均同志的採訪記錄整理。
1981年9月26日，我到省裡參加福建省委全委會，省委書記李振庭同志找我談話，說你的工作調動一下。我感到很突然，到哪裡去？他說廈門經濟特區。我南下以後到福建，一直在老區山區工作，在閩西革命根據地工作了32年，那裡的山山水水我都熟悉。到廈門搞經濟特區，我沒搞過，心裡沒底。我說能不能不去？他說不行，省委書記項南同志會找你談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作為黨員當然只有服從。項南同志見面就問我什麼時候去，沒有商量的餘地。省委全委會結束後我回到龍巖已是9月底了，工作交接後，10月4號我就到了廈門。在去廈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兩個問題：第一，特區的使命是什麼？第二，全國已經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兩省已經實行開放，為什麼還要搞四個特區？到了廈門以後我首先向時任廈門市委書記的陸自奮同志請教，他給我講了一些精神，主要是讓我看文件。看過文件之後，我感覺，辦特區就是要我們跳出現行體制去闖出一條富民強國之路，一條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高速發展的路子。特區的任務就是闖，闖失敗不要緊，失敗了也就是一個“點”，對全國是個教訓，成功了當然就是經驗了。但當時顧慮還是很多，新中國成立30多年了，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和法律，若要跳出現行體制，必然同現行的一些規定相矛盾。我想，特區的任務就是改革，經濟特區是應改革而生的，改革就是特區的唯一使命，具體辦法就是小平同志指示的“摸著石頭過河”。
廈門經濟特區初創時期，我們主要抓了三件事情。
第一，抓基礎設施建設。當時投資環境不好，基礎設施條件很差。我第一次到湖裡去看，2.5平方公里的範圍，一片丘陵地帶，只有幾頭水牛在吃草，很荒涼。反過來一想，這樣也好，一張白紙，可以從頭做規劃、搞建設。當時一個香港記者團要採訪廈門經濟特區建設情況，我很著急，大概已經是10月7號或者8號了，記者15號就要來。讓他們採訪一個什麼樣的廈門經濟特區？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如果是動態的印象會好一些，靜態的就是幾頭水牛在吃草。我們商量決定，要採取緊急措施。當時的規劃大概輪廓基本有了，但詳細情況還沒有制訂出來。初步計劃是把2.5平方公里的開發範圍分成兩個階段，先搞1.1平方公里。我們找來技術人員，對已經規劃的幾個山頭確定了三個標高，準備平整為能夠辦工廠的廠地。經過一星期的準備，15號那天，香港記者都來了，請他們去看，那一天放炮動土，一大批工程機械車輛推土，場面很壯觀。香港的媒體推了我們一把：“一聲炮響，湖裡特區破土動工。”現在很多影視記錄片中經常有這麼一個鏡頭，就是這麼來的。當時廈門的交通設施、通訊條件都很差，沒有機場。萬里副總理來考察時就問，你們有沒有機場？沒有機場，怎麼搞經濟特區？人家怎麼來？我說我們要建機場，我們想在一個最老的軍用機場改建，但涉及到軍產。萬里副總理說他來做工作，他回去以後，一個星期中央就批迴來了，經過設計，我們在1982年元旦動工開始建機場。
當時我們最困難的一個問題是沒有錢，中央給了5000萬元建設性長期貸款，儘管利息很低，但還是太少了。當時湖裡動工，“五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訊、通郵、通車和平整土地）要花三四個億，5000萬是遠遠不夠的。怎麼辦？谷牧同志傳達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如果政府搞建設資金不夠，可以向外借，在建設資金上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個太好了。谷牧同志協調外經貿部，由時任外經貿部副部長的魏玉明同志替我們搭橋，把科威特海灣基金會引進來，向他們借了2200萬美元來建機場。當然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湖裡建設的錢怎麼辦？我們向香港中銀集團借，他們提出要和我們合作搞一個公司，由公司來投資建設，這樣就成立了一個聯合發展公司。他們提出，由我兼任董事長，江平（廈門市原副市長、原特區管委會第一副主任——編者注）兼任總經理。我說可以，只要能把錢借給我們，條件好解決。我派了幾個得力的同志擔任副董事長、副總經理，他們也派了人，公司很快就成立了。後來根據中央精神，我和江平同志都不兼任公司職務。後來搞港口建設，又向世界銀行借了3億多資金。建港口一事，交通部有個規定，港口需由國家投資。我們廈門要建，但資金又不夠，他們就提出，如果我們能出60%也就是2/3的資金，我們就可以建。這是一個難題，但是我們認了，接著通過財政部向世界銀行借錢，世界銀行經過評審，答應借給我們這筆錢。資金來源就是這樣解決的，可以說是舉債搞基礎設施建設。
另一個就是通訊設施。當時四個經濟特區中，我們是第一家建立起程控電話，比深圳還早。解決對外通訊，錢是向日本借的。為什麼要狠抓基礎設施建設，抓機場、港口和通訊？因為有一件事情讓我感觸很深。1981年廈門大學慶祝建校60週年，很多校友都在東南亞、香港，但回廈門要繞道走一個星期才能到。他們都是經濟方面的風雲人物，一到廈門打開我們的報紙，只有政治內容，沒有經濟新聞，沒有香港恆生指數，沒有股市信息，給家裡人打長途電話要先掛號，長途大概要三四個小時才能接通。有人就說，這樣一個地方怎麼能辦特區？有的甚至說，到廈門，腿也短了，耳朵也聾了，眼睛也瞎了。我到廈門後，聽到這些反映，覺得基礎設施建設迫在眉睫，這是搞經濟建設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我們也感到時不我待。通過向外籌資，我們在金融體制改革上就走出了一步，用改革來解決資金問題。
第二，抓培養人才。當時我們計劃利用兩年時間抓緊培養人才，採取了四條措施：一是辦了一所鷺江職業大學；二是請廈門大學增加幾個班為我們代培，我們送一批人到廈門大學，主要是攻外語，培養專門人才；三是辦成人職業院校，培養一批年輕的工人、幹部。我們把小學當作成人夜校，小學校舍不夠用，把中學也拿來辦。一次，中央一位領導來，我請他晚上9點半去看一道風景。9點半到學校一看，都是成年人；四是辦了旅遊學校、電子學校，並建了三個培訓中心。每一個工人，確定上崗後都要到培訓中心去進行專業培訓。我們通過這些措施來培養各類人才，有人因此給我們起了一個名字叫“知識分子辦特區”。我們的目的是讓投資商來這裡投資時能夠找到有一定素養的員工和專業人才。
第三，通過機構改革抓效率。當時我聽到一些反映，我們政府的機構不適應形勢的發展，頭頭太多，部門太多，外商到這裡投資談判不知道找哪一家。找副廠長，副廠長解決不了問題，再找廠長、書記，然後是分管局副局長、局長、局書記，然後反映到市裡的經委，然後是分管副市長。人家說，頭頭太多了，都搞不清楚，而且意見不一致，太麻煩。他們說，不怕進特區，但就是怕三條：一怕拖，二怕變，三怕頭頭太多。所以我們經過考察調研和班子集體研究討論，大家一致意見是經濟管理部門實行“大委制”，把八個工業系統的專業局一下子都取消了。放權給企業，給企業以自主權，讓企業自己去闖，這個辦法效果比較好。外商來找一個部門，找一個人就可以了。我們還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外資委員會”，把有關部門集中起來，聯合辦公。找到了“外資委”，計委也好，經貿也好，都在一起，對外一張嘴，對內一起商量，商量以後馬上辦，決定的事情大家蓋章，行政效率一下就提高了很多。當然這的確也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撤銷機構時很多上級部門領導給我打電話，說不要把我們的腿砍了，下去找不著人了。有的說，我們要安排錢的時候，機構都沒有了，安排給誰？我就跟他們商量，你們要開會，一定有人去，要辦什麼事，一定有人辦，這都沒有問題，但你們得支持我進行機構改革。說通了，他們也就支持了。也有的事情是要冒風險的。剛到廈門，我就把農業推向市場。改革糧食徵購體制，取消農民糧食徵購任務，廈門市需要的糧食都是按隨行就市的原則向農民議價收購，在糧價上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收購糧食還不少，不過是錢多了，多在了農民的口袋裡。糧食徵購是國家法律規定的，我向省裡保證，計劃內調給廈門的，該給的還給，此外我不再要一斤糧，不足部分我到其他地區去議價收購，比如到江西議價收購來解決廈門的吃糧問題。實際上，我們到外面買的糧食也不是很多，農民還是願意把糧食賣給我們，因為價格高了，農民收入多了，積極性更高了。
1984年春節過後，小平同志到特區來視察。他先到深圳，再到珠海，最後到廈門。他這次視察是一次大的推動，不僅推動了幾個經濟特區，而且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進程。小平同志這次視察有三個題詞，一個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濟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個題詞是“珠海經濟特區好”；在廈門的題詞是“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這三個題詞有一個背景，當時有人認為，引進外資就是搞租界，是殖民地，是賣國主義，這可是一個大的原則問題。這個聲音一出來，各部門都開始收縮。小平同志在這個時候出來視察，肯定特區政策是正確的，特區是好的，而且要辦得更快更好。回北京後跟中央負責同志商量，改革開放要進一步擴大，再增加14個沿海開放城市和13個經濟技術開發區，形成一個沿海的廣闊的開放地帶。所以，小平同志三個題詞的結論是，特區是正確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不僅正確而且還要廣泛開發，把改革開放向更深更廣的範圍推動。這也是歷史意義非同尋常的一次視察。
當時我們廈門同志聽到小平同志要來，非常高興。我們有想法，有看法，也有一些新的認識，希望跟老人家彙報彙報。可是中央傳來的消息說小平同志視察過程中有“三不”：不聽彙報，不要陪吃飯，不講話。這“三不”，我們覺得其他兩條可以做到，不彙報不行，我們希望能彙報。後來允許我們彙報五分鐘，雖然感覺太短，但考慮到老人家年紀大了，也只能如此。我們決定彙報一下廈門特區概況，同時提兩個請求：一是特區太小，要擴大到全島；二是想辦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港，這個問題當時市委市政府已經和省委彙報過了，省委表示同意。當時我陪小平同志上特區管委會天台去看整個湖裡，我就向小平同志彙報說，您看2.5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在這麼小一個地方搞改革試驗是不是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如果能大一點，就能給全國提供更多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小平同志笑了，但沒有回答。第二個問題向小平同志彙報時，他點頭微笑，也沒有講話。關於這個問題，省委書記項南同志已經在船上跟小平同志提過了，我當時也在船上，王震同志在邊上說，讓他們幹吧，小平同志沒吭聲。我彙報完後，請小平同志題詞，老人家欣然答應，健步走到鋪好宣紙的書桌旁，揮毫題寫：“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小平同志給深圳、珠海、廈門的三個題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幾句話來之不易。一個“正確”，一個“好”，一個是要“更快更好”。我認為，在廈門提出要“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更好”，意味著要把改革開放的範圍擴大。小平同志離開廈門，臨別上車時跟我講，你提的兩個問題，我帶回去讓第一線的領導同志來回答。這一句話，讓我覺得老人家不反對，有希望。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以後，這兩個問題都回答了。胡耀邦同志在接待日本客人時，宣佈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宣佈以後，我很高興，趕到北京去，有中央領導給我轉述，小平同志的兩句話講得非常明確：廈門的兩條，一個是2.5平方公里太小，要擴大到全島，我看可以；他們要搞一個自由港，讓他們試一試吧。對廈門特區來說，從2.5平方公里擴展到131平方公里，這是一個歷史性跨越。小平同志這次考察應該說是力挽狂瀾，特區的困難、阻力一掃而光。1985年由谷牧同志主持起草的國發85號文件講得十分明確：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是為了加強對臺工作，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而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另一個部署是發展我國東南經濟。這就明確了廈門經濟特區的兩大特殊任務：一是要為東南地區服務；二是對臺工作，這是廈門特區的天職。為什麼特區設在廈門，就是未來加強對臺聯繫，這是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重要部署。
根據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我們把重點放在對臺上，採取了“三引”方針：一是“以僑引臺”，我們去不了臺灣，華僑可以去臺灣；二是“以港引臺”，把香港作為我們談判或接觸的一個點，請港澳同胞幫我們到臺灣去做工作；三是“以臺引臺”，把臺灣方面的老朋友請過來，請他們幫我們做工作。比如，把王永慶請到廈門來辦石化工程。我們通過一個臺灣同胞把我們的資料、錄像帶送給王永慶看。王永慶在1989年12月16號看到我們的資料，馬上決定22號就在香港同我們會面。我向省裡和國臺辦彙報，應該說批准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等我辦完手續已經來不及了，當時直接坐車到羅湖口岸，已經是晚上了，海關關閘了，香港新華社派人過來接我們，兩邊的海關就等我們三個人（我、江平和一個副秘書長）。我們和王永慶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談了兩天，談得很好。當時由於臺灣方面的阻力太大，王永慶的項目最終沒有談成，但也有很大收穫，很多臺灣企業家認為，王永慶可以去，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由此形成了臺商到大陸投資的第一波熱潮，臺灣稱之為“王旋風”，是他把臺商都帶到大陸了。再一個機會就是和匯豐銀行合作。他們在新加坡舉行推介會，臺灣企業家高新平也到了新加坡，我們派江平同志去參加推介會，這樣就和高新平搭上了線。高新平來到廈門，覺得這個地方條件比較好，他租了我們一個廠房辦了一家導電橡膠工廠。地方雖很小，後來江澤民總書記等領導同志都到過這個地方。高新平起了一個帶頭作用，回臺後又替我們做工作，一下從臺灣帶了50多位企業家過來。我們福建省有獨特的優勢，華僑多，港澳同胞多，新加坡、香港、澳門都是我們接觸最好的地方，通過這些地方來加強對臺工作，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是辦臺商投資區。1987年臺灣放寬了政策，臺灣人可以回大陸探親。我們就有一個想法，能否辦一個臺商投資區。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同志到廈門視察，我就向他報告要辦臺商投資區。他說，你們已經是特區了，為什麼還要辦臺商投資區？我說，我們想用臺商投資區的名義集中起來，更好地為他們服務，擴展我們和臺灣的交流。這個想法他同意，回到北京後，他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同志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同志來這裡考察。考察後，看到我們島外的幾個地方，他們覺得可以，都表贊成，那是1988年。轉年到了1989年，中央領導要我們帶臺商投資區資料去彙報。我們當時預備了兩個方案，一個是海滄，地方大一點；一個是杏林，地方小一點。在北京全國人代會期間召開的國務院專題會議上，我彙報了臺商投資區這個題目。主持會議的，一位是田紀雲副總理，一位是吳學謙副總理。我把辦臺商投資區的目的講清楚後，提第一個方案，海滄60平方公里，大會一片反對聲，說太大了。特區最早才2.5平方公里，現在60平方公里，太多了，太大了。我說那就選杏林，小一點，10平方公里。田紀雲和吳學謙副總理聽著大家發言，最後他們做結論。田紀雲同志一開口，我大吃一驚，他說兩個都可以，不劃界限，需要一片建設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四個一片”就是這麼來的。當時太高興了，我們要一個，中央批兩個；我們要有界限的，結果給我們沒有界限的。關鍵還有一句話，“享受現行的特區政策”，等於特區從島內擴大到島外，不僅限於全島，已經跨出去了。
現在回過頭來想，我們當時的認識還是有侷限的。為什麼中央給的比我們原來要的多和大呢？說明我們在對臺工作的思想上還是沒有充分領會中央的意圖。我回來傳達時，跟廈門的幹部講，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檢討，大家思想上應該充分認識對臺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5月，國務院批准杏林、海滄為臺商投資區。到1992年，我和王永慶談判，他要100平方公里建工廠，把杏林和海滄幾乎都佔了，我藉此機會又向中央報告，地方不夠了，我們再補一個集美，國務院又批准集美為臺商投資區。關涉對臺政策的問題，中央放得都比較寬，所以廈門有三個臺商投資區。隨著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發展的需要，今年又增加一個漳州、一個泉州，這就又擴大了臺商投資區的範圍。
第三是燃放焰火，希望從此結束炮火。1984年底，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大姐來廈門，視察海峽之聲廣播電臺時指示，對臺宣傳中不要對罵，要改掉敵對意識，給對方釋放一種善意，把來自對岸的臺胞當親人。這為我們指明瞭正確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向。第二年春天，我們第一次在海邊面向金門放焰火，開始前先通過廣播向對岸喊話，告訴對方我們不是放炮，而是放焰火，向對岸傳遞一個和平、共同發展經濟的信息。第二年春節，我們繼續放，他們也放起了焰火，大家隔海呼應，第一炮我們放，第二炮他們放，規模最大的時候三個地方一起放。如今兩岸互放焰火，已成為固定節目。從炮火到焰火，這也是歷史性鉅變。2008年我到臺灣，通過和他們交談，效果還是非常好的。金門縣長到廈門來說，你這一炮放得好，我們懂得你們的意圖。到現在為止，金門人在廈門買房的非常多，兩岸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對臺工作現在只能說剛剛開始，還要深化下去，這是福建的歷史使命，也是廈門的天職。
廈門特區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為我國東南地區經濟服務。我們辦特區剛起步，也沒有太多的能力去輻射周邊，只能在政策輻射上做一些努力。我到廣東、深圳考察，都找不到比較好的辦法，去看廣交會的時候有了一個想法，廣交會以貿易為主，是國家對外商務的窗口，我們就辦一個以投資為主的廈交會，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這樣，第一次我們就把廈門、漳州、龍巖、泉州四個地方聯合起來辦，來的人很多，效果很好。第二年是全省辦，後來也請邊遠地方省市一起來辦，他們都樂意來參加。就是這樣一個平臺，到現在辦了24年了。開始是地區性的，後來是全省性的；開始是局部性的，口岸性的，十年以後，發展為全國性的，由商務部主辦，我們承辦，現在又發展成國際性的，每年都有100多個國家參加這個活動。通過“9.8”這個平臺，據不完全統計，20多年時間裡大概簽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合同，但其產生的影響遠比2000億美元還大。一句話，我們不僅為我國東南經濟服務，為全國服務，也為世界服務。我們靠的就是用政策輻射，廈門的知名度因此而大大提高。
總的來說，通過廈門經濟特區的創辦過程，我感觸最深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也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條基本路線是非常正確的。小平同志講基本路線100年不變，就是因為有變的因素存在，所以他才講100年不要變。我們經濟特區30年有兩次大的變動：一次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到三個經濟特區視察，最後肯定特區，再加上發展擴大開放地區，從而結束了一些爭論；第二次是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他講得非常透徹，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條。後來經過中央討論以後，決定把改革開放推向全國，由沿海到沿邊、沿江到內陸，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兩次大的爭論，兩次大的開放。所以我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必須堅持，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當前，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經濟特區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而是任重道遠。特區人要牢記改革的使命，堅持“特”，勇於“闖”，不斷增創新優勢，再創新輝煌，為全國提供更多的新鮮經驗，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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