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新华网
核心提示： 杨尚昆请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同志来这里考察。考察后，看到我们岛外的几个地方，他们觉得可以，都表赞成，那是1988年。
邹尔均，1931年生。1981年10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第一副主任。1983年1月后历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书记、主任，1993年1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本文根据2010年6月对邹尔均同志的采访记录整理。
1981年9月26日，我到省里参加福建省委全委会，省委书记李振庭同志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调动一下。我感到很突然，到哪里去？他说厦门经济特区。我南下以后到福建，一直在老区山区工作，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了32年，那里的山山水水我都熟悉。到厦门搞经济特区，我没搞过，心里没底。我说能不能不去？他说不行，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会找你谈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党员当然只有服从。项南同志见面就问我什么时候去，没有商量的余地。省委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龙岩已是9月底了，工作交接后，10月4号我就到了厦门。在去厦门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第一，特区的使命是什么？第二，全国已经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两省已经实行开放，为什么还要搞四个特区？到了厦门以后我首先向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陆自奋同志请教，他给我讲了一些精神，主要是让我看文件。看过文件之后，我感觉，办特区就是要我们跳出现行体制去闯出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的路子。特区的任务就是闯，闯失败不要紧，失败了也就是一个“点”，对全国是个教训，成功了当然就是经验了。但当时顾虑还是很多，新中国成立30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若要跳出现行体制，必然同现行的一些规定相矛盾。我想，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是应改革而生的，改革就是特区的唯一使命，具体办法就是小平同志指示的“摸着石头过河”。
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情。
第一，抓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投资环境不好，基础设施条件很差。我第一次到湖里去看，2.5平方公里的范围，一片丘陵地带，只有几头水牛在吃草，很荒凉。反过来一想，这样也好，一张白纸，可以从头做规划、搞建设。当时一个香港记者团要采访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情况，我很着急，大概已经是10月7号或者8号了，记者15号就要来。让他们采访一个什么样的厦门经济特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如果是动态的印象会好一些，静态的就是几头水牛在吃草。我们商量决定，要采取紧急措施。当时的规划大概轮廓基本有了，但详细情况还没有制订出来。初步计划是把2.5平方公里的开发范围分成两个阶段，先搞1.1平方公里。我们找来技术人员，对已经规划的几个山头确定了三个标高，准备平整为能够办工厂的厂地。经过一星期的准备，15号那天，香港记者都来了，请他们去看，那一天放炮动土，一大批工程机械车辆推土，场面很壮观。香港的媒体推了我们一把：“一声炮响，湖里特区破土动工。”现在很多影视记录片中经常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这么来的。当时厦门的交通设施、通讯条件都很差，没有机场。万里副总理来考察时就问，你们有没有机场？没有机场，怎么搞经济特区？人家怎么来？我说我们要建机场，我们想在一个最老的军用机场改建，但涉及到军产。万里副总理说他来做工作，他回去以后，一个星期中央就批回来了，经过设计，我们在1982年元旦动工开始建机场。
当时我们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钱，中央给了5000万元建设性长期贷款，尽管利息很低，但还是太少了。当时湖里动工，“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车和平整土地）要花三四个亿，5000万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谷牧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如果政府搞建设资金不够，可以向外借，在建设资金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太好了。谷牧同志协调外经贸部，由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同志替我们搭桥，把科威特海湾基金会引进来，向他们借了2200万美元来建机场。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湖里建设的钱怎么办？我们向香港中银集团借，他们提出要和我们合作搞一个公司，由公司来投资建设，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联合发展公司。他们提出，由我兼任董事长，江平（厦门市原副市长、原特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编者注）兼任总经理。我说可以，只要能把钱借给我们，条件好解决。我派了几个得力的同志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他们也派了人，公司很快就成立了。后来根据中央精神，我和江平同志都不兼任公司职务。后来搞港口建设，又向世界银行借了3亿多资金。建港口一事，交通部有个规定，港口需由国家投资。我们厦门要建，但资金又不够，他们就提出，如果我们能出60%也就是2/3的资金，我们就可以建。这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认了，接着通过财政部向世界银行借钱，世界银行经过评审，答应借给我们这笔钱。资金来源就是这样解决的，可以说是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个就是通讯设施。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我们是第一家建立起程控电话，比深圳还早。解决对外通讯，钱是向日本借的。为什么要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抓机场、港口和通讯？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1981年厦门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很多校友都在东南亚、香港，但回厦门要绕道走一个星期才能到。他们都是经济方面的风云人物，一到厦门打开我们的报纸，只有政治内容，没有经济新闻，没有香港恒生指数，没有股市信息，给家里人打长途电话要先挂号，长途大概要三四个小时才能接通。有人就说，这样一个地方怎么能办特区？有的甚至说，到厦门，腿也短了，耳朵也聋了，眼睛也瞎了。我到厦门后，听到这些反映，觉得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这是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也感到时不我待。通过向外筹资，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就走出了一步，用改革来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抓培养人才。当时我们计划利用两年时间抓紧培养人才，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办了一所鹭江职业大学；二是请厦门大学增加几个班为我们代培，我们送一批人到厦门大学，主要是攻外语，培养专门人才；三是办成人职业院校，培养一批年轻的工人、干部。我们把小学当作成人夜校，小学校舍不够用，把中学也拿来办。一次，中央一位领导来，我请他晚上9点半去看一道风景。9点半到学校一看，都是成年人；四是办了旅游学校、电子学校，并建了三个培训中心。每一个工人，确定上岗后都要到培训中心去进行专业培训。我们通过这些措施来培养各类人才，有人因此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知识分子办特区”。我们的目的是让投资商来这里投资时能够找到有一定素养的员工和专业人才。
第三，通过机构改革抓效率。当时我听到一些反映，我们政府的机构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头头太多，部门太多，外商到这里投资谈判不知道找哪一家。找副厂长，副厂长解决不了问题，再找厂长、书记，然后是分管局副局长、局长、局书记，然后反映到市里的经委，然后是分管副市长。人家说，头头太多了，都搞不清楚，而且意见不一致，太麻烦。他们说，不怕进特区，但就是怕三条：一怕拖，二怕变，三怕头头太多。所以我们经过考察调研和班子集体研究讨论，大家一致意见是经济管理部门实行“大委制”，把八个工业系统的专业局一下子都取消了。放权给企业，给企业以自主权，让企业自己去闯，这个办法效果比较好。外商来找一个部门，找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外资委员会”，把有关部门集中起来，联合办公。找到了“外资委”，计委也好，经贸也好，都在一起，对外一张嘴，对内一起商量，商量以后马上办，决定的事情大家盖章，行政效率一下就提高了很多。当然这的确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撤销机构时很多上级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不要把我们的腿砍了，下去找不着人了。有的说，我们要安排钱的时候，机构都没有了，安排给谁？我就跟他们商量，你们要开会，一定有人去，要办什么事，一定有人办，这都没有问题，但你们得支持我进行机构改革。说通了，他们也就支持了。也有的事情是要冒风险的。刚到厦门，我就把农业推向市场。改革粮食征购体制，取消农民粮食征购任务，厦门市需要的粮食都是按随行就市的原则向农民议价收购，在粮价上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收购粮食还不少，不过是钱多了，多在了农民的口袋里。粮食征购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我向省里保证，计划内调给厦门的，该给的还给，此外我不再要一斤粮，不足部分我到其他地区去议价收购，比如到江西议价收购来解决厦门的吃粮问题。实际上，我们到外面买的粮食也不是很多，农民还是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因为价格高了，农民收入多了，积极性更高了。
1984年春节过后，小平同志到特区来视察。他先到深圳，再到珠海，最后到厦门。他这次视察是一次大的推动，不仅推动了几个经济特区，而且推动了全国的改革进程。小平同志这次视察有三个题词，一个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济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个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三个题词有一个背景，当时有人认为，引进外资就是搞租界，是殖民地，是卖国主义，这可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这个声音一出来，各部门都开始收缩。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来视察，肯定特区政策是正确的，特区是好的，而且要办得更快更好。回北京后跟中央负责同志商量，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扩大，再增加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沿海的广阔的开放地带。所以，小平同志三个题词的结论是，特区是正确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不仅正确而且还要广泛开发，把改革开放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推动。这也是历史意义非同寻常的一次视察。
当时我们厦门同志听到小平同志要来，非常高兴。我们有想法，有看法，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希望跟老人家汇报汇报。可是中央传来的消息说小平同志视察过程中有“三不”：不听汇报，不要陪吃饭，不讲话。这“三不”，我们觉得其他两条可以做到，不汇报不行，我们希望能汇报。后来允许我们汇报五分钟，虽然感觉太短，但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大了，也只能如此。我们决定汇报一下厦门特区概况，同时提两个请求：一是特区太小，要扩大到全岛；二是想办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这个问题当时市委市政府已经和省委汇报过了，省委表示同意。当时我陪小平同志上特区管委会天台去看整个湖里，我就向小平同志汇报说，您看2.5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在这么小一个地方搞改革试验是不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大一点，就能给全国提供更多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小平同志笑了，但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向小平同志汇报时，他点头微笑，也没有讲话。关于这个问题，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已经在船上跟小平同志提过了，我当时也在船上，王震同志在边上说，让他们干吧，小平同志没吭声。我汇报完后，请小平同志题词，老人家欣然答应，健步走到铺好宣纸的书桌旁，挥毫题写：“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小平同志给深圳、珠海、厦门的三个题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几句话来之不易。一个“正确”，一个“好”，一个是要“更快更好”。我认为，在厦门提出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意味着要把改革开放的范围扩大。小平同志离开厦门，临别上车时跟我讲，你提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来回答。这一句话，让我觉得老人家不反对，有希望。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回答了。胡耀邦同志在接待日本客人时，宣布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宣布以后，我很高兴，赶到北京去，有中央领导给我转述，小平同志的两句话讲得非常明确：厦门的两条，一个是2.5平方公里太小，要扩大到全岛，我看可以；他们要搞一个自由港，让他们试一试吧。对厦门特区来说，从2.5平方公里扩展到131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历史性跨越。小平同志这次考察应该说是力挽狂澜，特区的困难、阻力一扫而光。1985年由谷牧同志主持起草的国发85号文件讲得十分明确：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是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另一个部署是发展我国东南经济。这就明确了厦门经济特区的两大特殊任务：一是要为东南地区服务；二是对台工作，这是厦门特区的天职。为什么特区设在厦门，就是未来加强对台联系，这是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重要部署。
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我们把重点放在对台上，采取了“三引”方针：一是“以侨引台”，我们去不了台湾，华侨可以去台湾；二是“以港引台”，把香港作为我们谈判或接触的一个点，请港澳同胞帮我们到台湾去做工作；三是“以台引台”，把台湾方面的老朋友请过来，请他们帮我们做工作。比如，把王永庆请到厦门来办石化工程。我们通过一个台湾同胞把我们的资料、录像带送给王永庆看。王永庆在1989年12月16号看到我们的资料，马上决定22号就在香港同我们会面。我向省里和国台办汇报，应该说批准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等我办完手续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直接坐车到罗湖口岸，已经是晚上了，海关关闸了，香港新华社派人过来接我们，两边的海关就等我们三个人（我、江平和一个副秘书长）。我们和王永庆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谈了两天，谈得很好。当时由于台湾方面的阻力太大，王永庆的项目最终没有谈成，但也有很大收获，很多台湾企业家认为，王永庆可以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由此形成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第一波热潮，台湾称之为“王旋风”，是他把台商都带到大陆了。再一个机会就是和汇丰银行合作。他们在新加坡举行推介会，台湾企业家高新平也到了新加坡，我们派江平同志去参加推介会，这样就和高新平搭上了线。高新平来到厦门，觉得这个地方条件比较好，他租了我们一个厂房办了一家导电橡胶工厂。地方虽很小，后来江泽民总书记等领导同志都到过这个地方。高新平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回台后又替我们做工作，一下从台湾带了50多位企业家过来。我们福建省有独特的优势，华侨多，港澳同胞多，新加坡、香港、澳门都是我们接触最好的地方，通过这些地方来加强对台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是办台商投资区。1987年台湾放宽了政策，台湾人可以回大陆探亲。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能否办一个台商投资区。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到厦门视察，我就向他报告要办台商投资区。他说，你们已经是特区了，为什么还要办台商投资区？我说，我们想用台商投资区的名义集中起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扩展我们和台湾的交流。这个想法他同意，回到北京后，他请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同志来这里考察。考察后，看到我们岛外的几个地方，他们觉得可以，都表赞成，那是1988年。转年到了1989年，中央领导要我们带台商投资区资料去汇报。我们当时预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海沧，地方大一点；一个是杏林，地方小一点。在北京全国人代会期间召开的国务院专题会议上，我汇报了台商投资区这个题目。主持会议的，一位是田纪云副总理，一位是吴学谦副总理。我把办台商投资区的目的讲清楚后，提第一个方案，海沧60平方公里，大会一片反对声，说太大了。特区最早才2.5平方公里，现在60平方公里，太多了，太大了。我说那就选杏林，小一点，10平方公里。田纪云和吴学谦副总理听着大家发言，最后他们做结论。田纪云同志一开口，我大吃一惊，他说两个都可以，不划界限，需要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四个一片”就是这么来的。当时太高兴了，我们要一个，中央批两个；我们要有界限的，结果给我们没有界限的。关键还有一句话，“享受现行的特区政策”，等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岛外，不仅限于全岛，已经跨出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当时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为什么中央给的比我们原来要的多和大呢？说明我们在对台工作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充分领会中央的意图。我回来传达时，跟厦门的干部讲，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检讨，大家思想上应该充分认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5月，国务院批准杏林、海沧为台商投资区。到1992年，我和王永庆谈判，他要100平方公里建工厂，把杏林和海沧几乎都占了，我借此机会又向中央报告，地方不够了，我们再补一个集美，国务院又批准集美为台商投资区。关涉对台政策的问题，中央放得都比较宽，所以厦门有三个台商投资区。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的需要，今年又增加一个漳州、一个泉州，这就又扩大了台商投资区的范围。
第三是燃放焰火，希望从此结束炮火。1984年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大姐来厦门，视察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时指示，对台宣传中不要对骂，要改掉敌对意识，给对方释放一种善意，把来自对岸的台胞当亲人。这为我们指明了正确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向。第二年春天，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面向金门放焰火，开始前先通过广播向对岸喊话，告诉对方我们不是放炮，而是放焰火，向对岸传递一个和平、共同发展经济的信息。第二年春节，我们继续放，他们也放起了焰火，大家隔海呼应，第一炮我们放，第二炮他们放，规模最大的时候三个地方一起放。如今两岸互放焰火，已成为固定节目。从炮火到焰火，这也是历史性巨变。2008年我到台湾，通过和他们交谈，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金门县长到厦门来说，你这一炮放得好，我们懂得你们的意图。到现在为止，金门人在厦门买房的非常多，两岸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对台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始，还要深化下去，这是福建的历史使命，也是厦门的天职。
厦门特区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为我国东南地区经济服务。我们办特区刚起步，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辐射周边，只能在政策辐射上做一些努力。我到广东、深圳考察，都找不到比较好的办法，去看广交会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广交会以贸易为主，是国家对外商务的窗口，我们就办一个以投资为主的厦交会，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这样，第一次我们就把厦门、漳州、龙岩、泉州四个地方联合起来办，来的人很多，效果很好。第二年是全省办，后来也请边远地方省市一起来办，他们都乐意来参加。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到现在办了24年了。开始是地区性的，后来是全省性的；开始是局部性的，口岸性的，十年以后，发展为全国性的，由商务部主办，我们承办，现在又发展成国际性的，每年都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这个活动。通过“9.8”这个平台，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时间里大概签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合同，但其产生的影响远比2000亿美元还大。一句话，我们不仅为我国东南经济服务，为全国服务，也为世界服务。我们靠的就是用政策辐射，厦门的知名度因此而大大提高。
总的来说，通过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我感触最深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条基本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小平同志讲基本路线100年不变，就是因为有变的因素存在，所以他才讲100年不要变。我们经济特区30年有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到三个经济特区视察，最后肯定特区，再加上发展扩大开放地区，从而结束了一些争论；第二次是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他讲得非常透彻，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后来经过中央讨论以后，决定把改革开放推向全国，由沿海到沿边、沿江到内陆，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两次大的争论，两次大的开放。所以我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必须坚持，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特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而是任重道远。特区人要牢记改革的使命，坚持“特”，勇于“闯”，不断增创新优势，再创新辉煌，为全国提供更多的新鲜经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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