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金庸先生在写完《鹿鼎记》后，突然宣布封笔，退出侠坛。
对此，许多人说是江郎才尽。因为金庸先生还在世时，各种场合，经常有熟捻或陌生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了？”
金庸总是长叹一声：“真的写不出来了！”
你们也太小看金庸先生了吧？
如果是在《鹿鼎记》之前封笔，或许你还能有些说道。但是《鹿鼎记》出来后，完全就说不通了。很明显，金庸先生如果想写，他完全可以从《鹿鼎记》开启一个新的创作高潮，用这种反武侠精神，在当时那个混乱不堪的香港，去掀起一股新的的潮流。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觉得够了。
其实我觉得用功成身退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更为恰当。金庸从来都是以一个时评人自居，这是他创办明报的初衷，而写“武侠连载”的举动只是为了拉动报纸销量。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鹿鼎记》的时代，金庸已经功成名就，他觉得已经够了。他应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955年，金庸先生用一部《书剑恩仇录》成功地打开了“武侠小说市场”。
当时，《书剑恩仇录》被刊登在《新晚报》的“小说板块”上，此书一经问世便取得了极大的反响，《新晚报》的销售量极速攀升，“金庸”这个笔名也被广大武侠爱好者们所熟知。
4年之后（1959年），金庸先生与好友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
金庸先生创办《明报》的初衷并非是为了刊登武侠小说，而是以报纸的形式向社会大众发声。金庸先生利用《明报》宣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形象、用文字和思想净化社会大众的心灵。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充斥着“混乱思想”的年代，市民们并不愿意接受所谓的“民族思想教育”，他们只寻求感官上的刺激，金庸先生所创办的《明报》并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明报》的销量惨淡，濒临倒闭。
金庸先生为了拯救《明报》的销量不得不“弃文从武”，在《明报》上刊登武侠小说。《明报》几次面临破产，完全依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艰难支持。当时金庸每天晚上熬夜写武侠小说，但销量始终不佳，销最差时只有五六千份。
即便只有五六千份，大部分购买者也是为了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
所以，当时金庸没有办法不写。一旦他停笔，明报就完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和巨大投资就打了水漂。
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不仅仅有“快意恩仇”，更有“民族大义”。
后来《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金派”武侠小说一经刊登，必然大火，《明报》的销量从最初的几十份卖到了几万份，甚至几十万份。1962年，在金庸先生的努力下《明报》被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中国香港市报刊文化的风向标。
1969年，金庸先生执笔《鹿鼎记》，当时的《明报》已经成为了香港市民们人手一刊的现象级读物。此时的《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随后越来越壮大。金庸已经成为香港有名的富人，还颇有声誉，金庸先生不必在用刊登小说的形式来提升《明报》的销量，说通俗点他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写小说来维持事业。
所以金庸先生开始在小说中抨击社会现象，利用“韦小宝”来讽刺当时的香港是一个“小人得志”的病态城市。
《鹿鼎记》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武侠小说，它是一把惊醒世人的戒尺。书中韦小宝这个人物的出现，颠覆了以往所有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形象，而整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反武侠”模式。从中也可以看出金庸先生创作的心路历程，“武”和“侠”的极致是悲凉，在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身上反映的是侠义精神那一曲最后的挽歌，而“侠“与”义”最终也败给了蝇营狗苟。
《明报》靠着《鹿鼎记》的口碑走向了创报以来的巅峰，《鹿鼎记》完结后，金庸先生认为《明报》已经不需要依靠武侠小说来维持销量了，功成名就的金庸先生决定就此封笔。封闭以后的金庸先生重新提起了他时评人的那支笔，重新拾起了他追求知识的学问之心，武侠世界之外的查良镛，同样精彩。
或许此后，金庸先生有着复出的想法，但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金庸先生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所以后期，金庸先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逻辑严谨的体系，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对每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删减、增加、或者改动，这也耗费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不夸张地讲，金庸先生几次修订小说所耗费的精力可以轻轻松松写几部长篇小说。
道家有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金庸正是深谙其中之道，才在顶峰时期急流勇退，让金庸和他的武侠一起，塑造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快意恩仇的世界，并且每个人又能从相同的小说中读出不同。
这正是金庸出世与入世的大智慧。“功成、名遂、身退”，这六字就是何以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便封笔的答案。
所以，金庸先生绝对不是什么江郎才尽，他只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功成身退而已。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与世长辞，为世人留下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的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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