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金庸先生在寫完《鹿鼎記》後，突然宣佈封筆，退出俠壇。
對此，許多人說是江郎才盡。因為金庸先生還在世時，各種場合，經常有熟捻或陌生的人問他：“你為什麼不寫了？”
金庸總是長嘆一聲：“真的寫不出來了！”
你們也太小看金庸先生了吧？
如果是在《鹿鼎記》之前封筆，或許你還能有些說道。但是《鹿鼎記》出來後，完全就說不通了。很明顯，金庸先生如果想寫，他完全可以從《鹿鼎記》開啟一個新的創作高潮，用這種反武俠精神，在當時那個混亂不堪的香港，去掀起一股新的的潮流。但是他沒有，因為他覺得夠了。
其實我覺得用功成身退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更為恰當。金庸從來都是以一個時評人自居，這是他創辦明報的初衷，而寫“武俠連載”的舉動只是為了拉動報紙銷量。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鹿鼎記》的時代，金庸已經功成名就，他覺得已經夠了。他應該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955年，金庸先生用一部《書劍恩仇錄》成功地打開了“武俠小說市場”。
當時，《書劍恩仇錄》被刊登在《新晚報》的“小說板塊”上，此書一經問世便取得了極大的反響，《新晚報》的銷售量極速攀升，“金庸”這個筆名也被廣大武俠愛好者們所熟知。
4年之後（1959年），金庸先生與好友沈寶新合資創辦了《明報》。
金庸先生創辦《明報》的初衷並非是為了刊登武俠小說，而是以報紙的形式向社會大眾發聲。金庸先生利用《明報》宣揚民族精神、樹立民族形象、用文字和思想淨化社會大眾的心靈。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斥著“混亂思想”的年代，市民們並不願意接受所謂的“民族思想教育”，他們只尋求感官上的刺激，金庸先生所創辦的《明報》並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明報》的銷量慘淡，瀕臨倒閉。
金庸先生為了拯救《明報》的銷量不得不“棄文從武”，在《明報》上刊登武俠小說。《明報》幾次面臨破產，完全依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連載艱難支持。當時金庸每天晚上熬夜寫武俠小說，但銷量始終不佳，銷最差時只有五六千份。
即便只有五六千份，大部分購買者也是為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連載。
所以，當時金庸沒有辦法不寫。一旦他停筆，明報就完了，這麼多年的心血和巨大投資就打了水漂。
金庸先生創作的武俠小說中不僅僅有“快意恩仇”，更有“民族大義”。
後來《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金派”武俠小說一經刊登，必然大火，《明報》的銷量從最初的幾十份賣到了幾萬份，甚至幾十萬份。1962年，在金庸先生的努力下《明報》被上流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中國香港市報刊文化的風向標。
1969年，金庸先生執筆《鹿鼎記》，當時的《明報》已經成為了香港市民們人手一刊的現象級讀物。此時的《明報》已完全擺脫財政窘境，平均日銷量是5萬份，隨後越來越壯大。金庸已經成為香港有名的富人，還頗有聲譽，金庸先生不必在用刊登小說的形式來提升《明報》的銷量，說通俗點他已經沒有必要通過寫小說來維持事業。
所以金庸先生開始在小說中抨擊社會現象，利用“韋小寶”來諷刺當時的香港是一個“小人得志”的病態城市。
《鹿鼎記》並不是一部單純的武俠小說，它是一把驚醒世人的戒尺。書中韋小寶這個人物的出現，顛覆了以往所有武俠小說中的主角形象，而整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反武俠”模式。從中也可以看出金庸先生創作的心路歷程，“武”和“俠”的極致是悲涼，在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身上反映的是俠義精神那一曲最後的輓歌，而“俠“與”義”最終也敗給了蠅營狗苟。
《明報》靠著《鹿鼎記》的口碑走向了創報以來的巔峰，《鹿鼎記》完結後，金庸先生認為《明報》已經不需要依靠武俠小說來維持銷量了，功成名就的金庸先生決定就此封筆。封閉以後的金庸先生重新提起了他時評人的那支筆，重新拾起了他追求知識的學問之心，武俠世界之外的查良鏞，同樣精彩。
或許此後，金庸先生有著復出的想法，但他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精力。金庸先生是一個對自己的文字抱著精益求精的態度。所以後期，金庸先生為了使自己的作品成為一個邏輯嚴謹的體系，做了大量的修訂工作。對每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刪減、增加、或者改動，這也耗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不誇張地講，金庸先生幾次修訂小說所耗費的精力可以輕輕鬆鬆寫幾部長篇小說。
道家有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金庸正是深諳其中之道，才在頂峰時期急流勇退，讓金庸和他的武俠一起，塑造了一個與現實完全不同的快意恩仇的世界，並且每個人又能從相同的小說中讀出不同。
這正是金庸出世與入世的大智慧。“功成、名遂、身退”，這六字就是何以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後便封筆的答案。
所以，金庸先生絕對不是什麼江郎才盡，他只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功成身退而已。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與世長辭，為世人留下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的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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