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早成的馬學良，是在戰亂中催生的。他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語言專業，師從語言學家羅常培、丁聲樹等，後轉從李方桂。
1939年底，馬學良曾隨老師李方桂赴雲南路南縣調查倮倮語。
馬學良 路南縣尾則村不足百戶，偏僻貧困，對外交流少，類似語言孤島。李方桂選中尾則村調查，重點是倮倮語中的撒尼語。
他們找到村裡一位小學老師做發音人，採用隨機的方法，實指現問。從身體的器官，室內的陳設，到門外的花鳥蟲魚、飛禽走獸、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邊問邊用國際音標記音。當晚，把下來的卡片再請發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路南一月，老師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詞彙總算記錄完了，還整理了語音系統。囿於時間和費，卻不能再記錄語法系統。
1940 年秋，隨著史語所轉移，李方桂帶著研究生馬學良、張琨也遷到李莊板栗坳。當時語言組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僅有師生三人。據馬學良回憶，“在板栗坳這段時間，我在李先生指導下繼續整理撒尼語資料，並著手撰寫畢業論文”。
1941年5月，西南聯大教授羅常培等人到李莊參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畢業答辯，他在《蜀道難》一書中寫道：
三日上午約馬學良君來，評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語語法》。李先生對我說，他這篇論文在已出版的關於倮倮語的著作裡算是頂好的。這雖然含著獎掖後學的意思，但是我看過論文初稿後，也覺得李先生的話不算是十分阿好或過譽。我一方面佩服馬君鑽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謝李先生指導的得法。
過幾年的補充和完善，馬學良的《撒尼倮倮語語法》一書在李莊完成。解放後，倮倮改稱彝族。1950年，馬學良的著作最終以《撒尼彝語》為書名，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這是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語音學傳入我國後，第一部用現代語音學理論，描寫實地語料的少數民族語言學著作。通過對撒尼彝語的研究，揭示了藏緬語的重大語音和語言特徵，至今仍是學習彝語和彝族文化的津樑。
彝族，是中國最古老的少數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脈複雜，有獨特的宗教信仰、社會制度和文化形態。
自十九世紀末，西方人就把眼光盯到那片土地上。法國親王奧爾良曾深入金沙西岸的大小涼山和雲南的楚雄、思茅、蒙自一帶，蒐集了大批倮倮文手稿，送給巴黎東方語言學會圖書館。打著“考察”旗號的保爾.博厄爾，也將在雲南曲靖、宜良一帶蒐集到的倮倮族詞彙交給巴黎東方人學會。法國人沙爾雅也曾到雲南武定、祿勸一帶複製倮文碑文，收購古籍刻本。
1941年9月，馬學良獨自踏上去雲南的路。此行的目的，是想蒐集一批有價值的倮文典，包括祭、占卜、天文曆法、譜牒、神話詩文、譯述、語言文字等。
倮文典，是用一種稱為爨文、韙書、羅文的單音節表意文字寫成的。據倮倮傳說，書是畢摩從“天宮”帶來的“天書”，在少數土司和畢摩(祭司)中流行。畢摩把書藏之木匣，置之高閣，焚香供奉。行祭祀之日，必先祭書，方顯靈驗。
倮語支系旁雜。馬學良雖通撒尼倮語，但要到武定、祿勸與當地交流仍十分困難。過兩個月的語言訓練，馬學良基本消除了語言障°.。他走鄉串寨，考察各地的風俗習慣，收集民歌民謠，神話傳說，遍訪畢摩，行程千里，終於在金沙邊找到一個叫張文元的老畢摩。
他向張文元日夜求教，歷寒暑，學得文上百篇，讀完了老畢摩的全部藏書。
有一天，他從畢摩張文元處得知武定一土司家藏有大量書。
武定土司鳳氏，篤信宗教，歷代興學，延聘老畢摩，招徒授業，著書立說。還建有藏樓，貯藏書，鳩工雕版，印刷典籍。篤學家風，代代相傳。後雖歷戰亂，仍有大量遺存。
馬學良把這一重要情況立即函告了傅斯年。
在張文元、張自新兩位畢摩的帶領下，馬學良前往鳳氏家，求見那安和清土司，要求參觀藏樓。
那氏是土司的夫人，因避戰亂改為那姓，仍執土司職。事前，馬學良與兩位畢摩反覆進行過談判技巧的演練。那氏到底是婦道人家，畢摩和她交涉良久，她偷眼觀察馬學良一臉誠懇，終於允許他們踏上藏樓的獨木梯。
土司家道衰敗，藏樓早已頹圮，無人問津，滿是積塵，黴氣逼人，架上書已是頁黃紙脆。
但匆匆過眼，馬學良如進芝蘭之室，如步山陰道上，頓時內心一陣狂喜。室內書尚有幾百部，既有手本，又有木刻本，如明代刻本《太上感應篇》已是絕版。他當即判斷，發現了一個民族文化的寶庫。 馬學良再函傅斯年：“購夷族祖像約計千餘元，又夷文典已購得一部分，又訪得祿勸一土司珍藏古書書甚多，足可校正流傳來之仳謬，唯索價每部約需百餘元，預計可購得二三十部，伏乞斟酌情形，速為撥匯四五千元以便商購。”
丁聲樹先生覆函，是以傅斯年的名義，“目錄已收到。已另向渝請款四千元作購夷族祖像及寫本用;價目需商至最低廉，整批作數，勿單冊計算;材料需完整。”他心急火燎，幾天後再向傅斯年去一信：“抵達茂連鄉夷區，前函此間有一室藏夷文史盛多，時下正與該土司接洽觀，以是典為明本，彌足珍貴，最好由所方出一公事，請其低價出售或捐贈。並乞吾師示之所方最多出價若干，又該土司藏關於民俗標本甚多，不知所中有無此項購置費，究應如何，乞速示知。”
馬學良與兩位畢摩夙興夜寐，手不釋卷，加緊整理出藏樓的藏書目錄。在蛛網和塵灰中，過十多天緊張工作，他們終於清理完藏書，並與女土司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來藏在土署的籍已有相當部分散落到民間，是一批曾在土署當過畢摩的帶出去的。馬學良與土司商量，決定召開一次畢摩大會，動員他們捐獻卷。
1943年正月十八，獻大會在茂連鄉土署中如期舉行。各地的畢摩不顧體弱多病，爬山涉水，負攜卷，從四面八方趕來赴會。到會畢摩數十人，民眾數百計，土司發煙酒，殺豬煮“坨坨肉”，款待客人。
入夜，土司官衙中燈火輝煌，人聲鼎沸。客堂內畢摩兩排列坐，大門外觀者如潮。會上按倮倮慣例，飲酒吟詩，答疑解難，競才品藝，群情激昂，喜極而泣。
馬學良通曉倮語，作歌酬答，侃侃而談，博得眾人好評。這次大會成了當地文化史上的盛會。會上決定，土司出面，召集各地畢摩，舉辦倮倮學校，培養有識之士，振興民族文化。
茂連鄉辦起第一所倮倮學校，一批老畢摩重新登壇講。馬學良則教授邊疆史和國際音標。當地人稱他為漢人畢摩。一批散落民間的書也源源不斷地送至馬學良手上。
如在太平盛世，如能假以時日，倮倮文化的中興或許會在這片土地上出現奇蹟。正當此時，他收到了傅斯年1943年1月16日的來信：
關於你之留滇事，茲為給興羅先生明瞭我辦事之困難，不得不詳說所中費之困難，而在(民國)三十二年因為費更困難，你必須返所了。實是總辦處付不出來，研究所早已欠賬累累矣。
幾十年後馬學良回憶道：
正在我拜師習的過程中，史語所召我回四川，因是費缺乏，難以為繼。我將進度情況彙報後，李先生覺得中途停止，十分可惜，便與傅斯年所長商議籌措費。傅先生表示如何怎樣困難，也要籌措費，繼續調查，傅先生說，“實在沒有辦法，我只好把我的幾架子書賣了作調查費。”令人十分感動。
這批書共有兩千多冊終於安全運回。解放初，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約請馬學良為收藏在北京圖書館的這批彝文書編目。這些彝文典，馬學良之手共分為九類，包括祭祀、占卜、律歷、譜牒、詩文、倫理、歷史、神話、譯著等。這種分類法成了我國後來彝編目的基礎。
物是人非，摩挲著這些典，馬學良定會感觸良多。
(本文摘自岱峻：《發現李莊》，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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