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1
得到被隔离消息的前20分钟，也就是2月1号上午11:46，我还在上海家里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一边想着晚上要不要点个什么外卖。
手机开始狂响，我又是一个“运动起来不能中断”的强迫症，喜欢听见自己的脚踩在跑步机上的声音。当我最终回复家里的未接来电时，差点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
“小荷，你回重庆的航班有一个人确诊了，过会儿疾控中心会给你打电话。”爸爸说，“应该会要求你隔离，我们也被要求在家呆一周。”
我拿着手机，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思维短路，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迷惘中，我记起来爸爸的最后一句是：“你妈妈在家里哭。”
2020年1月21号，我乘坐了从上海飞往重庆的MU5431号航班。那天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目测机场只有一半多的人戴了口罩，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
此后每隔一会儿，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一会给自己鼓劲：没事，这都十几天了；一会又忍不住想起病毒传播的厉害……除了2008年在北川采访，我的神经从未如此脆弱过。
那些每天转发朋友圈的愤怒，那些想要为可怜的武汉人呐喊的热血，那些不解和困惑全都汇聚成一种情绪——空白。
此时我还不明白隔离的含义，如果把我带走，我可怜的猫怎么办？公司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又涌上心头。这一刻的我，哪里是那个见惯风雨的记者，只是一个无助的普通人。
2020.1.21（回想）
冷静下来，我上网搜了一下关键词“MU5431”，在微博官方认证的“宜宾发布”上，有一条前一天（1月31日）发布的信息：新增确诊患者蔡某，44岁，男性，曾到上海出差，1月21日乘飞机（MU5431号航班）从上海到重庆，1月22日从重庆乘高铁G1976次（15号车厢）到内江，随后乘公司车辆从内江回到叙州区家中。1月28日因发热就医，医院随即收治隔离。
我大脑一片空白，但还是不假思索地拨通了重庆疾控中心的电话，那边问了我详细情况，说要把这情况汇报给上海疾控中心。最后我追问了一句：“请问那个人是坐的第几排？”他们表示不清楚，然后就挂了。
过了一会，重庆那边派出所民警的电话也来了，又问了一遍情况。22号我还去找这个民警办过事，那天整个派出所只有陪我办事的爸爸和我戴口罩，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应该知道情况这么严重啊……”
放下电话，我一直在回想这句话是不是有“怪罪”的意思。下一刻又惊觉，怎么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病人的敏感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告诉了一个朋友，同时也告诉了骚客文艺最资深的编辑小窗。小窗是一个像理科生多过于像文科生的孩子，平时大部分文章的资料都是通过她在核对和整理。
我和她详细讲了一下情况。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说，截至1月21号19时，上海有6例确诊病例（5例有武汉居住史或旅行史，1例为密切接触者）。而官方信息上，没有披露航班上的确诊病例是从武汉过来的，同一个航班，几百个乘客，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他一个人确诊。从概率上讲，很有可能，他是在离开上海之后经由高铁或者其他渠道被感染的。
这或多或少算是一种聪明的安慰吧。我算了一下时间，已经11天过去了。大部分感染的，都得七八天开始出现症状；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两个年轻人，我又全程戴着口罩，甚至还用帽子遮住了头，连饭都没敢吃，也没敢上厕所，防护应该挺到位了。这十来天里，除了在重庆家里陪父母过年，回了上海以后，一步都没出过门，外卖都是让小哥放在门口，过一会儿才出去拿。每天倒垃圾，也都是走的楼梯。随身带着消毒湿巾，手都快洗烂了……
我把这些逻辑链条和理性分析发给那个朋友，但他不以为然地说：“你现在去分析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等三天呢……”
生平第一次有打人的冲动。
其实年前我就预定了2月2日飞往日本的机票，还想着说一年到头，趁机休息两天。虽然已经第一时间就退票了，但是还是心有不甘：为什么？为什么是我？那么多班航班，为什么让我遇到了？
2020.2.2
不知道算不算做好了理性的心理准备，我决定开始“生产自救”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根本无从下手，只能在煎熬中又多等了一天。
抱着猫说了无数的话，告诉它们：“万一妈妈再走几天，千万不要以为我不要你们了……”
沉寂了无数天的门，终于在2月2号被敲响，两个全副武装的医疗人员出现在面前。
上门测体温的医护人员
和她们聊了一下，她们仿佛才恍然大悟：“哦你不是从武汉回来的？哦你不算是密切接触，这也都十几天了，再坚持两天吧……”
仿佛看到她们长舒了一口气（我完全能理解），不过该有的防护还得做：她们给了我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给了我体温计，还有专业的医疗垃圾袋。
让我给告知书签字的时候，她们还特意告诉我：“这笔也给你了，不用还了。”
几个小时后，我邻居在微信上问我：“你被隔离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
他说：“我猜的。”
我说：“你住在十几层，和我隔那么远，而且我回上海都没告诉你，你怎么可能知道。”
于是乎，第一时间给之前通知我的居委会主任打电话，大概意思就是：
我知道您很忙，你们都辛苦了，但是上海疾控中心的信息是我主动给重庆疾控中心，让他们转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沟通会是这样：我没有去过湖北，也没有和湖北的人接触过；我只是和确诊的人坐了一个航班，这个人的资料显示没有去过武汉，他是谁都不知道，也不是亲密接触，最重要的是，我又不是有病的人，为什么楼上的邻居马上就知道我被隔离了？如果他都知道了，其实相当于整栋楼都知道了，麻烦尊重一下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
居委会主任立即道歉，表示会查明情况，也表示第二天会专门去跟物业打招呼……
（这位热心的主任第二天还来探望了我，给我送了一些水果）
我在微信上跟小窗说：“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还有疑似感染的，以及被隔离的几乎没有实名接受采访的了。”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大喊：“5B！垃圾！”窸窸窣窣的声音中，我从猫眼看见，有个穿着医用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戴着手套，把我那堆“医用垃圾”小心翼翼地拎走了。
2020.2.2-2.3
心里还是觉得憋屈，却没有地方去倾诉。
晚上，有个朋友过来给我送菜，我说别连累你了，于是他按了门铃，把饭和菜放在了门口的鞋架上。我隔着猫眼感谢了他，过了一会我收到他的短信：“我怎么有种tanjian的感觉。”
朋友送来的饭菜
世卫 (WHO) 曾发表如何应对甲型流感于飞机上传播技术建议，指在飞机上与患者的接触，定义为患者座位的前后两排（即总共五排乘客）。如果这个人只是和我一个航班，那么我就应该是“一般接触”。
但这一切都架不住内心的恐慌。得到通知的那一天，我那个线上支援的朋友说：“你虽然说得云淡风轻，但我能感觉到你的害怕。”
我开始各种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清点家里的库存，发现还有一颗红薯、一个苹果、几袋兔子肉、一箱玉米和一箱方便面，最糟糕的是，猫的罐头没有了，我再“四体不勤”也不至于麻烦居委会的人帮我买猫粮呀。
上网发现，四川的朋友贴出成都公卫中心的救助信息，说是快裸奔了。下意识转发之后，有个成都的朋友告诉我是真的，然后另一个朋友也给我留言，说他们能搞到物资。
想也没想，就在骚客文艺的读者群里试探性地问大家，是否愿意出一点力，我出5000，大家有一点算一点，给四川那边的一线医护人员捐助一点口罩。
刚一发出去信息，群里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第一时间就转了10000给我，此后几个小时，我的手机收钱信息没有断过，我把每一条收款信息都截图发在了群里，也有群友主动申请整理更新着捐助名单。
有点哽咽，我忍着眼泪把捐助情况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这些可爱的群友，没想到，我爸的学生，我的同学，不在群里的一些朋友也开始不断转钱给我：请帮我转交。
终于，我们凑到了3万多，结果我却找不到那个联络资源的朋友了……
2020.2.3
早上一起来，心急火燎地继续联系那个朋友，结果对方所有的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有些后悔，难怪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公益难做，因为涉及到太多的细节和琐碎的事物，每一步都不能错。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在读者群里面告诉了大家，同时也发布了朋友圈，请求大家，有资源的和我联系。
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各种资源对接。要么就是对方口罩太贵，要么就是在国外无法解决运输的问题……终于，通过一个群友，找到了靠谱的资源。把资源方和医院方都拉了个小群，互相交流了一下，勉强放下了半颗心。
成都公卫中心确认口罩可用
然而，此时群里也有人提出异议，为什么要千辛万苦从疫情最厉害的武汉买口罩寄给四川？另有群友说，武汉本来就是口罩制造大市。我也跟他们解释，因为一线的医护人员都缺口罩，只要是给他们用都行，更何况这家医院是朋友介绍的，算是有比较靠谱的对接对象，毕竟我们想方设法也得避开那些不靠谱的协会才是。
群里每一步都在直播，和大家商量捐助的事
下午晚些时候，那个ID叫做@淡淡的男人味 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所有的口罩已经装箱，还有票据的照片也发给我。此时群里一阵欢呼，我合上手机，第一次发现，那种对于疾病的惊惧不知不觉消失了。
骚客文艺读者群送往四川公卫中心的口罩打包好了
一分钱没有赚我们，还帮我们出了快递费的卖家
2020.2.4
早上又上报了一次体温，医护人员来敲门，这次没有戴护目镜，她们递给我一张文件——《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
我拍下来发给了爸爸。过了一会爸爸说：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我这才知道，每天写诗的爸爸原来也一直担心着呢。他说，老妈都哭了好几天了。
雪村老师有一次建议我，少写自己的事，多写写世界。但这一次的记录，是因为我不仅仅是我自己。
截止2020年2月4日0-12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4例；新增治愈出院2例；新增确诊病例11例，其中1例重症。
1月30号那天，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觉得自己很无助，不知道能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成为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数字。
但其实，我并不确定自己算不算这数字中的一个。只是那些天，在群里和大家讨论捐助的时候，朋友们给我发私信说信任我的时候，无数的朋友和陌生人凑在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了：不管数字怎么变，其实都是一个人遭遇的无数次劫难。
社区医护人员临走的时候说：“你明天得自己扔垃圾了哈。”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庆幸过——自己还可以亲自去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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