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4 20:44:34 小書蠹

在中国，以少数族群对多数汉人治理，清朝算是当中翘楚。满州兵勇所向披靡，但是占领城池后，对语言习俗不相同的汉人治理，并不容易。所使用的方法便是：运用汉人治理汉人，让汉人能「被其所用」，甚至「甘愿臣服」。范文程的谋略，在清朝初年，一直是重要的方略指引。满洲兴起后，因范文程的见识、智谋，让努尔哈赤开始了对汉臣的重视；皇太极则善用范文程等汉臣的才略；顺治亲政十年间，更进一步走入汉文化的学习，为清朝确定了【以汉治汉】的模式，更形成【因治国而汉化】的结果。

清朝盛况图

下面，就顺治亲政十年间，「重用汉臣、稳固君权」、「崇尚汉文化」及「汉文化的学习」三个部分，探讨清朝帝王因为治汉的政策，与逐步走向汉化的过程。

一、重用汉臣、巩固君权

顺治七年(1650)，睿亲王多尔衮的过世；让当了七年的傀儡皇帝，年仅十四的清世祖－福临，提前亲政。以稳定君权为先，而后重用汉臣。对内重用汉臣，间接夺取满清贵族参政权利，逐步达到君权集中与稳固；对外重用汉臣，在政治上治理抚绥民心，军事上缴抚并用，除却敌对势力。

1、用汉臣，除满权

亲政的顺治，首先提拔亲信势力。先恢复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回归满清贵族的共议制度，以稳定政局。然后公布多尔衮罪状，逐一消灭依附多尔衮的旧部势力。再次，逐渐确立君权。清初由皇太极起，在政务处理上，由内院、六部为之，遇重大事故，则与议政大臣会议参酌。顺治八年（1651）正月，世祖把内阁移于紫禁城内，直接与大臣相联系。三月，恢复亲王、贝勒、贝子管理部院，稳定局势，并安抚满州贵族的恐惧担心。

清朝满汉官员

顺治九年(1652)正月，传谕内三院，奏章由皇上御览，免去摄政王这一关。然后再除去了诸王、贝勒、贝子掌管部各部院的业务。政务推行以六部官员为主。此时的六部，逐步脱离贵族掌控，以汉臣为主。顺治九年(1652)十月，更以汉人范文程为八个议政大臣之一，开仅有满人担任议政王之例外。顺治十年(1653)，更因奏事未见汉臣，而要求上朝奏议时，要满、汉臣子要一起前来讨论。满、汉两族，依其所长分别运用，亦互相监督、牵制。《清史稿》载：

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

藉由汉臣管理政务的逐渐增加，间接的排除了满清贵族势力，对君权的威胁，除去世袭贵族享有的政务参与，并对于清代皇子继承制的确认，提供了安全的基础。

乾清宫

2、以汉治汉

虽以外族入侵，以满族为贵；但对于汉人，清一朝，军事、政务上，却是多所运用。延续「重用汉臣」做法，前朝旧臣延用原职、朝廷上满、汉并列。汉臣对于国家治理、人民抚绥、南明势力抚剿、军事谋略经划，确实也提供了经验与建议，替清初的安定、统一奠下基础。

政务治理上，顺治对汉臣的倚重，可于清算「多尔衮亲党」事件中，对范文程处置的差异上窥见。范文程与刚林，同为大学士，奉多尔衮命删改「太宗实录」。多尔衮死后受追究时，对满臣刚林以「处斩、家产籍没」重罚；而对汉臣范文程却以其曾告知同僚，未依附多尔衮为由，从「坐死」，改以「革职、折赎仍留原任」轻处。后来，很快的就还复原职，更在顺治九年(1652)封为一等子爵、甚至担任首位汉籍「议政大臣」的职务。这样的结果，固然是对于三朝重臣的尊重及宽宥。但是，范文程的治才与谋略，让少年皇帝倚赖与借重，才是能在皇权争斗事件中留命，并一再受封、重用的主要因素。

清朝皇帝和大臣议事

少数人口，以军事之强入主，又不熟汉语，因此，让汉人治汉、汉臣治国，成为治理的唯一快捷方式。在中央，以顺治十年(1653)为例，当时十三位内院大学士中，满臣三、汉臣十；旧朝进士更占有七名之众，内阁当中运筹者，几乎都是汉人。政务施行的讨论、各项制度设立调整，也多为汉臣参与。在地方上，更多以汉军旗员为总督、巡抚，兼地方之军政、民政，以便于治理；顺治九年(1652)，准许给事中王桢奏议：

他日部堂、督抚之选，今后缺出，必选满汉文义精熟者，方受兹职。

特别强调文义精通与汉文学习的重要，使汉臣更受重用、更形重要。顺治十三年(1656)，先把满、汉文武官员薪水，调整齐一；然后更改官制，让满、汉官员的品级能够划一；后来更授与汉官掌官印的权利，提升汉官，弭平同级官员中，「满高于汉」的权利差异。

制度熟悉及人民适应上，以汉治汉是较为便捷的，而臣民的「反抗」意识也比较弱。对于明朝降将、旧臣都予接续任用，不论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多使用汉人，让改朝换代的影响减小。后世继任的皇帝，也多循此道，重视、重用汉臣，并施恩威。

军事上，入关后以汉人之力制汉，并分化反抗势力，使其分裂内耗。对于明朝降将予以重赏、重用，利用他们对于敌人、战场、局势的熟悉经验，剿抚汉军反对势力。兼以满军劲旅为后援，就近监视。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朝地图

顺治初年，满清劲旅势不可挡，对于反抗势力，采取不降则剿，城破而屠的强硬手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极具威吓与血腥；征伐将领中，多铎亲王、汉王尚可喜，率部众入城后的凶残，都令汉族子民闻风丧胆。但是，反抗之力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劲。顺治九年(1652)七月，清初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属孔有德所领，却被南明大将李定国，围困于桂林，兵败后走投无路，自焚而亡。顺治皇帝震惊之余，再命敬谨亲王尼堪，率十五万精锐，进入湖南剿灭。但，十一月衡阳一战，却是全军覆没。尼堪冒险入敌，受伏阵中被斩。两大将领阵亡，这重大的打击，震撼朝野，甚至议和之说纷起，此时的顺治开始另外寻找出路。不能只是使用先祖们，在塞外所用的征伐屠城、杀戮威吓；而更进一步采用汉臣建议，在政治上、军事上剿抚并用的「缓和」之计。

顺治十年(1653)五月，起用洪承畴为南五省经略，采「以守为攻」、「策反招抚」计策，随即稳定了局势。严守僵持，经历三年却无所进展，朝廷内耳语、弹奏声不断。但是，顺治却不为所动，即使洪承畴为此称病告退，仍给予原职留任的支持，信任与耐心可见。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南明将领孙可望降清，局势逆转。南明复国之势，已不可再。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朝地图

军事上的征伐，找到了方法，出现了结束的端倪；但，民心的收摄，广大领土的统治，需要更深层的从心中治理。如何让汉人心服，是更大的挑战。而以汉人之道治汉的策略，也让来自满州的皇族贵胄，直接接触、面对汉文化的冲击。

二、崇尚汉文化、断夷夏之防

入关之时，以讨贼为名，强调无所侵犯；入京后延用故臣、旧制；追缅先帝、祀祭先祖；崇祭儒家文庙、奉戴孔氏子孙…让民心安定。断「夷夏之防」的各种方法及用心，处处可见。另外，科举取士，收服士人阶层，引导其为利用。顺治亲政后，对儒家治国之道的奏议多取、并予赏赐拔擢，让士子门生勇于朝政的参与。想做一个好皇帝的用心、与延绵国祚的计较。除了让顺治对于汉文化制度，多所钻研；甚至在情感上，对于也想做个好皇帝的崇祯，形如神交至友，对他的遭遇同悲哀戚。

朕念故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祗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之意。尔部即遵谕勒碑，立于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

1、崇明、敬孔

崇敬故明崇祯十七年(1644，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五月，依范文程建议，清军以讨贼为号招入关，并令「秋毫无犯」，然后让在京的故明臣子，以原官任用，满、汉臣同朝办事，使臣民在动荡后能尽速安心。再次，便是为明崇祯皇帝安葬、守丧，并葬「后妃」及忠心随主的太监于墓陵之侧，敬悯汉人之君，形同悲之情。在「历代帝王、先祖」祭典上：

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

祭祀孔子

除辽、金、元，满蒙祖制的敬祀之外，不忘加上明太祖一朝，不独绥抚汉民之心，更示承先及后，嗣继其业大统。

祭祀孔子、礼遇孔门，孔子是汉人心目中的「至圣」，顺治亲政后的祭孔，或派官员前往， 24 或亲自参加。顺治九年(1652)，参加祭孔大典后，还亲自到太学，对于孔氏子孙、官职员、以及师生们，给予奖赏鼓励，并期勉大家，努力学习「圣人之道」。顺治十四年(1657)，见到京城理的孔庙老旧，便自掏腰包，并且向亲王、贝勒们募捐，修缮京师的孔庙，三年后完工后，还亲自祭祀孔子，以示崇敬。连皇上请内臣上课「日讲」的开课典礼，都不忘要祭告孔子，对孔子的崇敬，可见一般。孔子的子孙，在各代王朝都受礼遇。顺治元年(1644)，便循旧制给予封爵世袭。 29 孔子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敬重孔家，便是向士子及人民宣告，对「儒教」、「汉学」的推崇，以达到安抚人民、力求稳定的目的。

2、科举制度

士人的安置与起用，是安定汉人社会的重要基础。科举制度更是各朝代启用人才、收服士人的方法。受范文程影响，皇太极便开启考试满、蒙、汉生员的先例。

顺治元年(1644)，世祖入关登基，采故明旧臣的建议，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并定下乡试、会试的时间表，这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开端。清科举肇始顺治二年(1645)各地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正月，清廷试全国贡生，二月命任会试总裁官，三月十五首次殿试，三月十七新进士授官，完成了清代的首次科举考试。亲政后，顺治多加员额录取进用，一方面补充新朝初建的人员不足，另一方面，更拉拢具重大影响力的士人。藉收服士人，发挥其影响力，达到收服百姓目的。

科举考试

丁酉科举舞弊案的处置，除了严惩不法之外，顺治更亲自的复试该科举人，彰显对科举的重视。顺治十四年(1657)岁丁酉，十月、十一月，顺天、江南，两乡试考场，先后暴发了重大的考场舞弊。顺治怒革考官的职务，命刑部严加审讯。确定犯行者，官员、士子都予立斩或绞死等重罚。牵连此案者，酌予流放。对于该科举人，择定期日，由皇上亲自复试。复试场上，一片森严。复试中，文理不通者，革去举人资格；通过者，方得参加会试。来年，正月，复试顺天举人。三月，复试江南举人。《世祖实录》载：

顷因考试不公，特亲加覆阅，尔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无畏，各抒实学，朕非好为此举，实欲拔取真才，不获已尔。众皆顿首称万岁。

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初二，殿试如常举行。为改善弊端，还将乡试第一试的「四书考题」由皇上订定，密封、刻印颁发，为「乡试御定试题」的另一创举。严惩不法、重视公平，对于参加考试的士人来说，无疑为一种正向的鼓舞，如此重视人才的皇帝，让士人为自己求取仕途的用心，多一份确认与笃定。奏议多取、广开言路重用汉臣，奏议多取，影响了士人为官的态度。

清朝时期科举考试

科举恢复并给与重视，奏议处置的举落用心，安定了改朝换代后，思想上较浮动的汉臣士族；也为汉人治理上，找到足够的助手，一举两得。前朝皇祖的追祀、尊敬孔门、崇尚儒家，在异族进入统治的压力下，减低汉人在心理上的恐惧。与汉士臣应对之间，祭孔、祀先祖的典礼之上，贴近了族群。更在心灵上触碰到汉文化的不同，进而内化为情感上的共同感受，「汉化」悄悄蔓延。

三、学习汉文化

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入关，依范文程所奏，举用故明官员，安定局势治理汉民，因此，奏疏书写以汉文为主。管理、治理汉人，从汉文的学习开始。往后在官印、牌匾上也多以满、汉共书，为例延用。用汉而习汉，影响所及不仅止于文字。 顺治皇帝亲政后，对学习汉文化的热衷、忘情，更是让汉人「心服口服」。

1、修习汉学

顺治的童年教育，在多尔衮「愚化皇子」的操弄之下，起步的很晚，十四岁亲政时，甚至连奏章都无法看懂，这样的窘境，让顺治更形发愤，呕心沥血苦读。

内阁臣子的影响顺治亲政后，汉文化的学习上，影响最大的，便是天天见面的「内阁臣子」，这些臣子又以汉臣为多，于是在君臣奏答与对议之间，耳濡目染。亲政后，顺治常到「内院」，与范文程等内阁臣子，询答讨论、互动密切。到了内院，还会多行阅读典籍史章，若有所见，便与臣子讨论：《清史稿》载：

幸内苑，阅通鉴。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顺治问：「历代先王哪个较好？」，臣子以「唐太宗」为答，顺治则以为不然，认为「明太祖」的法章制度，才是君王中最好的。足见顺治在典籍的学习上，已有自己的思考脉络形成。

顺治皇帝画像

2.崇尚教育

顺治十二年(1655)，是顺治亲政后的「教育大年」，强调求学问的重要，更将崇尚儒术，复兴文教，当成要点，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化的政策。首先恢复前朝的「经筵」、「日讲」之典。选定日讲官随侍左右，随时给皇上「咨询、上课」。《世祖实录》载：

朕惟自古帝王，励学图治，必举经筵日讲，以资启沃。今经筵已定于文华殿告成之日举行，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员，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

经筵的落实上，顺治九年(1655)，依照礼部建议，春、秋各举行「经筵」一次。顺治十二年(1655)，设日讲官。这样的对于经典史籍的研讨，从顺治十四年(1657)秋天起实施，到顺治十七年(1660)春天为止，共历六次，不曾中断。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秋，董鄂妃过世，因丧礼停办；翌年正月，顺治于养心殿驾崩而终止。

于此可见，顺治在学习上的用心与毅力。对于百姓的教化上，采儒家经典、理念，制作浅显易懂的文章。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先下令编写颁布，以「举发善行、劝人行善」为主《顺治大训》一书，再将，太祖、太宗所制圣训，予以编修颁布，希望百姓行为、生活有所规范依循。

顺治皇帝书法

顺治学习的内容，涉略极广，史籍诗词、医典小说、佛典道藏，丹青书画皆有。 顺治十年(1653) 二月，更命臣子们翻译五经为满文，让自己及让满族子弟也能了解、学习。由亲自撰写《资政要览》一书的序中，更可见到：

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今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于圣经者，莫不蕴涵事理，成一家之言，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时尽解其意，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因思夫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钩其元，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类而广之，可以为明理之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谕之心，庶乎其不虚矣。

顺治于经史典籍，不独涉略阅读而已，更贯通体会其中事理，知道在学习时仔细思考。学以致用为目标，比文字间的钻研还重要，以此做为要求子弟们的求学态度。

顺治皇帝手书石刻：敬佛。

顺治也喜爱书法、绘画，书、画学习上都颇有造诣。乾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额，便是他笔迹。

顺治的宗教信仰，更与中国佛教的禅宗，建立密切的关连。往后继位的雍正、康熙，信仰上也多受此影响。

四、结论

在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历史当中，元、清两代都为外族，都以武力之强入主；元朝不盈百年之祚 (1279-1368)，便遭汉族建立的明朝驱逐；而满清一朝竟有二百六十八年之久 (1644-1912)。论其差异当中，对待治理汉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关键。一个轻忽汉文化、对汉族施予完全压制与奴化；一个则巧妙的运用汉人治理汉人，利用汉文化，收服汉人的抗逆。

汉人的智慧受满族重用，起于范文程遇见努尔哈赤开始；接着更为皇太极出征伐谋略、替多尔衮为入主中原之计，而后更影响了顺治皇帝的治汉政策，清初三代「以汉治汉」的策略及制度，多出自他一人之手。若说范文程教给清初诸王的是「用汉、治汉」之计；那么顺治亲政后，对于汉文化的着力，则是「降汉民心」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