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鄭經在臺灣的統治地位初步穩定伊始，直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因中風逝世，在這整整十八年期間，“明鄭政權”在鄭經的“掌舵”之下與清政府之間的關係基本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究其原因，主要還是二者在軍事力量（主要指水師實力）的對比上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紕漏”，即：彼此之間在短時間內均無力大舉攻擊和消滅對方。偏於一隅的鄭經雖然整體軍事建設薄弱，但其擁有較為強大的海上力量，而反觀清朝雖然整體軍事建設強悍，但缺乏戰鬥力驚人且值得信賴的水師，以至於二者只能互相窺伺，時而談判、時而又爆發小規模的軍事摩擦。顯然，這些都不足以導致雙方之間的關係能夠得到一個本質上的改變。

毫無疑問，作為鄭成功精心挑選的繼承人，鄭經的所作所為對於整個“明鄭政權”的發展方向和發展前景而言必然是有著重大的影響，在這一點上，儘管諸多現代作品對其能力和形象存在刻意貶低的現象，但也終究難以掩蓋他對“明鄭政權”乃正整個臺灣的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雖然鄭經當權期間“明鄭政權”的發展達到過空前絕後的頂峰，但晚年時期由於個人原因導致政權內部頻繁爆發內亂從而間接地給滿清統治者創造了“收臺”契機也是難辭其咎的。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從清政府對鄭經所實施的策略入手，同時結合部分相關史料的記載，以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態度來對鄭經當權期間整個“明鄭政權”的發展歷程（分三步）做一個詳實的探究。

鄭成功畫像

本文的研究內容：

01、面對招降，拒不接受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鄭經利用前來歸附的福建地方起義軍重新佔領了廈門，並將其作為交通大陸、抗清復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基地。在這之前的幾年裡，清廷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果斷裁撤了福建水師提督，而且還將善於海戰的施琅、鄭鳴駿等主要軍事降將調往京師，編入八旗，顯而易見，朝廷所做的這一連串事情其最終目的便是想暫時擱置武力消滅“明鄭政權”的計劃，從而採取招撫、誘降等一系列懷柔性的政策施加於鄭經頭上。

果不其然，清政府分別於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正月和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先後兩次遣使捧詔赴臺。史料記載，在這兩次談判當中，清政府同意了鄭經的“許其藩封，世守臺灣”的泱浼；而鄭經也答允了朝廷提出的“撤出沿海，納貢稱臣”的提議，但雙方在“剃髮”問題上卻存在相當大的分歧。鄭經堅持

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臺灣乃中國之領土。若不薙髮易服，則難歸順悃誠，以何為據？——《明清史料》

鄭經畫像

實際上，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朋友應該都清楚，鄭經執政時期“明鄭政權”與清政府之間的談判次數絕不止以上所述的兩次，但最終的結局卻大體相同，即均是以失敗而告終。那麼造成這一結局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在筆者看來，鄭經所堅持的立場與清政府想要達成的局面始終存在本質上的衝突，舉個最明顯的例子，表面上看鄭經是想通過談判從而達到其“許其藩封，世守臺灣”的目的，但實際上這些並不是他所覬覦的，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只有一條，即繼承先父遺志，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求恢復大明王朝，至於是否能夠世守臺灣、享終身富貴我想這些對於早年的他來說其實是不屑一顧的。這一點也是造成清、鄭之間數次談判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誠然，通過鄭經與清政府之間的數次談判也能“品味”地出來鄭經此人所具備的志向。

02、參與“三藩之亂”，企圖“反清復明”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在收到朝廷同意“撤藩”信號的平西王吳三桂正式起兵叛亂。次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繼起兵響應，至此，“三藩之亂”全面爆發。伴隨著“三藩”所佔據的疆域進一步延伸，“反清復明”的口號也日益高漲。如此難能可貴的局勢對於遠在海外的“明鄭政權”來說自然是不會坐視不理，因此，對於鄭經而言，加入進“三藩”的反清隊伍裡來是提前完成“反清復明”目標的一大天賜良機。據史料記載，吳三桂、耿精忠早在“三藩之亂”爆發之前便與鄭經之間溝通頻繁，起兵前夕，駐鎮於福建的耿精忠更是再次致書鄭經，要求其與自己會師一處，並聲稱“貴藩將水吾將陸，江浙唾手可得”。就連遠在雲南的吳三桂也曾煽動鄭經：

徑取金陵，或抵天津，斷其糧道，絕其咽喉。——《臺灣外記》

翌年，鄭經正式出兵西征。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鄭經參與“三藩之亂”的目的與吳、耿之間又有所不同。眾所周知，吳三桂之所以要挑起“三藩之亂”的戰火，表面上看是為了反清復明，但實際上其真正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一己私利，尚、耿二人亦是如此，而反觀此番鄭經參與“三藩之亂”，其目的則是真真切切的為了恢復故朝。這一點從他曾力勸吳三桂擇立明皇后裔被拒絕後感嘆吳三桂“萌念已差”，以及得知吳三桂稱帝后又唾罵其“老而反愚，妄僭尊大”等事例中可間接得到印證。

由於與“三藩”舉兵的真正目的相向而馳，致使鄭經與耿精忠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在軍事上索性也不配合吳、耿北伐，僅是滯留於閩廣一帶“渾水摸魚”，儘量奪取更大的地盤，以獲取賦稅和鞏固東寧安全。自康熙十三年至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鄭經通過步步蠶食的保守戰略取得了來自於清軍和耿軍的大批降將，以及陸續攻佔了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興化、邵武等府，就連遠在廣東的潮州府和惠州、廣州二府管轄下的部分州縣也相繼被囊入懷中。毫不誇張地說，此時的“明鄭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勢力均達到了頂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鄭經當初自認為萬無一失的保守戰略卻已悄然將自己引入絕境。如前所述，儘管鄭經在耿精忠舉兵期間蠶食了其大量的實力，但耿精忠一旦失勢，自己也就難免會處於孤立的狀態，而自己一旦被孤立，清軍的兵鋒也就自然會指向自己，所謂“唇亡齒寒”指的便是這個道理。

不出所料，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平息了耿精忠叛亂之後，清廷立刻藉機向鄭氏發難，最終在數月之內將鄭經勢力全部驅出內地，至此，鄭經在西征途中所獲得的豐厚戰果全部喪失殆盡。

03、初心已改，“明鄭政權”徹底陷入封建割據

自康熙十六年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時任福建總督的姚啟聖數次遣使赴臺招撫，但最終也都因為種種原因導致招撫失敗。爾後，為了困敝鄭軍，頗有解決明鄭問題決心的姚啟聖一邊遷界，一邊又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如康熙十八年，在內地設立“修來館”，以高官厚祿買散鄭部人心。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文武投誠，即以原銜題請，準照職推補。武官投誠，一面題請還札，一面保題現任。兵民如果頭髮全長者，每人賞銀五十兩：如果頭髮短者，每人賞銀二十兩；願入伍者。立撥在營，給予戰餉；願歸農者，立送回藉，飭府縣安插，不許強豪欺凌，宿怨報仇。——江日升：《臺灣外記》

姚啟聖此舉導致投誠者絡繹不絕，據史料統計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至康熙十九年六月六月二十六日止，除自願歸農的人員外，投誠的官員人數高達5153人、兵員人數高達25677人。

姚啟聖畫像

在姚啟聖的種種政策兼施之下，“明鄭政權”徹底泯滅了當年抗清的初心，而作為該政權的最高決策者，鄭經自西征失敗之後也深感夢想破碎以至於終日沉溺於酒色之中。還曾躊躇滿志地聲稱：“我遠處海島，可無憂。”由此可見，他早年抗清復明的初心已徹底消失，整個“明鄭政權”也逐漸陷入於封建割據，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年僅39歲的鄭經因中風逝世。鑑於其後期的“墮落”，“明鄭政權”的前途註定是要緊追他的腳步一同被埋葬在泥土之中。

參考文獻：

江日升：《臺灣外記》

《明清史料》

黃玉齋：《鄭成功與臺灣》、《明延平王三世》

陳昕：《鄭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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