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行為顯示了一種繼續退卻的意向，讓有爭議的地區落入蘇聯控制之下，那麼許多國家將加深他們已從《北大西洋公約》中得出的印象，即我們不指望在北大西洋地區以外堅守陣地......如果我們的行為看似證實了這一結論，我們就可預料我們在地中海、近東、亞洲和太平洋的影響將加速衰退。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950年
冷戰初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
軍事力量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意義是什麼？在闡述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首先來梳理冷戰初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脈絡。
眾所周知，美國的冷戰戰略的理論基礎來自於時任美國駐蘇聯外交官喬治·凱南（後調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喬治·凱南通過著名的“長電報”以及其後的多篇論文及研究報告，詳細論述了蘇聯行為的根源並且提出了美國的應對之策。當然，理解凱南的著作需要紮實的學術功底，在這裡我們簡單地概述其著作中與本文關係密切的部分：從根本上，凱南認為蘇聯一切行為的根源是其相對於美國的“脆弱性”。正是由於對自身脆弱性的深刻認識，蘇聯的對外行為實際上是服務於其內部需要的。因此，西方國家運用傳統的外交思維，以妥協和讓步的方式實現與蘇聯的合作是行不通的。
基於對蘇聯“脆弱性”的認知以及二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凱南認為，短期內蘇聯的威脅並非來自於它的軍事擴張，而是來自於心理上的擴張，即利用歐洲和東北亞因二戰的巨大破壞造成的“希望破滅”來實現擴張蘇聯的影響力。因此，美國的應對之策也不應該是軍事上的對抗，而是重建歐洲國家的信心並利用蘇聯集團內部的矛盾，最終實現迫使蘇聯轉變外交思維的目的。換句話說，凱南的策略是“用自信對抗恐懼”。
上述是凱南思想的戰略層面，在戰術層面凱南同樣有著深刻的見解。凱南被譽為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並享有“冷戰戰略之父”的美譽，原因也在於此，能夠從不同的層面詮釋他的思想並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在設計了戰略之後，凱南也認識到美國國力的侷限性，他知道雖然美國在二戰中成長為一個巨人，但是美國的國力不可能無限的支持他的全部訴求。因此，必須區分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凱南劃分核心與次要利益的標準就是“工業-軍事潛力”，以此劃分出美國、蘇聯、英國、德國和日本五個關鍵的權力中心。凱南認為，美國要想成功實現它的戰略，必須控制上述五個權力核心中的四個。這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為此可以放棄次要利益。美國決不能不加區別的保衛他的全部利益，如此只會分散美國的資源，將主動權讓給蘇聯。
客觀的說，杜魯門總統執政初期有效的執行了凱南的戰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準確的認識到復興西歐和日本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並且通過“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等強有力的舉措重建歐洲盟國的信心，與此同時卻將軍事預算限制在較低的水平。
不過，隨著歐洲與日本重建工作的深入，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以“歐洲復興計劃”為代表，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將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融入到美國主導的開放性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並在此實現繁榮發展，從而恢復盟國的信心並將其打造為吸引蘇聯衛星國的“廣告”。但是，歐洲盟國的經濟復興離不開中東和北非的原材料與市場、日本的復興也離不開東南亞，而這些地區恰恰是凱南所說的“次要利益”地區。美國起初的戰略是依靠英國和法國在此地的影響力實現間接控制。但是隨著上述地區風起雲湧的反殖民爭取國家獨立的運動的發展，美國不得不加大對這些地區的干涉力度。恰在此時，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這一事件的影響並不在於蘇聯可以對美國實施核轟炸（當時蘇聯還沒有將原子彈投擲到美國的有效手段），而在於此舉再次打擊了歐洲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心。歐洲盟國可能會思考，一旦戰爭爆發，面對蘇聯的核報復，美國還是否願意投入軍隊保衛西歐？如果美國由於膽怯而退縮，那麼西歐站在美國一邊的政策是不是需要修改？一旦這一想法深入人心，那麼美國的全盤戰略就會功虧一簣。相應的，美國的戰略也必須做出調整以應對這一變化。
蘇聯的圖-4轟炸機尚不足以對美國實施有效的核轟炸
重建軍力成為美國戰略的核心
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冷戰博弈的舞臺上相繼上演了多場“大戲”：1948年為應對“歐洲復興計劃”的實施，蘇聯相繼實施“第一次柏林封鎖”和捷克斯洛伐克政變；1949年蘇聯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地位；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這些構成了對歐洲和日本明面上的威脅。如上文所述，這些事件沉重的打擊了歐洲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心。
但是，更加棘手的是如何應對。德國經濟的復興對重建歐洲的意義不言自明，關鍵是如果美國要保衛西歐就必須在萊茵河以東建立起有效的防禦，因此在軍事上也離不開德國。但是，任何重建和武裝德國的想法都會遭到法國的強烈抵制。在法國看來德國是比蘇聯更實際的威脅。斯大林也看到了這一機會，主動拋出“橄欖枝”，希望實現德國的統一和中立化，由此利用聯邦德國內部的矛盾將德國從美國的手裡拉出來。如此一來，擺在美國面前的難題就是，聯邦德國和法國只能二者選其一，但失去哪一個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意味著大西洋聯盟的失敗。與此同時，埃及和伊朗先後爆發反殖民運動，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岌岌可危；法國也深陷越南的泥潭不能自拔；土耳其也在此時發難，認為如果美國不能保證土耳其的安全，那麼土耳其為什麼要幫助美國守住黑海的門戶呢？
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信心”：西歐不確信面對蘇聯的鋼鐵洪流，美國是否有意願和能力保衛他們；法國擔心美國會為了拉攏德國而犧牲法國的安全；中東和東南亞的獨立運動在威脅英法統治權力的同時，也讓美國擔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旦失去了這些地區的資源和市場，西歐和日本的重建也就無法實現。
因此，重建軍事力量成為了美國手中唯一的選擇。其邏輯是這樣的：重建軍事力量的目的並不是真的要與蘇聯打一場世界大戰，而是為了打造一個看得見的“保護傘”，使其成為歐洲盟國恢復信心的“可視化來源”。承諾保衛聯邦德國，可以幫助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戰勝反對力量，將聯邦德國拉入大西洋聯盟，阻斷反對派對蘇聯提出的統一德國的誘惑；承諾保衛法國，可以給法國以信心，使其同意重建德國；承諾保衛中東和支援法國在越南的行動，可以穩定住這些“外圍地區”，避免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發生。對美國自身來說，重建軍隊同樣重要。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開始擔心蘇聯會為了分散美國的資源而在“外圍地區”製造衝突，或者利用美國在歐洲軍事量的不足，對這一核心利益所在實施“訛詐”。有了這個“保護傘”，可以有效地威懾蘇聯，將主動權奪回自己手中。
戰略轟炸力量始終是美國軍事力量的核心
結論與思考：凱南思想的遺產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確定，軍事力量成為美國冷戰戰略核心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要與蘇聯爆發戰爭，而是利用軍隊這種有形的力量展示，恢復西方的信心同時懾止蘇聯的冒險行為。有學者認為，強調軍事力量的政策是對凱南思想的背棄。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原因如下：首先，美國重建軍事力量的前提之一是爆發世界大戰同樣不符合蘇聯的利益。這一假設的出發點同樣是凱南認為的蘇聯的“脆弱性”。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不擔心會爆發一場蘇聯預謀已久的世界大戰，但卻擔心由於美蘇雙方互相之間的冒險與試探造成“擦槍走火”。其次，凱南認為蘇聯的威脅主要是來自於心理上的，因此回應也必須是心理上的。“馬歇爾計劃”和重建軍隊都是為了樹立起西歐盟國對美國、對自身發展和安全的信心。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手段不同。最後，打造強大的軍力來懾止蘇聯的冒險行為，這本身也是一種心理的和意志力的較量。
不過，我們也不應該過高的評價美國的軍事戰略。以後見之明來看，重建軍隊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是無法避免的。關鍵是，在此過程中，美國誇大了在“外圍地區”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可能性，最終導致了越南戰爭的災難。事後來看，雖然第三世界國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殖民的獨立運動，但是他們也很少有願意加入蘇聯陣營的。即使是越南的胡志明，一開始也希望獲得美國的理解，是美國在極度的擔憂中做出了錯誤的決策。在這一點上，再次證明了凱南強調的“核心利益與次要利益”之分的思想的正確性。不過，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都是後見之明，它不能作為批評過去已發生事件的理由，但卻可以作為“以史為鑑”的警醒。
研讀國際關係史，我們通常喜歡將目光聚焦到有形的較量之上。但是，“信心”的較量同樣值得重視和研究。“信心”本身是無形的，但是“重建信心”卻可以通過有形的努力來實現。冷戰本身就是一場“信心的較量”，美國將軍事力量做為冷戰戰略核心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重新樹立起西方的信心。最後，再次致敬喬治·凱南，雖然他是一位美國人，但是他的思想能夠成為後世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1、《遏制戰略》，（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2、《權力優勢》，（美）梅爾文·萊弗勒
3、《五十年戰爭》，（英）理查德·克羅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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