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明代所筑城墙几经修葺，至今仍存于老城区
“大顺”铭文砖是刘文秀在西昌培修城墙时留下的遗物，它见证了他身前的荣光，也在幽冥中守护着他300多年之久。同时，它的出现也为西昌打下了南明时期的烙印，确认了这片土地曾经是南明政权抗击清军的基地。
从纪年砖的采集，到成为凉山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古朴、浑厚的铭文砖穿越悠悠历史，从前世走向今生。
32年前，与铭文砖“相遇”
1986年5月11日，凉山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刘世旭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凉山军分区的工作人员说发现了一匹砖，这个砖与平时他们看见的砖不同，上面还写有字。
挂掉电话，刘世旭的眉头皱了起来，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考古阅历，觉着这个事情不同一般，他一边思考，一边火速地赶往现场。
“大顺”年号铭文砖
刘世旭到达军分区后，对这匹砖进行仔细勘察、测量，这匹砖长32厘米，宽17.5厘米，厚6.5厘米，泥质灰陶，砖上刻有用隶书撰写的“大顺”二字。这时刘世旭顿时激动起来，他知道这匹代表着一代政权的城墙砖，现在几乎找不到了，同时他深知这对凉山地区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性。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经济不断发展，很多人都下海经商，当时有一部分人采取了一种捷径——盗墓，许多墓室十室九空，文物遭受巨大的损失。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地面地下文物免遭严重破坏，当时各地区的文物部门均采取了保护性采集措施，避免更多地文物流失。这匹“大顺”铭文砖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户”凉山州博物馆的。
一件文物，一个时代的印记
一件文物携带着一段历史信息，这匹有着“大顺”二字的城墙砖亦是如此。“大顺”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权的年号，西昌出土的“大顺”城砖正是张献忠的亲信——“抚南将军”刘文秀在西昌培修城墙时所留下的遗物。
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王朝在凉山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领五卫、八所，五长官司，西昌为“五卫”中的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此后，明朝廷在西昌建造了用于军事防御的建昌城，据清代《西昌县志》记载，“明洪武……建四门，东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宁远’、北曰‘建平’”，并沿城门左右两边又修筑了十米高的城墙以御外敌。这些带着军事作用的城墙保障了明朝政权两百多年的稳定统治，虽历经多次修葺，其中的许多今天依然存在。
西昌白塔寺的《施田崇祀碑记》碑拓片
明末，全国各地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随着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清军入关，顺治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愿就此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朝余部和农民起义军，拥立明宗室的后裔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先后建立了数个抵抗清统治的政权，如：朱由崧的弘光政权、朱以海的鲁王监国、朱聿键的武隆政权和朱由榔的永历政权等，这些小政权共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史称“南明小朝廷”。在这些政权中，先后活动于广西、贵州、云南的永历政权是维持时间最长的，共计十五年。
永历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朱由榔为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令其政权一度陷入危机。就在南明政权形势万分危急时刻，大顺农民起义军的余部与明朝余部携手掀起了抗清斗争，并取得多次胜利。永历六年（1652年），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的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而此时，清王朝早已定鼎北京，永历六年即为清顺治九年。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永历政权也在此事与西昌产生了联系。
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的义子，刘文秀在大西政权建立后，就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并称为“四将军”。张献忠死后，刘文秀与孙可望等率“大西”余部数万人进军云贵，继续抗击清军。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刘文秀受封为“抚南王”，率六万大西军围攻成都，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今阆中）。但在继续追击吴三桂的过程中，刘文秀因屡战告捷而轻敌，在战略部署上发生了严重错误，被吴三桂和清朝廷“征西将军”李国翰联手击溃。刘文秀兵败后回到贵州，遭到孙可望的极度不满，同时孙可望亦萌生私欲，政权内部的分化逐渐出现。
《修古塔碑记》碑拓片
永历十年（1656年），刘文秀随永历帝南迁至昆明，受封“蜀王”。而孙可望背叛南明，割据四川，刘文秀被任命为“右征讨大将军”，前往讨伐孙可望。次年（1657年），刘文秀派手下心腹分路进驻四川雅州（今雅安）、嘉定府（今乐山）等地，本人则率领大军取道建昌、黎州（今汉源）、雅州，并以建昌作为军事进攻的据点，驻扎三万精兵，然后修城邑、杀贪官、接济贫民，并沿用明朝建置，逐步完善了建昌的军事机构和行政设置。
原立于西昌泸山光福寺大雄殿西壁上的《泸山碑记》碑，记载了当时行政建置的情况，而位于今西昌白塔寺的《施田崇祀碑记》碑和《修古塔碑记》碑上则记载了当时的部分官职情况。
钦命鸿胪寺正卿管监理府事朱奉玺熏沐顿首拜撰
钦命建昌兵粮道按察司副使马鸣霆
钦命驻镇建南铁骑右营都督府刘镇国
钦命四川行都使司掌印总镇府孙韬
建昌等卫监理府曹其正
总理四川行都使司操捕游击杨世材
管理会盐都司赵景芳
坐营都司赵桢胤
盐井卫掌印都司赵君宣
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
宁番卫掌印都司王命宣
功授都司赵祥胤
……
这些碑文反映了永历政权当时在建昌（今西昌）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已基本健全，说明当时其在建昌的统治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后来，刘文秀转战四川其他地区，留其部下高承恩继续经营建昌。由于刘文秀对建昌地区的妥善治理，使得建昌局势基本稳定，逐渐成为提供抵抗清军所需物资的大后方，西昌成为南明时重要的一处抗清基地。
但由于孙可望逐渐膨胀的称王私欲，使得起义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这个反清政权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史书上对南明这段历史记载甚少，对建昌地区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施田崇祀碑记》碑、《泸山碑记》碑上的文字渐渐变得模糊，但是随着西昌境内发现的“大顺”铭文砖，印证了刘文秀培修建昌城池的这段历史，使南明时的西昌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清晰，也为西昌曾经作为起义军的抗击清军提供了重要佐证。
“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大西”政权金封册
历史延伸，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关于“大顺”年号，还牵涉着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明末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年号、国号均叫“大顺”，这种在同一时期两个政权年号与国号发生重合的情况非常少见，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巧合，是否代表着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暗中较劲，后人无从得知。“大顺”年号和“大顺”国号的同时出现，让张、李不和，张献忠曾想兼并李自成的传说留下了一个悬念。
谈及张献忠，他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自幼家庭贫苦，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张献忠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以及野史中关于他和他妃子的故事等等，在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1646年，张献忠携带打劫而来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清人彭遵泗在他的著作《蜀碧》中，关于张献忠沉银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而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
这段历史记载中，“献”是张献忠，“展”指的是大明参将杨展。二人于彭山江口遭遇，张献忠战败沉船，船上所载大量金银也随之沉没。这批沉宝杨展曾经打捞过，周边的居民也曾经打捞过，且当时打捞上来的银锭刻有各州县的名号。
三百多年来，关于张献忠沉银的历史逐渐成为传说，并在四川不同地区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彭山江口当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而在江口镇确实有一个石龙村，石龙村的旁边就有条石龙沟。这条石龙沟一端连着岷江，另一端的尽头是一堵绝壁，上面雕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型石龙。石龙的真实存在，给本就扑朔迷离的张献忠沉银传说蒙上了更为神秘的面纱。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段木头，让我们离揭开这层面纱似乎近了一点点。这段木头中间已被掏空，里面赫然摆放着7枚五十两重的大银锭。
银锭上铭刻的文字既有“京山”、“湘潭”等地点，也有“崇祯十年”等时间——这无疑是一批来自明代湖广地区的官银，但怎么会出现在彭山江口的岷江河道里呢？那段装载银锭的空心木头成为破解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
“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虎钮金印
文献记载张献忠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运载银两，但这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的沉银？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据也显得过于单一，所以在当时并不太具有说服力。就这样，随着河道内工程的结束，岷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到2015年，岷江的沉寂再次被打破。一群人念着寻宝诀，做着“买尽成都府”的美梦来到了岷江河畔，开始了疯狂的盗捞。江口沉银盗捞案成为当年公安部督办的一起大案，追缴回的虎钮金印，再次让世人的眼光聚焦江口。三亿的案值是那么的刺眼，文物部门的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
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四川彭山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出水各类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以及铭刻着“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来自贵族和民间的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等兵器。发现了这么多的兵器，更印证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古代战场，这些出水文物，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同年，“江口沉银遗址”当选为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的第二期考古发掘，将这一历史事件进一步拓展，“江口沉银遗址”的名称也随之更换成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此次出水文物中，和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文物仍然大量出现。其中包括了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张献忠册封妃嫔的金册，更有重达50两的大型银锭等珍贵文物。大型银锭上大量出现四川地名，为研究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范围以及实际控制范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出水的银锭中，曾有“长沙府”等各地官府字样，这些线路与张献忠军队的行进路线记载相符。而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这些刻有川内地名的银锭，便是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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