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65岁直肠癌晚期,他要求不治疗去安宁病房等死,我该支持他吗?

lucky小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要了解安宁病房的实际意义。安宁病房实质上是一种缓和医疗的手段,它并不是意味着等死,而是在病人的原发病无法得到治疗的情况下,只采取对症治疗,比如患者癌痛时会给病人用合适的止痛药,尽量让病人在没有痛苦折磨的情况下离开。安宁病房目的是提高患者的死亡质量,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以达到离开的人不遗憾,活着的人懂珍惜的生死两相安的状态。每个人都有选择怎么活下去的权利。要求住在安宁病房是末期患者的临终选择。如果这个选择是在患者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这个决定就值得被尊重,值得被爱他的人和家人支持。



首先从你的描述看,直肠癌完全,肝脏转移,确实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能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意义。如何治疗?个人意见,找当地顶尖的医院的肿瘤科看看,咨询一下医生:病情到了什么程度?目前能够进行什么治疗?治疗预期能够有什么效果,比如生存时间估计能有多长?治疗给患者可能带来什么痛苦?

如果预期还不错,还有放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的希望,正好经济情况又还允许,那就坚持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评估。

如果预期非常不好,治疗意义不大,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不治疗肿瘤了,给予对症治疗,多抽空陪陪老人家。

但是,到了最后时间,个人建议没有太多必要,满身插满管子了,与其插满管子躺在ICU病房,不如让患者解脱。

最后,用一部电影来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前两天日本飞回广州的路上,看了一部电影,叫遇见你之前(Me before You),讲的就是一个高富帅Will车祸后,脊髓损伤,导致脖子下面都瘫痪了,自杀了很多次,最后和家人协商了选择安乐死。一个善良的姑娘Clark因为经济原因做了他的护工,一开始的格格不入到最后相爱。Clark想尽办法,想让Will活下去,不要安乐死,但是越这样,Will求死的心就越强烈。电影最后,Will躺在病床上和Clark告别完,让Clark叫他父母进来的时候,戳中了泪点。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有空看看这部电影,我想,你可能会有收获。


天天博士讲风湿


我刚刚做完一个与临终关怀有关的长报道选题,前后采访近一个月,去过数次医院,见了一些医生,临终末期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一点想法,恰好看见此题,在这里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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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心年近五十了。她原本是位肿瘤科大夫。

她在湖南的一家肿瘤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2010年,才和丈夫一同来到北京。因为操作和临终关怀有关的选题,我认识了她。我们见面的那个下午,是今年六月底,我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门口等她,约定的时间是四点。她在这家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做志愿者,两年了。志愿服务的内容是帮助临终末期的病人剪发、洗头,陪他们聊天,并进行适度的心理疏导,两点半开始,四点结束。

那天,却一直做到了五点。

温心从医院大门出来,见到我时连说抱歉。她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有位罹患乳腺癌的病人刚刚去世了。病人四十出头的年纪,与病魔斗阵了八年,最终选择在安宁疗护病房离开。她生前爱干净,是必须要洗了头才会出门的那种。志愿者每周三、周六下午进入病房服务。在医嘱许可的情况下,她都会向志愿者申请洗护服务。

这家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有一间告别室。根据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医生能够判断一位病人是否大限将至。不超过三天的情况下,医生会建议病人入住告别室,为离开做准备。那位乳腺癌患者当天上午被推进告别室,下午两点多离开。这个时间点,温心他们刚刚到达病房,开始志愿服务。病人母亲帮女儿擦拭干净身体后,向主治医师申请,是否可以让志愿者帮帮她,一起给女儿洗个头。

这,是母亲在女儿离世前许下的承诺。

志愿者中的一位大姐主动请缨,提着水桶、脸盆、简易的冲水龙头进入告别室,温心跟在后头。病床边站着病人的家属,有哥哥,姑姑,爸爸......洗头时,这位志愿者轻声提示其他人,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官功能,还有什么话想对离开的病人说,都可以说。于是,志愿者和病人母亲一边洗头,其他人则一一跟病人告别。尽管悲痛,却没有嚎啕大哭。大家平静,安和。

在不了解安宁疗护病房的情况,很多人会认为入住这样的病房,不做任何抢救性治疗,意味着等死,其实不是。

安宁疗护病房提供的是缓和医疗。所谓缓和医疗,它既不加速也不延缓病人的死亡进程。在已经无法对原发病症进行治疗的情况下,医生会给病人进行对症治疗,比如有癌痛时会提供合理的止痛药,让病人尽可能在不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离开。

它旨在提高人们的死亡质量,让临终末期的病人有尊严地离开。温心说,就像那位乳腺癌病人那样体面——离开的人不留遗憾,活着的人懂得珍惜。生死两相安。


为了进一步了解缓和医疗,我成为温心所属志愿者团队的一员。今年五月底,我第一次参与病房服务。

那是端午节前的一个周六,除了例行的志愿服务外,一位志愿者大姐还带来了手工艺材料,教我们自制中国结,送给病房的病人。加上告别室,这家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只有七张床位,分男女间,收费并不高。这里的医生告诉我,病人一次住院的花销一万出头。病床的周转期一般在两周。


六月初,我第二次参与病房服务,和温心同组。结束后,我们同路去地铁站。她善意地叮嘱我,做完病房服务,离开病房的那一刻,你就要把自己与这里切断。因为,你今天服务过的老爷爷、老奶奶,等到你下次过来时,他已经走了。温心在教我学会接受死亡。


肿瘤科医生,这份职业很少给温心带来成就感。她说,“我所医治的病人最后都死了”。她见过有病人在确诊晚期癌症的当天,就从住院部五楼跳了下去;还有病人在身上藏了把剪子,凌晨四点,见照顾她的丈夫睡着后,悄悄割破了自己的手腕,等丈夫醒来,血已经侵湿了一大半床单。还有病人因为害怕死去,整夜整夜地失眠,焦虑,心烦,迁怒于他人。

病人不敢闭眼,害怕一闭眼就看不到明天了。

温心见过太多对死亡的恐惧和死亡前的挣扎。挣扎是一种求生欲,一种放不下,也是一种对死亡的不解。

2012年,秋天,温心收治了一位年仅四十的男病人。病人是个商人,事业有成。他已经在其他医院查过一轮,三个月,始终没查出病因。入院当晚,温心恰好值班。晚上九点,她照例查房,男病人拉住温心,问她,“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她明知眼前这位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却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简单地回答,“别想太多”。

两个小时后,这位病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他一直喊疼,疼,吐血,脸色发紫,面目狰狞。病人的妻子在一旁边哭边求温心,“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你一定要救活他,无论用什么方法。”妻子说自己有愧于丈夫,有太多遗憾没法弥补。温心和同事全力抢救,但她知道,以病人目前的状况很难迈过这道坎。她朝着病人的妻子喊道,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现在就说,不要等了。

妻子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她曾经出过轨。

丈夫似乎听到了妻子的倾诉,面目慢慢舒展。温心清楚地记得,他的眼角留下了眼泪。病人最终离开了。因为这件事情,温心开始反思她的从医生涯。二十多年,她说自己一直盯着病人的病,每天想着如何与癌细胞作斗争,如何化疗放疗,看各项指标,却忽视了病人作为人的存在。病人向她询问病情时,她不知如何宽慰,不知如何恰当地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以排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

“我就想,我如果能在心理上帮到他们,作为医生,我也是成功的”温心对我说。

如今,她不再是肿瘤科的大夫,而是一位安宁疗护病房的志愿者。她每个月都要参加志愿服务。有次,她带我进入病房,去问候一位临终的病人。我看见她娴熟地靠近病人,不询问病情,而是用自己的手轻轻握住病人的手,跟她说,“不要害怕,家人都在身边”,问她“最想吃什么?”"需要洗头吗?"

进入临终末期,病人和家属都会陷入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中。

他们会不停地追问医生,“到底会在哪一天离开”。以往,温心通过各项指标,结合病人的病情,给到他们一个模糊的期限。如今,如果重新做回肿瘤科大夫,如果再次面对病人和家属关于死期的追问,温心依旧给出一个科学的期限判断。同时,她也会从临终关怀的角度,补充到,不要纠结于哪一天,就把它当作是明天,彼此陪伴,过好今天,过好每天一天。

温心一直跟我强调,不要纠结于怎么死去,哪天死去,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怎么活”上。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如何活下去。入住安宁疗护病房,是末期病人对如何临终的选择。如果这种选择是在一个人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那么,这个选择就值得被尊重。这个选择就应该被家人,被爱他的人支持。


温心跟我提到她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89岁那年,因突发性脑梗去世。病发当天入院,手术后,主治医师建议温心的母亲入住重症监护室。

温心起初不太同意。一来母亲术后的情况看似不错,没必要入住ICU。二来,她想起母亲曾郑重地对自己说过,如果有天病危,她绝对不要进入ICU,不需要过多的无效的抢救。母亲是那种天性好强的女人。温心在北京工作,母亲常年在湖南老家。隔三差五,温心就要飞回湖南看望母亲。母亲每次都会把温心的路费准备好,在女儿回京之时,交给她。

那是个晴朗的下午,在母亲79岁时,母女俩在温心家里说起彼此对死亡的理解,最后达成共识——一定要有尊严地自然地离开。从那天开始,温心便决定尊重母亲的意愿。

不过,温心同意了主治医师的建议,暂时入住ICU,仅仅作为术后的观察,定不长住。母亲恢复得不错。术后当天就清醒了。醒来后,还向一旁温心的弟弟借钱,说要给温心路费。温心知道,即使母亲病了,她也不希望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

母亲的病情,却在第三天急转直下。这天早晨,母亲有吐血症状。温心一大早赶到病房,主治医师用手指了指天花板上的血渍,温心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她问母亲,“你怕不怕”。母亲很平静地回答,“不怕”。这种安详、冷静,对死亡的无惧,让温心意识到母亲的大限或许来了。两天后,母亲离开了。

温心遵照了她生前的预嘱,自然地有尊严地离开,体面地离开。没有进行过度抢救。温心的亲弟弟,起初不同意,当时医生也说,还有一些希望,建议再做做检查。温心一五一十地跟弟弟说起与母亲此前的谈话,进而提到,

“你要推着母亲,从这个楼层,跑到那个楼层,折腾,这样做有意义吗?”


温心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因为肝癌去世。温心记得,坚强的母亲一直说,我不能消沉,我要把你爸爸没过完的人生好好走完。她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等到子女都成家,闲暇时,她就和自己的朋友出门旅游,看山看水。

“她的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温心说。

温心将近三十岁时才了孩子,成为母亲。修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她接收的第一个病人竟然是一位八岁的男孩,癌症。说到这,一贯克制的温心,眼眶湿润起来。男孩还有个弟弟,这家有两个孩子,算是超生。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严格。男孩就被放置在姑姑家抚养。

八年,几乎没跟亲生父母相处过。八年,瘤子在男孩的身体里慢慢长大。应该很早就开始有不适感,但男孩隐忍,上课时不舒服,就用肚子顶着桌角。是姑姑看见男孩好多件衣服,肚子那儿都磨破了,才发现不对劲,到医院一查,癌症晚期。温心用手轻轻抚摸男孩的肚子,隔着肚皮,有那种疙疙瘩瘩的质感。

医院会诊,给出了先手术切除的治疗方案。手术前,孩子的父亲找到温心,睁着猩红地双眼对她说,温大夫,如果你切开我孩子的肚子,发现没法治了,我请你给我孩子推一针,让他一走了之好吗?温心说,自己是强忍着眼泪拒绝的。她太理解眼前这位父亲的狠心了。这份癌痛,是八岁的孩子难以承受的。


手术结果的确不理想,肿瘤已经和其他脏器粘连,无法切除。两周后,孩子因医治无效出院,三个月后,温心得知孩子离开了。出院时,温心叮嘱父亲,没法治疗了,就好好地陪孩子,多抱抱他,让他感受到父爱和母爱。

温心永远无法忘记男孩的眼神,明亮,藏着心事。温心给他换药,他就用这明亮地眼神盯着温心,接着问她,阿姨,我这个病值得好吗?没等温心回答,孩子便接着说,等病好了,我还要回学校念书。

温心没法骗孩子,说不出“会好的,只要你听话,安心治疗就能出院”的善意的谎言。她只能岔开话题,夸他是个聪明、幸福的孩子。男孩说,我知道,姑姑很爱我,爸爸也很爱我。

医学的存在,是为了抗击死亡和疾病。全力进行治疗像是一列你可以随时停下的列车,只要你说一声就行。但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好好地死去,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实际上,一个临终的病人,最最需要的,或许是爱,是关怀, 是陪伴。


吴绛枫


“父亲癌症晚期,要求不治疗,去安宁病房等死,该不该支持他?”,这样的事情还有,前段时间琼瑶写后事,公开信,类似这样的临终关怀的例子非常的棘手,原因是这样的:

临终关怀的安排在西方国家和我们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其实西方不同的国家对待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实人类历史上,重大的问题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比如说,有从道德出发看问题的视角,有从法律出发的,有从情感出发的,有从理智出发,有从人性出发,有从社会管理规范出发的视角,其实可以看到人类在很多事情上都处于这么纠结的状态。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我们人类可能更多倾向这样的观点,而在另外的时间段上,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另外一些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制度、社会的规范。

正如我们人类的大脑本身一样个,我们的人类的大脑一个是额叶的理性决策终中枢,另外一个是边缘系统的情感中枢,人类的大脑本身也是分裂的。

所以这就必然会带来,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纠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中,始终处于一个拉扯纠缠的状态。不过从这个角度,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纠结的状态正好就是我们人活在的状态。

比如在这件事情上,是死者要死得有尊严重要,还是生命要最大的程度、最大的限度去拯救更重要?

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关于这件事情,我更愿意这样去看。



第一、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很多人都说,生来就是受苦的,所以每个小孩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么,既然生命如此的痛苦,我们希望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有尊严,能够少说些折磨和痛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可能会有安乐死这么一回事。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并不知道一个人在死了之后会有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虽然有宗教的说法,迷信的说法,科学的说法。

正是因为说法不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特点:人们是惧怕死亡的,人们害怕死亡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人们对生命是极端的尊重和重视的,我们渴望用最大的限度去拯救他人的生命,有的时候甚至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假设当事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时候,当事人不够理智!所以需要他的监护人来替他做出一个理性、理智的决定。

既然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一个生死之间的悖论的状态,那么这就注定我们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永远不要考虑有一个一致性的答案,不管你是做出的A还是B选项,你永远都要为你做出的决定纠结。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选项,那都是一个悖论。

所以就这点我想提醒当事人的是,不管你选择了哪个角度,这件事情上你都是始终会去思考这件事。你永远都去纠结它,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准确的答案。你选择了A你就会承担B的后果,你选择了B你就会承担A的后果。



第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在人类创造的多数事情上,无论是我们的语言,还是我们做出的一个行为,不管是心理学,还是在临床咨询,我们说出的语言,做出的行为,都是会超过其本身含义的,任何行为和语言都可能会被引申,成为另外的含义。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醒你注意:你的两种不同的AB选项的选择,可能会被引申成更丰富的含义是什么?你必须要考虑后续的多种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谨慎,法律在这件事上非常的谨慎,而大众在这件事情上有多种分歧。

比如说:就眼前这一件事情而言,

我们如果支持当事人的意见,给生命一个尊严,让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尽最大程度减少痛苦,主张当事人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力。大家或许都会觉得能够接受,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很少有人会反对我前面说的那些。

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如果延伸一下。

假如我们同意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有权力去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抑郁症患者呢?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精神病的患者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于不同的案例,法律规范的适用性是不一样,我们似乎认为上面那些人没有权力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在有些时候,会用强制性的手段来阻止当事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为或者语言总是超越其本身含义的意思。

这一次是父亲要求儿子这样做的,如果儿子遵从了父亲,似乎没什么过错?

但如果下一次,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我们又如何去判断,他的亲人或者某一个医生做出这件安乐死的决定,真的是出于当事人本身的意愿,而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果有一天一个保姆对一位临终关怀的老人实施安乐死呢?我们怎么判断保姆的行为是真的出于老人的本意呢?如果保姆没有这个权力,那么,老人的儿子,就真的有这个权力吗?

(比如说当事人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不能理智的判断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当事人的决定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一个可靠的法律范例呢?这同样就是我们所说的任何语言和行为,所构成的事件,最终都会超越其本身含义。

安乐死它延伸下来的含义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论。这样就会给还没有没有充分准备的法官带来更多判案上的困难。

前面,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已经分析完了,具体而言我们该如何决定?我有这样的几个建议:

第一,了解相关法律,咨询律师。我们必须要保证就目前的法律条文下。不能违法是基本前提。

第二、家属、医生和律师应该和当事人一起共同协商此事。充分征求多方意见。尝试寻找多种可能性。寻找另外的可能性。也许能找到好方法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技术问题上,法律有时很难做出判断。所以在技术和法律之间也许能找到一些模糊的区域。能够作为当事人行为的依据。

第三、无论用什么样的行为,都应该引入心理学的帮助,比如说临终关怀的心理咨询师。从两方面来提供心理帮助。

(1)帮助当事人(2)帮助当事人的家属。例如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也应该接受心理学的帮助和服务,因为这件事情会持续给很多人带来心理上的困扰和阴影。

最后,小明想说,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悖论,作为一个人,永远都是一个矛盾体。而纠结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也许通过一次一次的争论,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接近生命本源的真相。

关注小明的两个原创头条号。《三体的秘密》与《心伙伴》~被头条网评为2016年度最火的心理类专栏。

赵小明丨央视财经频道特约心理专家


赵小明心理团队


“当抗癌治疗可能不再获益时,这个阶段以姑息治疗为主,主要对象为无法根治的晚期癌症患者,让他们在舒适的状态下,带瘤生存,让患者学会将肿瘤视为一种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

这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刘威主任所提及的姑息治疗的理念之一。这其中就包含了安宁疗护的内容。

安宁疗护不是一个新话题,在2016年的政协会议及国家卫计委的工作会议上,曾把安宁疗护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安宁疗护关乎患者的生命质量,关乎医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所以,安宁病房其实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


具体到某一患者,到底应不应该放弃所有抗肿瘤治疗而步入完全的安宁疗护,我个人理解,里面包含了几层意思:


1、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身体状态给出一个综合评估,如果的确没有了抗肿瘤治疗的机会、不能再从抗肿瘤治疗中获益,患者已经进入临终前,这时,姑息治疗、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就成了所有治疗的首要内容。

2、患者意愿。如果患者的确没有了抗肿瘤治疗的价值和意义,病情危重,而且患者有进入安宁病房的想法,我个人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若患者意识清楚,完全不能接受放弃抗肿瘤的治疗的现实,医护和家属盲目安排患者进入安宁病房,对患者来讲就失去了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和意义。

3、医学上通过抗肿瘤治疗仍有很大的获益空间、预计生存期3个月以上的晚期患者,不建议放弃抗肿瘤治疗而过早进入安宁疗护的模式。


综上,安宁疗护实际上是人文关怀的一个具体体现,对于晚期没有抗肿瘤机会,预计生存期短患者,尽最大可能为其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医疗环节。


深蓝医生


对任何人而言这无疑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延缓父亲的生命,为人子女都会这样想;另一方面,看着老人治疗受罪,自己也觉得非常难受。

我本人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那年自己的姥爷得了肺癌,当时已经80多岁了。治疗的时候看着他躺在那,每天输液治疗,两个胳膊的血管已经都硬了。当时我想,真是太受罪了。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不要活那么久,就算病了也不要治疗。

今天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从这几点来考虑:

一是,你和你的家人(母亲,兄弟姐妹等)是否能够接受父亲不接受治疗。很多人在心理层面接受不了这一点,尤其是作为子女很难接受。做子女的总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延长父亲的生命周期,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但是,其实放下周遭的评判和世俗的眼光,真正站到老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式。

二是,你最好带着家人包括你的父亲到安宁病房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安宁病房”安宁疗护强调“四全照顾”(全人、全家、全程、全队照顾),所以是身、心、灵完整照顾;不只关心病人,也关心照顾家属;不只照顾病人到临终,也帮助家属度过悲伤;且结合医师、护理师、社工、志工、宗教师等相关人员共同照顾病人及家属。建议你到当地的安宁病房进行详细的了解和考察。

最后,希望老人能够不太痛苦又有尊严的度过今后的人生。


不倒翁小姐


你该不该支持父亲,取决于两点:第一,病情是否真的到了临终阶段?如果是,就勇敢支持他,据你所讲,刚做完一疗程化疗,应该基本排除临终阶段这种情况,他临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多半由于治疗带来了不适感或者说加剧了他的痛苦,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应该和医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或者治疗前做好预处理,尽可能减轻治疗带给病人的痛苦,还要疏导你父亲,让他明白,痛苦是暂时的,治疗结束就会消失。第二:安宁病房等死,显然是临终阶段的选择,病情没到这个份上,人家也不敢接受你啊,其次据我所知,还有国内迄今尚没有比较靠谱的癌症“安宁病房”,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普通老百姓未必能够享受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安宁病房,要求其实是很高很高的,安宁病房不同于一般肿瘤病区,不仅要有专科医生,也要有专业护士,还需要专业心理精神科医生做辅导,甚至需要宗教信仰方面的社会义工或者专业人员帮助,没有这些专业人员、没有足够的物力和专科配套设施,安宁病房一点都不安宁,大中华地区台湾、香港这方面做的都很不错。


再说,结直肠癌,近年来治疗进展很快很好。不少肝转移的患者活个两三年甚至四五年都不成问题。不要盲目以为,肝转移就死定了,自暴自弃,拒绝治疗,活活等死。此外,在此特别强调,治疗带来的痛苦都是暂时的,经过合理处理都能够很好解决,不要因噎废食,放弃合理治疗。你父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自己的决定不够明智,因为等死带给他的痛苦和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到他


肿瘤何大夫


作为子女的,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做出怎样的决策都是艰难而且痛苦的。像前几个月,开明如琼瑶、平鑫涛夫妇在面对平鑫涛只能依靠插管才能维系低质量生命的情境下,平鑫涛的意愿,以及他太太琼瑶主张都没能拗过平鑫涛子女的主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子女在父母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治疗延续生命的情境下,哪怕是顺从父母的意愿而放弃积极治疗,都有“不孝”之虞。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子女“孝顺”的传统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社会老年人的死亡质量指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相当低的。两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针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死亡质量指数是由新加坡慈善机构连氏基金 (Lien Foundation) 委托进行排名,以广泛的研究和面向全球120多名缓和医疗专家的访谈为基础。英国之所以名列前茅,主要原因就是当面对不可逆转,现代医学已经无能为力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缓和治疗(Palliative Care)。

所谓的缓和治疗,用世卫组织所概括起来的三条核心的治疗原则来表述: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的过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不适的方法。

回到题主的问题。父亲65岁直肠癌晚期,肝转移,经过一轮治疗后,父亲表达意愿不想治疗,作为子女的应该怎么办。我个人的建议是作为子女,应当首先确保与父亲,以及医疗人员进行充分的沟通。

对于病人来说,可能因为治疗的痛苦而难以忍受,就像有些人牙疼的时候恨不得把疼痛的牙齿全都拔光,但实际上只是寻常的牙龈发炎而已。所以,作为子女应该在与父亲沟通前,务必了解清楚父亲的病情的治疗前景。

如果有可能经过治疗,能够进一步延续生命并且恢复到较为正常的生活,那么就应该多多鼓励父亲坚持,并与医生讨论能否在治疗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

如果治疗即使能够够进一步延续生命,但病人已经不可能正常生活,必须借助医学辅助延续低质量的生存,继续生存下去对病人而言意味着更多的痛苦,那么,就有必要尽可能将实情告知病人了解,并尊重病人的意愿。

如果治疗已经没有什么机会进一步延续生命,而且继续的治疗会令病人更加地痛苦,那么,尊重病人的意愿。

例如,巴金晚年所遭遇的治疗以及延续的生命对巴金而言,不啻是痛苦的折磨。1999年,已经95岁的巴金病重住院,一番抢救之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鼻胃管。插入鼻胃管后,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连个月就要更换一次,这意味着,每隔两个月,年迈的巴金就要再次承受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插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导致巴金嘴合不拢,下巴脱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但选择权不在自己,在家属。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因此,作为子女的,在做决定之前先把治疗的痛苦以及前景多做了解,并将实情尽可能告知病人。病人在清醒的情况下,在充分、客观了解治疗实情的情况下面,所做出的放弃积极治疗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

要知道,更多的时候,给老人家延续不必要的治疗并非老人家真正的意愿。北京协和老年医学团队在2016年对1000多位朝阳区的老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56%的老人希望能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做决定;只有8.9%的老人愿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接受创伤性抢救。

作为现代人,应该对“孝顺”有与时俱进的理解,而不要拘泥于传统的狭隘诠释。让病危的父亲能够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是比违逆父亲的意愿,让父亲在持续的痛苦折磨中死亡,前者才是高质量的孝顺,是对老人家真正的尊重;后者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子女尽愚孝的心安理得。


唐映红


对这个问题,决定权在病人本身,家人和医生都只能建议。无论晚期且发生肝转移的直肠癌患者,在统计数据中还能存活多久,他们的治疗都会花费大量金钱,病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也会为了延续生命,而经受更多痛苦,甚至丧失尊严。

有些人的求生意识会克服这些问题,但另外有一些人则会做另一种选择。2012年,浙江就出现过一起同类案例。浙医一院急诊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得知78岁的父亲得了恶性肿瘤晚期,已经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后,将病情如实告知父亲,并尊重父亲意愿,不做放疗化疗,将父亲从杭州送回诸暨老家安享最后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昏迷或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如果允许,适当做些镇静催眠,让他安详离开人世。在回到诸暨半年后,陈作兵父亲安详离世。

陈作兵的做法不无争议,连在家庭会议上曾同意他的哥哥,在父亲去世后也表示要是继续抢救,或许父亲还可以多活一段时间。不过,陈作兵的决定在本单位赢得了尊重,有一位同属晚期癌症的医护人员家属也出院回家,不再抢救。

陈作兵也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目睹很多晚期绝症病人的痛苦挣扎,也见过诸暨市人民医院12楼跳下的那个肝癌晚期护士长的鲜血,让他对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一般人所说的“生存”。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瑞士,罹患“渐冻人症”的英国人Peter,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相伴多年的妻子就陪在身边。“我太太很懂得怎么握着我的手帮我入睡”,微笑着说完这句话后,他慢慢停止了呼吸。

Peter的症状,远远没有我采访过的渐冻人严重。这种病会让人慢慢失去对躯体的控制,直到最后只有眼皮可以眨一下,再接下来就是必然的痛苦的死亡。同为病友,有的人会挣扎着等待最后的结局,但这并不妨碍另外有一部分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以避免陷自己和家人于不堪痛苦的境地。

能安享地死去,同样是生命质量的一部分。如果说更多的抢救挽留下的一段时光,却带来更多的病痛的话,放弃抢救,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是当事人自己的权利。


孙旭阳


前两天我刚评论过个问题,也是关于癌症的话题。

具有发言权的我告诉你,我父亲51岁肝癌去世四个多月了,现在的我26岁,我父亲是过年初二查出来肝癌晚期并且伴有肝内转移,自从查出来我父亲就那天变瘦,而且浑身没劲,去过上海北京,我拿着片子找过很多大夫,不求别的只求能给我父亲做手术就行,最后选择在上海治疗两个月。情况有好转再转战本地医院继续治疗打针吃药,这期间我父亲并没有过多的说过不想治疗,我们全家人都在给他打气,父亲也是担心钱,因为这个病没有大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前后花了好几十万我们一直瞒着我父亲,他也很坚持治疗,坚持了六个月最后走的。

老人家不想治疗是绝对不行的,网上大部分告诉你开开心心心态变好结果好了那都是骗人的,很少有人能遇到这种幸运。我们还是遵循医嘱,中西结合,稳定的控制生存期,如果最后实在是晚期的特别痛苦,尽量给老人打镇定剂止疼剂,因为癌痛是我们想不到的痛,火烧内脏器官那样,如果能治疗的情况尽量劝家人治疗,病人配合家属积极才能更好的延长生命。祝福您加油坚持努力。[赞][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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