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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在称帝第十三年的时候，由于自己的皇后富察皇后去世。乾隆皇帝以大臣们对待富察皇后的葬礼，在礼节上不到位为名，对大臣们进行大肆削职，甚至冷血斩杀，掀起了一场官场风暴。那么，不过就是一场葬礼而已，为何乾隆要大动干戈，严厉打压大臣们呢？

（乾隆剧照）

我们先来看看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乾隆皇帝有哪些不满的地方。

乾隆皇帝首先拿他的儿子们开刀。他说他的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没有哀戚之色，对他们严厉斥责。并公开说，这两个人将来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本来，清朝的皇位制度，从雍正皇帝开始，就采用的是秘密建储制。也就是说，皇位的继承，是绝对的机密。雍正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正向激励他的孩子们。但是，现在乾隆皇帝竟然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把这样敏感的问题提出来，由此也可见，他打击的力度之大。

当然了，对自己儿子们打击力度再大，不过是申斥他们一下而已。至于不让他们继承皇位，其实他本来也没想过要他们继承皇位，只不过提早说出来罢了。他的儿子们，其实所受的影响不大。但是，乾隆皇帝对待其他大臣，却是非常的严厉峻刻。

清朝一直使用满汉双重文字，当乾隆发现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译成了“先太后”一词时，乾隆大为生气，把礼部尚书阿克敦交给刑部处理。刑部揣摩乾隆的心思，把阿克敦判处绞监候。但是，乾隆依然很不满意，不但要求刑部重新把阿克敦判为斩监侯，秋后处决，而且还对刑部的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很多人被革职查办。

（永璜剧照）

接着，乾隆又责备光禄寺所准备的祭品“俱不洁净鲜明”，对光禄寺的大小官员，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其实，这个“不洁净新鲜”，明显就是挑刺。古代又没有检测仪器，只要食物没变质，哪有不洁净新鲜的说法。

这个挑刺还不算严重，更严重的是，乾隆皇帝又在剃发问题上，和众大臣杠上了。满清本来有一个旧习俗，在帝后去世的时候，官员在百日之内，不能剃发。不过，这个规矩是祖上的规矩，而且在康熙、雍正走向汉化的时候，这个规矩就已经没有实施了。但是，乾隆皇帝却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地处理了那些在百日内剃头的大臣。不只是京官，还有地方官员。

这明显就是乾隆故意要这样做了，而且明显是派了暗探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搜查，目的就是要故意杀人处理人。

同时，乾隆还大搞文字狱。翰林院在写富察皇后祭文的时候，用了“泉台”一词。乾隆认为这个词用得不好，不能用在皇后身上。于是，又给了包括大学士张廷玉在内的众人，罚俸禄一年的处分。

说老实话，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张廷玉等人的水平，肯定比乾隆高。他们用“泉台”这个词，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而且不过是一个词而已，怎么就能让人家一年不吃饭呢？而且还是针对堂堂的大学士，简直没有半分的尊重。

由此可见，乾隆这样做，明显就是要给张廷玉等大臣难堪。

（富察皇后剧照）

那么，当乾隆刚上台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一个仁君的作风。这时候，为什么对待大臣们却是这样的态度呢？

有人说，主要的原因，是富察皇后去世，乾隆心里悲愤。但是，就算乾隆对富察皇后真的有爱情，富察皇后的死，他真的很悲愤，但也不能拿大臣们撒气啊。富察皇后的死，与大臣们又没有任何关系，为何却要把气出在大臣们身上呢？

很显然，乾隆这样做，就是故意的。表现对富察皇后的爱，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想要做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打压大臣们。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在那时候打压大臣们呢？

很明显，这是乾隆皇帝加强中央集权，实现皇帝极权的表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皇帝极权，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唐朝的大臣们还能和皇帝坐而论道。到了宋朝，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明朝，皇帝干脆把宰相废了，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一人裁决。到了清朝，尤其经过康雍盛世，后来乾隆在安定了政权以后，再往前推一步。不但大臣们需要跪着说话，而且他们连基本的人格也没有了，乾隆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大臣们从此完全成为乾隆家里的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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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皇帝弘历时年三十八岁，正值壮年之际，从后世看来，正如万历十五年对明朝万历皇帝一般，正如乾隆皇帝自己即位之初所说的，“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这一年也是乾隆朝皇帝执政风格的一道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乾隆皇帝的执政风格从宽厚仁和骤然转向了驭下严苛，连施重典，对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掀起了一场官场大风暴，皇帝对大臣们的态度从乾隆初期的宽厚仁和转向了颐指气使，严责苛求。其原因表面看起来是由于皇帝连丧至亲引起的，是一个父亲痛失嫡子和一个丈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事情的两大诱因

在乾隆十三年前后，乾隆皇帝在宫中连遭两大沉重打击。首先是乾隆十二年底，孝贤皇后的第二个嫡子年仅2岁因出水痘夭折，在此之前乾隆皇帝的嫡长子永琏已然去世，这使得一心想立嫡子为储君的皇帝和皇后十分悲痛。第二件就是孝贤皇后富察氏在乾隆十三年陪同皇帝南巡，在归来的途中，病逝于龙船之上。人到中年，连丧爱子爱妻，这就使得乾隆皇帝的脾气格外暴躁，导致身边的皇子，大学士，军机大臣，外省总督乃至基层官员都连遭厄运，因此丢掉性命的亲贵大臣不在少数。

首先倒霉就是皇长子和皇三子。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扶灵柩返回北京，按照礼仪，所有的皇子都要参加嗣母的葬礼，当乾隆发现皇长子和皇三子因不是自己的生母过世而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他大发雷霆，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将两位皇子排除在继承大统的序列之外，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皇长子还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责罚，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

接下来倒霉的是各级督抚们。按照乾隆帝的设想，各省督抚大员出于对皇后的哀悼，理应踊跃上表，请求入京参加葬礼。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多数封疆大吏根本没把皇后的葬礼当回事，奏请入京者寥寥无几。

乾隆帝心中很不爽，下令对没有奏请入京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等实行重罚，或降二级使用，或销去军功。因此受罚者包括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数位督抚，总计有五十多名满族文武大员。接下来是百日服丧期，按照规定，百日服丧期内不得剃发。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规定，以至于大家都已经淡忘此事，即使是在雍正皇帝驾崩后，不少文武官员百日内剃发也没有得到乾隆皇帝追究。没想到，这一次皇帝竟然较起了真，而第一个遭殃的“倒霉蛋”，便是锦州知府金文醇。

十三年，孝贤皇后崩，故事，遇国恤，诸臣当於百日后剃发。锦州知府金文醇违制被劾，逮下刑部，拟斩候。上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见《清史稿·塞楞额传》。

接下来，更大的人物出现了，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也被举报，气得皇帝暴跳如雷，大骂他们“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弃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见《清高宗实录》）。乾隆帝决定予以严惩。塞楞额被刑部论斩决，乾隆帝“恩赐”他自尽。至于周学健，起初被罢官抄家、罚做苦役，然而不久被发现有贪赃的罪证，被皇帝下诏赐死。至于其他违反剃发要求的官员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得到严厉处罚，文武大臣对乾隆皇帝从宽厚仁和突然转向严苛大表不解，但也是对皇帝噤若寒蝉，俯首听命。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乾隆皇帝的执政风格转向严苛，对大臣们动辄斥责辱骂，颐指气使。

乾隆皇帝执政风格大转变的原因分析

乾隆皇帝执政风格“大变脸”，并不是没有征兆的，而是皇帝对自己执政十三年来各级官员的表现不尽满意，本就打算予以纠正。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由于得位存在争议，政敌众多，再加上对康熙末期失之偏软的矫正考量，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对待各级官员以严厉著称，这主要体现在对待八阿哥九阿哥集团和年羹尧等人的处置上，各级官员在雍正朝都战战兢兢，朝政气氛沉重。

乾隆皇帝即位前对此也有微词，因此，在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父亲的执政风格，对皇室成员和各位臣工多持宽厚怀柔的态度，一时间众臣都称颂皇帝圣明，朝野内外如沐春风。乾隆皇帝本来打算按照“一张一弛”的做法，希望各位臣工能够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为朝廷和皇帝办差。没想到，几年以来，在过了新鲜期后，各级官员开始做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对待百姓疾苦不闻不问，对待朝廷交办的事情推诿扯皮，甚至贪腐堕落。随着“弊政”的增多，乾隆越来越能体会到雍正严苛的良苦用心了。不是雍正不想宽仁，而是大势所迫，整个官僚集团容不得他宽仁。你一旦宽松，人家就认为你是懦弱好欺负的庸主。于是，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了说教，举起了教鞭，狠狠鞭策他们办差。以惩罚应对大小金川战事不利的大臣为例，乾隆十二年，云贵总督张广泗、大学士讷亲两人督军进攻半载劳而无功。按照乾隆皇帝以往的做法，组织前方战事不利，最多也就是革职查办，更何况领兵作战的是乾隆皇帝的心腹大臣讷亲，但是他们二人命不好，刚好撞到了被急于立威的乾隆皇帝的枪口上，被皇帝先后下令赐死。

总的来看，乾隆十三年以后，乾隆皇帝对臣工的管理更加严苛，短期内比较有效地遏制住了大臣文恬武嬉的不良作风，吏治得到很大好转，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沧海拾遗录

乾隆十三年，是乾隆执政风格转变的一年，也是他前期与中期的分水岭。十三对于乾隆而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数字，因为他的父亲雍正刚好在位13年，他在登基之初就曾说过：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巧合，乾隆的预感是对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拂意”之事，一件是富察皇后去世，还有一件是大清的金川战争遇到挫折。

皇后去世

皇帝的感情世界，对他的执政风格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乾隆此生最爱的女子就是富察皇后，她的去世，给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很大的创伤。

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特别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经常会无缘无故发脾气，指责他人。他们内心痛苦，希望得到理解，但又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不够。

如果是普通人，影响有限；可乾隆是皇帝，一旦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就会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惩罚他人来释放自己的痛苦。

翰林院书写富察皇后的悼词，因有一处翻译错误让乾隆很生气，导致刑部尚书被判秋后处决，相关人员一律革职，平时最多警告一下；

皇后丧礼上使用的金册，乾隆看后觉得“甚属粗陋”，不够精美，配不上皇后的尊贵，结果负责制作金册的工部司级以上大员，全部问罪；

祭祀用的桌子板凳不够干净，乾隆看了不顺眼，结果负责此事的光禄寺大员一律革职；

皇后去世，有大臣百日内剃发，乾隆知道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皇后的不尊重，后果就是两位总督被赐自尽，两位巡抚被革职……

仅仅因为皇后葬礼，大清几十名官员以及两位皇子被处理了。原来风平浪静的朝堂，因乾隆的悲痛而刮起台风，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深谙帝王心的张廷玉也没想到。

皇帝对官僚集团多年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乾隆上位之初，推行宽大的仁政，让大清官僚如浴春风。

时间久了，这些官员就开始“蹬鼻子上脸”，各种歪风邪气都冒出来了，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种懒散的状态。

许多地方官，上班就是走过场，更有甚者半个月不去衙门；未处理案件，堆积如山；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军备松弛，士兵涣散，面对西边小叛乱都搞不定……

“仁政”造成了大清官僚群体的整体堕落，与乾隆的期待完全相反，这些因素推动着乾隆反思过往的执政策略。后来，乾隆反省自己初政时说：

我登基之初，还有“好名”之心作怪。阅事既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至正，才能不走偏——《清高宗实录》

随着“弊政”的增多，乾隆越来越能体会到雍正严苛的良苦用心了。不是雍正不想宽仁，而是大势所迫，整个官僚集团容不得他宽仁。你一旦宽松，人家就认为你是懦弱好欺负的庸主，不法的尺度就会越来越大，江山就会更加腐朽。

形势推动着乾隆改变风格，他需要一次大变脸，对大清这台机器来一次大的“翻修”。

秋媚读史

乾隆25岁登基，从他父亲雍正手里继承下了大清江山，这艘巨轮何从何往，这位舵手他心底一点也不迷茫。自己父皇13年来惨淡经营，为国家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但13年的严酷统制使人屏息胆战，同时也得罪了天下人，包括自己的兄弟手足。乾隆非常清楚父皇的许多过激举动使他的政敌赢得了广泛同情，其实作为旁观者乾隆也有不同看法。

乾隆既位后一心抱着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施行仁政而改变他父亲的做法，认为有必要以实际行动对过往进行纠偏。他连发谕旨对雍正朝被处理的叔辈皇族和其子侄都从宽处理，该复籍的复籍，该平反的平反，扫除了皇室成员对乾隆父子的怨恨，让他们都对新皇帝刮目相看。

继位之初乾隆对官僚系统也作了同样处理，他倒一直欣赏祖父康熙宽仁的做法，反而对自己父亲的严峻很少效法。在追赔钱款上处罚过重的官员都给予释放，不再株连亲属，免除了许多官员的欠款。对雍正遗留的老臣，比如鄂尔泰和张廷玉恭敬有加，毕竟他还年轻没有执政经验。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原先被判死刑，乾隆也给予释放，这阶段是乾隆和老臣们包括整个官僚集团是蜜月期。

帝国上下一下子从雍正的严酷转而成为乾隆的宽仁，这本来是新君即位赢得人心的需要，也是乾隆这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年轻皇帝其价值观在国家行政管理上的自然体现。另外一点，经过雍正13年的高压统制，吏治有了明显改善，乾隆认为此时适当“放松”些，对于他这个新君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本钱。

大清在乾隆的手里走过了13年，乾隆13年确实对于乾隆来讲是个分水岭，这年一直与他朝夕恩爱的富察皇后去世了，他也从一个对治理国家懵懂年轻的皇帝成长为一个经验老道又善弄权术的最高统制者。

十几年的统御天下，他扪心自问自己尊崇儒家治世的道理，以尧舜为行为目标，可是从理论付诸于实践，残酷的现实告诉他实际并不是一回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登基以来对官僚系统非常信任，尽可能给足一切优厚的条件待遇，希望臣工都能心存感激而克勤勉励尽责。但事实是各地官员腐败受贿案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康熙末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巨额亏空又出现在自以为乾隆的治世天下。

乾隆对这帮官僚越来越感到不可理喻，他感觉自己以诚相待而得到的还是欺瞒和贪婪，而且得寸进尺。老百姓也是这样，给予宽松仁和的政策，只要一有机会能获利就见缝插针，为了蝇头小利扰乱治安，仗着人多群体公然违背法度对抗官府。

乾隆开始反思这是怎么回事，他像一个刚刚在社会上历练过的孩子，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父亲的话和做法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经过一系列挫败和见怪不怪后，突然觉得父亲当初的英明和先见之明。并不是父亲雍正不愿意施行仁政，宽御天下，而是官僚集团和愚古不化的刁民实在是不能宽大仁和。

这位中年皇帝感到似乎开窍了，原来治理国家凭儒家的书卷气，靠自己良好的出发点，到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正是乾隆13年，皇帝治国理念从儒家向法家过度，《韩非子》经常摆上他的御桌，原来他反感这个理论家的话，现在读起来如沐春风。君主控制臣民不能凭道德仁政，要通过严峻的法度和设法加强威慑力量，乾隆奉之圭皋，因为他的实践告诉他，只有韩非子的调子才符合实际情况。

乾隆13年后，对于贪污亏空的处罚比雍正时期还要厉害，判死缓的将自家资产补起，还没补上的，挪用超一千两，贪污超八十两就得杀头。以前对死刑犯皇帝还网开一面，现在一点都不留情面基本全部处死，轮到皇太后大寿，按常规不处决死刑犯人，可乾隆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除外，即使破坏大庆气氛皇帝也要将贪官绳之以法。

最倒霉的是在四川军事行动失利的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如果在乾隆早些年，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正巧赶上了乾隆13年皇帝的“发作”，全部处斩或赐自尽。

乾隆和臣子的关系回到了他父亲的老路上，而且他精力充沛，智商情商高于常人，对事洞察秋毫。中年乾隆驾驭他的臣民就像拉紧一根橡皮筋，时刻让它处在高度绷紧，他随时会在旁边动手来剪断，让人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这是法家提倡的治世之术，也是乾隆希望的状态。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看遍山川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孝贤皇后之死，对乾隆帝个人的精神世界确实影响甚巨；对乾隆朝执政风格从宽转严这个问题来说，发妻之丧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还有其他的起码同等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们要弄清，乾隆朝初期的宽政因何而来？主要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乾隆帝作为首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新君，不像明立的太子在储君时代就有培植个人班底的机会，二十五岁的他个人羽翼未丰，所以急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唯一正确有效的尽快坐稳大位的方式；

其二，乾隆帝的父亲雍正帝由于继位合法性不足（近年发现的康熙遗诏已被考证出是雍正帝即位之后用以自证的伪作，但康熙帝本人属意于雍亲王只是未及留诏便病发崩逝的可能性也并不因这份诏书是伪作而排除。所以这里采用的说法是雍正帝继位合法性不足，而非雍正篡位），故而只得采用激进严酷的执政方式，自然树敌甚多。但雍正帝在世时，这些明里暗里的敌人已经在雍正帝的铁腕天威下吃足了苦、吓破了胆，至于其中吓不破胆的，早已被雍正帝收拾干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君乾隆帝宽大为怀，是对这些人施恩，雍朝余威与乾朝新恩相结合，这些人且畏且敬，反攻倒算的动力才会更小；倘若一秉雍正的苛察之政，反倒很可能会产生“天下苦秦久矣”、压迫至极必有反抗的消极后果；

其三，乾隆初年的宽政，是以康熙朝的宽政为渊源。乾隆帝上台后要做的，就是凭借父亲为自己留下的高度集权局面，使皇帝重新在上层集团之中获得雍正朝始终未能获得的普遍认同。而康熙朝以其文治武功之盛和君主福祚之长，成了当仁不让的大清一统极盛的象征。乾隆帝以追慕康熙朝为旗帜，承袭康熙朝宽大之精神，自然能获取更大的认同。本质上，乾隆帝是借祖父的崇高威望，来帮助年轻资浅的自己树立权威。

而到了孝贤皇后薨逝的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通过其上佳的治理成绩，已经赢得民心；通过其出色的权谋手段，一方面治乱于未萌地以弘晳逆案终结了康熙朝九王夺嫡对清朝政局三十年的持续影响，彻底收服了宗室亲贵；一方面对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臣僚派系张鄂两党恩威并施，逐渐削弱两党势力，两党领袖鄂尔泰已于乾隆十年（1745）忧病而亡、张廷玉则屡遭申饬处分完全失势；同时以潜邸旧识讷亲、孝贤皇后之弟傅恒、忠直汉臣刘统勋等为核心人物的乾隆帝亲信班底经过其选拔培养已成气候，虽然讷亲于乾隆十三年因金川战败而被处死，但官僚集团尽在乾隆帝掌握已成不可动摇之势。显然，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帝的专制权威已经完全巩固，在政治上可以说已经没有一支能够制约他的力量。权威已极，效法祖父康熙帝的宽仁面貌便开始缺少维持的动力，而源自父亲雍正帝的挑剔刻薄、喜怒不定自然要渐渐暴露出来了。

然而，在政治上没有一支能够制约乾隆帝的力量，并不是说彻底没有一支能够制约乾隆帝的力量了，而这支力量正是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完美的德行及其对乾隆帝政治志向的高度理解与支持，不但使乾隆帝后顾无忧，而且使他因为妻子的完美而更加深信自己深得上天眷顾。为什么这里说“更加”呢？因为乾隆帝确实是个相当得上天眷顾的人。一个低等的格格之子，先是幸运地成了子嗣单薄的雍正帝活到成年的第二个儿子，还得到康熙的垂爱；然后唯一的成年兄长弘时又悖逆皇父被削爵幽死，两个幼弟的才具又与他差之远甚，虽然秘密立储，其实早无悬念；继位过程风平浪静，统治生涯也很顺利，这样的早年经历很难不让乾隆帝以自己的“得天独厚”为傲，而完美互补的妻子和美满的夫妻生活自然更让他自认为独得天眷，孝贤皇后的陪伴对乾隆帝早年始终保持较为平和积极的仁君心态也应当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这对神仙帝后眷侣的美满生活随着嫡次子永琮的夭折戛然而止了。孝贤皇后共生有皇次子永琏、皇七子永琮两子，而自认独得天眷的乾隆帝早早怀有了打破祖宗纪录、成功让嫡子继位的美好愿望。嫡长子永琏天资聪颖，素得祖父、父亲喜爱，乾隆帝于改元元年便已亲书密旨立他为储，他却于乾隆三年（1738）不幸九岁夭亡。但此时的乾隆夫妇虽然心痛悲伤，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此时夫妻二人分别只有二十八、二十七岁，满可以继续造人再图立储。乾隆十一年（1746），在近古时代已是超高龄孕妇的孝贤皇后在自己三十五岁时终于产下嫡次子永琮，乾隆夫妇的希望眼看又能延续。可他们哪曾想到，永琮的福分比他的胞兄永琏还薄，还没等父皇金册立储，乾隆十二年（1747）农历腊月便急急赶去与胞兄黄泉相会了，卒年只有虚岁两岁。这对乾隆夫妇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对高龄产子、已无心力再行生养的孝贤皇后来说，更是身心双方面的毁灭性打击。乾隆帝在翌年东巡时特意带上皇后，想借大好河山为爱妻疏解心绪；可皇后已经心力交瘁，终于病发薨逝于回程舟上，卒年三十七岁。

立嫡子的努力终告失败，爱妻的撒手人寰则彻底打碎了乾隆帝“独得天眷”的自傲和美梦。曾经经历过无限接近的完美，却又被上苍突如其来地把这份完美在面前生生打碎，无论帝王还是平民，其痛苦和幻灭感之深重，并无不同。孝贤皇后的离去，意味着乾隆帝精神的平衡剂不复存在；“得天独厚”的神话破灭，则使乾隆帝初年的英锐之气突变为不无怨天尤人情绪的暴戾之气。而此时，真的已经没有谁可以制约乾隆帝了。心态崩坏的乾隆帝开始对他假想的爱妻爱子的敌人（包括皇长子、那拉继皇后和她的儿子等等）疑神疑鬼，对帝国承平日久自然出现的贪懒怠政现象一概视为对自己昔日理想中完美帝王生涯的讽刺因而不能容忍，他从行为上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父亲雍正帝，但动机却大相径庭——雍正帝的严苛之政实际上是情势所致的理性选择；乾隆帝的宽政转严，却更多源于自己的心态剧变。而手中已经至尊无限的专制皇权，则将乾隆帝的戾气放大成横冲直撞的淫威，让天下战战兢兢。

而乾隆帝这种严政的效果也与其父恰恰相反。雍正帝的严政，催生出一批积极进取的能臣干吏；而乾隆帝这种多少“任性”的严政，却是让已安承平的官僚阶层愈发抱定与其动辄得咎、不如但求无过的宗旨，不怕犯错的谋国之臣越来越少，诺诺逢迎的庸俗之臣越来越多，于是无论乾隆要求如何急切严苛，清朝官僚阶层的腐化和其实比腐化更要命的呆滞化已然不可逆转。而这也导致晚年的乾隆帝索性安心享乐，用后人看来不啻笑话的“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来麻醉自己，以消耗天下来延续自己“独得天眷”的美梦。只是，成为太上皇后爆发的白莲教起义，终究让他没能把这个已然荒谬的梦做到头。我心里猜想，乾隆帝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时光，与其说是年老衰迈，不如说是终于承认自己的一切念想皆已成空，精神再也无所支撑，才导致的记忆衰退、口齿不清、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吧。说到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弯弓射雕，还看今朝，这些顶级领袖们至死不休的强韧神经，这位早年过于顺利、初登大宝时豪气干云的清高宗纯皇帝，是不具备的呀。

小楼一夜听春雨

乾隆十三年，是一个让爱新觉罗弘历痛心疾首的年份，这一年，他最爱的妻子富察氏皇后，也就是孝贤纯皇后不幸染重疾而亡，享年37岁，这位还在弘历是宝亲王时候的嫡福晋是他最最珍爱，最最敬重的女人，他们可谓青梅竹马，相互扶持，自结婚后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感情笃挚，十分恩爱。乾隆最初以礼待之的执政风格其实颇受了这位知书达理的皇后影响。

但这一切，却在乾隆十三年全都改变了，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极为恶劣，他在这种情绪中对料理皇后丧事的官员们极为不满，觉得他们不够悲伤或者表演成分太浓，这使得乾隆对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乾隆也在这一天仿佛开启了恶魔模式，后来乾隆朝政策方针开始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而且一向以仁爱著称的乾隆，对于不喜欢的皇子也大加斥责，比如在皇后大丧期间，乾隆看到皇长子和皇三子表现的并不是很悲痛，甚至还有喜色，于是乾隆在一次爆发了，对这两位皇子严厉斥责，并且声称尔等断不可承续大统！继而他们的师傅都被处分。

还是由于皇后的死，乾隆再次小题大做，对于在帝后之丧一百天内剃发的官员，大加斥责称他们“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弃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于是狠狠的将他们革职查办。

老猪的碎碎念

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和一个人的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是谁呢？那便是乾隆皇帝当时最宠爱的女人——富察皇后。富察皇后之死，是乾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逐渐从一个谦和宽宏的皇帝，转变成了一个苛刻自大的君主。

乾隆十三年官场风暴的导火索——富察皇后之死

灵魂的感触

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大清的官场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对大臣甚至皇亲贵族的态度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是方向性的本质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开启了“士大夫集团”的奴化。由此，中国的“士大夫”集团的脊梁被打断，压弯。

很多人认为，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的起因是和乾隆感情深厚的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非常悲痛，陷入了极度痛苦不能自拔，以至于性情大变，迁怒于朝廷重臣乃至皇亲国戚。乾隆一改“宽厚仁慈”的“仁君”形象，大开杀戒。而这种高压态势在此之后越演越烈，甚至开启了“文字狱”的恶劣先河。

其实，所谓皇后之死的悲痛而变得性情大变，只是表面现象，在骨子里乾隆的心胸，要比他爹和他爷爷都要狠的多。

乾隆是在他的爷爷康熙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他对“圣祖仁皇帝”爷爷是崇拜有加，最崇拜的并不是“宽厚仁德”而是“驭人之术”。

同时，乾隆对他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在内心并不是十分赞同。主要的原因是雍正推行的新政和乾隆心里的“祖制”是有冲突的，同时，雍正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对士绅，文人，旗人的毫不留情的打压让乾隆觉得“有失皇权尊严”。因为雍正本人是不太在意“皇权”本身，而对于江山社稷却很在意。

在乾隆看来，巩固皇权才是根本，所以整个乾隆朝，乾陵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巩固皇权”，包括树立自己“千古一帝”的形象，不遗余力的实现“十大武功”，成为“十全老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把“驭人之术”玩的得心应手。

乾隆的“驭人之术”就是两手：乾刚独断和圣心难测。

在乾隆继位之初，由于他爹为推行新政执行的对朝臣和皇族兄弟毫不留情的打击政策，在整个朝廷官员当中笼罩着非常巨大的压力，也隐藏着巨大的不满甚至是不合作情绪。

乾隆继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缓和和朝廷官员以及王公贵族的紧张关系，他采用的是和雍正截然相反的政策。

雍正推行新政“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但是让朝廷上下都觉得太“急”了。

于是乾隆对于新政采取了“缓”的政策。通过对田文镜的态度的转变，让满朝文武感受到“新政”可以缓一缓了，包括在雍正朝积极推行新政官员们，也开始收敛锋芒，新政慢慢的也就成了挂在嘴边的“应景的说辞”而已。

雍正对于朝廷官员要求很严，甚至是严苛，追讨国库的库银，不惜罢官抄家，推行“火耗归公”几乎断了官员们当官的“欲望”，“摊丁入亩”触犯了士绅们的根本利益，“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让天下学子脸面扫地。所有反对新政的官员包括王公贵族，雍正的打击是绝不手软，该罢免的罢免，该圈禁的圈禁。

乾隆登基之后，一改雍正“严”的作风，而采用了“宽”的办法，把雍正圈禁起来的各位皇叔都放出来，该免罪的免罪，该进爵的进爵。对原本在雍正朝战战兢兢办差的包括张廷玉，鄂尔泰等在内的朝臣们也是和和气气，尊敬有加。

但如果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

到了乾隆十三年，正当满朝文武觉得当朝的皇帝“从善如流”，“宽仁贤德”的时候，乾隆出手了。

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觉得是时候告诉“士大夫集团”该怎样做“奴才”的时候了。

相对于雍正的“刻薄寡恩”，乾隆是“面善心硬”。他杀人绝不犹豫，常常会因“诛心”而杀之。

客观上说，乾隆执政初期的十来年间，朝廷的紧张气氛得到了缓和，乾隆也博得了“仁厚”的赞誉，但是，他很清楚这个赞誉后面是什么。

尽管他的老爹拼了老命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人给他攒下了极为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仁厚”带不来自觉，也无法阻止贪腐的蔓延，士大夫集团并未表现出对乾隆“仁厚”之心的报答之意。该贪的继续贪，该捞的继续捞，就是免了赋税的地方，也未表现出感恩戴德。

于是，乾隆收起了“伪善”，开始对整个士大夫集团进行强化“奴性”的改造。

首先，乾隆开启了“乾刚独断”模式，这个模式，有他爹的影子：缓缴国库欠款，不缓了。原先答应免掉的欠款，不免了。

其次，乾隆也开始了“圣心难测”的模式，把他和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导入到完全由乾隆自己来掌控松紧程度的轨道，“揣摩圣意”，和“迎合圣心”就成了满朝文武的主要工作。

就连大名鼎鼎的“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在不断的“揣摩圣意”当中战战兢兢的生存，送上“一桶（统）江山万年青（清）”，也算是纪晓岚用心良苦，也代表大清已经没有了“清流”。

兴起“文字狱”是乾隆“天威难测”模式的最高境界，也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对士大夫集团的奴化行为。

照本宣科，阿谀奉承，乃至通过修订《四库全书》来“毁书禁言”。乾隆之后，再难有“铮臣”。文人们也没了“风骨”。

这就是“诛心”的极品模式。

差事办的好不好另说，只要“圣意”没有揣摩到位，“圣心不悦”，那就是天大的麻烦。

所以，和珅就脱颖而出——一个既有办事能力，又有出众的揣摩圣意的能力还是旗人血统的“杰出人才”，成了朝臣的楷模。

树立了一个奴才标杆，那么士大夫集团的奋斗方向也就明确了：用奴才的心理办好大臣的事。

这个时候，其实大清的气数也就注定不会太长，江山社稷也不会安定，甚至，他的后代继任者几乎没有机会来改变由此带来的“颓势”——一个奴性化的士大夫集团，不会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骨气和脊梁，大清江山的好坏，与士大夫集团几乎变得毫无关系，士大夫集团能关心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而已。

乾隆的儿子嘉庆大概感受最深。当整个士大夫集团集体无感的时候，皇帝本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乾隆开启的对士大夫集团的奴化毒害，其影响是很深刻的。

道光咸丰年间的龚自珍有一首杂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惜，唯上，唯权的风气，至今还有市场。

步武堂

我记得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其代表作《叫魂》中曾对乾隆帝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大概意思就是说：

乾隆皇帝的施政兼有爷爷康熙的“宽”和父亲雍正的“严”，但二者却不是有机结合在一起，而是像钟摆一样，忽宽忽严。

由于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乾隆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亲人，如孝贤皇后富察氏、皇七子永琮、皇长子永璜等人，故很多人觉得，乾隆一定是悲伤过度导致性情大变，当然也有人觉得乾隆是在总结了其施政十三年间的得失才改弦更张。

但我个人总觉得，亲人的过世肯定会让乾隆伤心好一阵，甚至成为其一生的隐痛，但却不足以改变他的施政方针。而乾隆帝在雍正朝期间就与闻政事，继位时已经二十多岁，施政特点已经形成，施政能力也已成熟，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弦更张。

事实上，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正是他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根本算不得什么重大转向。因为终其一生，乾隆都是这样做的。

在乾隆十三年之前，乾隆为了弥补雍正朝激烈政争带来的伤痕，确实行了很多仁政，包括给前朝王爷们恢复名誉，对臣子们也大多示之以宽。但随着乾隆十三年富察皇后去世，乾隆随之开始借机整治官场。

在此期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因在皇后丧仪中未展示出悲伤，皇长子永璜被训斥，还有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以及侍郎鄂容安均被罚俸三年。

第二，因将皇后册封文书中的“皇妣”错译为“先太后”，乾隆问罪于翰林院，将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并判斩监候，后被赦免。之后乾隆又迁怒于刑部官员，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等数人，均革职留任。

第三，因工部办理皇后册宝不敬， 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

第四，因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不周，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光禄少卿德尔弼、窦启瑛降级调用。

第五，因礼部在册封皇后谥号的问题上出现了舛错，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两级留任，其余堂官也受到了处分。

第六，随后，因皇后丧仪问题，乾隆又借机修理外省官员。按礼制，皇后去世，外省官员应上折奏请来京奔丧，但一般而言皇帝会婉转拒绝这一奏请，因此属于表面文章，久而久之有些外省官员也就忽略了这一礼制。不过，乾隆皇帝此次却借机发难，将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53名官员分别处以降二级留任的处罚，并削去军功记录。

第七，皇后丧事后，按满洲旧俗百日内不得剃发，于是乾隆又借机查处了一批百日内擅自剃发的官员，其中不乏高官，比如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等。只是后来因剃发之人太多，只好作罢。

由此，乾隆开始整治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两党之争，借故修理直隶总督高斌，还借平金川之乱不利，整治军机大臣、大将讷亲，一时间人人自危。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乾隆帝一口气做了那么多事，主要是想整治什么呢？

首先是失礼。因为礼不端正，则尊卑不分，最终影响的是皇家的威仪和皇帝的威权，不利于君主专制。

其次是懒政。表面上看，乾隆只是抓了关于富察皇后丧礼的几个文书、册宝、谥号、祭礼的小问题，但实际上它确实反映了当时整个官僚系统敷衍塞责和懒政怠政之风。

最后是忘本，即忘记了作为一个满洲人和满洲人的奴才所应尽的本分，乾隆不仅仅是借富察皇后去世之机揪出几个剃发的，言外之意是在敲打百官尤其是满官员，满洲旧礼不能忘，而满洲的剽悍作风和尚武精神更不能忘。

但问题是，乾隆的严苛之政实际上未能一直延续下去，而是随着一番番血雨腥风和噤若寒蝉而逐渐平静了下来。直到20年后的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他又毫无征兆地掀起了一番官场风暴，这就是在问答开头所提到的“叫魂案”。

1768年的叫魂案在美国人孔飞力笔下，恰如20年前的1748年。叫魂案的具体内容因与本回答无关，故暂不详述，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年在全国先后出现了若干个靠剪人发辫来实施妖术的僧人、道士及秘密组织，但最终却发现大多数都是谣言、误会和以讹传讹。叫魂案的牵涉非常广，乾隆利用朱批，采用恫吓、挖苦、催促等各种口吻，几乎牵动着全国十几个总督、巡抚级高官，还有傅恒以及刘统勋等几位军机大臣，逐一戳破他们敷衍塞责、事不关己、推三阻四的官场老油条心态，让他们个个为了追剿叫魂案元凶而疲于奔命，上紧发条。在最终真相大白后，乾隆借机清算了一些高官，如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东巡抚富尼汉、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等，不少州县一级官员也受到牵连。

由此可见，乾隆的施政方针其实就是：将严苛与宽松交替进行，每隔一段时间就借机整顿一次官场。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就算是最高明的帝王，都无法阻止官僚系统的集体性无感，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制造一次恐惧，而且每制造一次恐惧，恐惧本身会过去，但记忆却多少能够沉淀在人的潜意识中，帮助君主加强专制，控制官僚系统。

那么有人会问，再过20年呢，到了乾隆五十三年，也就1788年的时候，好像他再没掀起什么惊涛骇浪了，这只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老了，累了，想开了，得过且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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