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诸侯祠
揭阳是南宋初期正式建立的一个县。而正式的祠堂建设，则是迟至明朝中期才有的事情。我指的是“诸侯”祠。
这里的“诸侯”，是指各位知县，与“一方诸侯”那个“诸侯”意义不同。作为揭阳祠堂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或存或湮的古代建筑，既为地方增添了古迹的份量，也记录了当地百姓价值观念、心路历程。它是一部揭阳社会心灵史的若干章节。黄仲昭《遗爱祠记》的第一句是“侯之有祠，从民欲也。”各个时期的“民欲”，不就是一部心灵史？
“遗爱祠”是揭阳诸侯祠中建得最早的一座。是成化十七年（1481）群众向潮州知州吴泽思申请，得其批准后在城隍庙东南角建起来的。天顺之初（1457），“岭南山海之寇并起”，揭阳受其蹂躏。知县陈爵“躬擐甲胄，冒矢石，为士卒先”，多次击退土寇的进犯。尔后，又积极开展恢复工作，“汲汲以劝农桑，兴学校为首务。”论者赞其“政事皆一念爱民”。史载陈爵几年后病逝韶州知府任上，灵柩经揭阳往福建原籍时，“邑民奔走号哭，如哀考妣”，这就可知遗爱祠的建起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另一位曾做过揭阳知县，后来官至广东布政使的吴县（今苏州）人汪起凤，在揭阳也享有一座纪念的祠堂。潮阳籍高官周光镐在《汪侯祠记》里如数家珍地列举汪起凤在揭阳的各项善政，而且恰切地分析其善政都关乎民生，顺乎民意，都抓得及时，又抓出成效，为揭阳从一个“民宭事纷”到变为“仕宦者乐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个人作风，则清明廉洁，谨慎勤行，政简刑措，为当时政官楷模。周光镐还写到汪起凤对于教育、文化建设的重视，不但对于校舍全面修葺扩建，而且坚持对弟子员的“考德问业”，树人无数，为揭阳成为文化名区，奠定丰厚基础。
在揭阳学宫后面，原有一座冯侯祠，属于生祠（人还活着就建的祠堂）。为了建设这座祠堂，县民甚至别出心裁地先占地建了一座文起书院，一俟条件成熟，即奉神主以晋。也许，熟悉揭阳历史的读者会马上猜到：这祠堂所供奉的，一定是明末知县冯元飚。没错，非其人莫属。浙江慈溪人冯元飚是天启初来知县事的，在那个多事之秋，他会同邑中绅士，多次巧设方略，退入寇之敌于郊外，又且身先士卒，于双溪嘴江上与敌接战，神勇惊破寇胆。而后，在揭阳百年一遇的大旱天灾面前，他多日求雨，以虔诚与焦虑感动上苍，而得倾盆之报。至于建韩文公祠、修学宫，以及锄奸抑豪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事迹。冯元飚的同科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的饶平人黄锦在《冯侯祠记》中把他与“昔者大咸先生守襄阳”相持并论。除了这篇记外，黄锦还写有《灵雨亭记》，纪念冯元飚“御灾捍患”功绩。
诸侯祠中还纪念彭文质的彭侯祠，纪念潘维岳的潘侯祠，纪念李的李侯祠，纪念潘应龙、魏国需的潘侯二公祠，纪念陈则采的陈侯祠，纪念曾应瑞的曾侯祠，纪念张晓的张侯祠······这些祠堂都在榕城的历次局部改造中消息，唯有一方《曾公生祠碑》被保留树立于进贤门的左侧。
也许，诸侯祠的复建都已无望。这不能不说是一遗憾。但是社会在发展，城市的肌理在新陈代谢，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某些历史建筑的逐渐消逝也不奇怪，否则，不断走来的当代人如何安身立命。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把逝去的古建中蕴含的精神也一起遗忘。因为它记录着先人的心灵，心性，有着爱戴、有着景仰，有着感恩。每一种情愫都是当时社会心理的折射，都寄托着向善的诉求。对于未来，那是一类文化的资源，因为它可供借鉴，可供思考，也可供呵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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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揭阳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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