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陽諸侯祠
揭陽是南宋初期正式建立的一個縣。而正式的祠堂建設，則是遲至明朝中期才有的事情。我指的是“諸侯”祠。
這裡的“諸侯”，是指各位知縣，與“一方諸侯”那個“諸侯”意義不同。作為揭陽祠堂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或存或湮的古代建築，既為地方增添了古蹟的份量，也記錄了當地百姓價值觀念、心路歷程。它是一部揭陽社會心靈史的若干章節。黃仲昭《遺愛祠記》的第一句是“侯之有祠，從民欲也。”各個時期的“民欲”，不就是一部心靈史？
“遺愛祠”是揭陽諸侯祠中建得最早的一座。是成化十七年（1481）群眾向潮州知州吳澤思申請，得其批准後在城隍廟東南角建起來的。天順之初（1457），“嶺南山海之寇並起”，揭陽受其蹂躪。知縣陳爵“躬擐甲冑，冒矢石，為士卒先”，多次擊退土寇的進犯。爾後，又積極開展恢復工作，“汲汲以勸農桑，興學校為首務。”論者贊其“政事皆一念愛民”。史載陳爵幾年後病逝韶州知府任上，靈柩經揭陽往福建原籍時，“邑民奔走號哭，如哀考妣”，這就可知遺愛祠的建起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另一位曾做過揭陽知縣，後來官至廣東布政使的吳縣（今蘇州）人汪起鳳，在揭陽也享有一座紀念的祠堂。潮陽籍高官周光鎬在《汪侯祠記》裡如數家珍地列舉汪起鳳在揭陽的各項善政，而且恰切地分析其善政都關乎民生，順乎民意，都抓得及時，又抓出成效，為揭陽從一個“民宭事紛”到變為“仕宦者樂國”做出重大的貢獻。而個人作風，則清明廉潔，謹慎勤行，政簡刑措，為當時政官楷模。周光鎬還寫到汪起鳳對於教育、文化建設的重視，不但對於校舍全面修葺擴建，而且堅持對弟子員的“考德問業”，樹人無數，為揭陽成為文化名區，奠定豐厚基礎。
在揭陽學宮後面，原有一座馮侯祠，屬於生祠（人還活著就建的祠堂）。為了建設這座祠堂，縣民甚至別出心裁地先佔地建了一座文起書院，一俟條件成熟，即奉神主以晉。也許，熟悉揭陽曆史的讀者會馬上猜到：這祠堂所供奉的，一定是明末知縣馮元飈。沒錯，非其人莫屬。浙江慈溪人馮元飈是天啟初來知縣事的，在那個多事之秋，他會同邑中紳士，多次巧設方略，退入寇之敵於郊外，又且身先士卒，於雙溪嘴江上與敵接戰，神勇驚破寇膽。而後，在揭陽百年一遇的大旱天災面前，他多日求雨，以虔誠與焦慮感動上蒼，而得傾盆之報。至於建韓文公祠、修學宮，以及鋤奸抑豪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事蹟。馮元飈的同科進士，後官至禮部尚書的饒平人黃錦在《馮侯祠記》中把他與“昔者大咸先生守襄陽”相持並論。除了這篇記外，黃錦還寫有《靈雨亭記》，紀念馮元飈“御災捍患”功績。
諸侯祠中還紀念彭文質的彭侯祠，紀念潘維嶽的潘侯祠，紀念李的李侯祠，紀念潘應龍、魏國需的潘侯二公祠，紀念陳則採的陳侯祠，紀念曾應瑞的曾侯祠，紀念張曉的張侯祠······這些祠堂都在榕城的歷次局部改造中消息，唯有一方《曾公生祠碑》被保留樹立於進賢門的左側。
也許，諸侯祠的復建都已無望。這不能不說是一遺憾。但是社會在發展，城市的肌理在新陳代謝，與現代生活不相適應的某些歷史建築的逐漸消逝也不奇怪，否則，不斷走來的當代人如何安身立命。最為重要的是，不要把逝去的古建中蘊含的精神也一起遺忘。因為它記錄著先人的心靈，心性，有著愛戴、有著景仰，有著感恩。每一種情愫都是當時社會心理的折射，都寄託著向善的訴求。對於未來，那是一類文化的資源，因為它可供借鑑，可供思考，也可供呵護與傳承。
圖片源於網絡
來源揭陽讀書人
閱讀更多 大潮汕灣視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