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約公元前161—前87年），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陵縣神頭）人。西漢著名文學家。與 同時，以辭賦著稱。
朔少失父母，由兄嫂撫養成人。 初即位，即罷斥諸子百家，獨尊儒學，並詔令天下舉賢良文學之士，他應詔至 上 書自薦，在《應詔上 書》中，毫不客氣地述說了他的家世和刻苦自學、奮發進取的過程，及其品德才幹：“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東方朔的上 書，雖有些誇飾，但文辭不遜，頗得 稱譽，命待詔公車。後來，東方朔以恐嚇侏儒得幸，待詔金馬門。在一次射覆戲中，他辯駁郭舍人，得幸為常侍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東方朔24歲時，漢武帝想把秦阿房宮以南、盩厔以東、宜-以西大片土地圈起來，修建上林苑，並與終南山相接，東方朔持反對意見，並上《諫起上林苑疏》，因此，漢武帝拜東方朔為太中大夫。不久，東方朔因小遺殿上，被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隨後，被命為郎，直到去世。
東方朔在漢廷為郎官期間，朝廷多事，文人大都奉使四方，只有東方朔以及 、郭舍人在漢武帝左右，嫚嘲詼諧，調笑娛人，故時人稱他們為滑稽家。至於東方朔的滑稽言行，尤為世人所公認和推崇。可以說，東方朔在漢廷中處 俳優地位，是漢武帝的“弄臣”。因他滑稽狂放，詼諧多能，應對敏捷，辯智娛人，所以深得漢武帝歡心。誠然，東方朔性格滑稽，但他在漢廷的詼諧滑稽，絕不是毫無目的的為詼諧而詼諧。縱觀他的一生，其滑稽詼諧的目的，前期在於取寵求仕；後期在於在尊貴者面前維護自己的尊嚴。他所希求的並非是讓漢武帝喜歡他的滑稽和詼諧，而是使其看中和支持他的言論和主張，採納他的諫言。如果說，他前期滑稽詼諧的言行，取悅了漢武帝得罪了侏儒、郭舍人的話，那麼，他後期滑稽詼諧的言行，得罪了包括漢武帝在內的漢王朝統治集團。因此說，東方朔的滑稽性格，既使其苟活到終老，又決定了他一生政治追求、仕途生活的悲劇結局。
東方朔是一個有才學、有理想、富正義感之士，他不甘居俳優地位和“弄臣”處境，所以他滑稽詼諧的同時，敢於直言極諫。諫汰奢擾民，諫-非禮和諫徇情廢法，是他諫諍的重要內容。他臨終前，還勸漢武帝“遠奸佞，退讒言”等。他這種直言極諫的品格，歷來受到稱讚。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褚少孫借武帝之口說：“顧東方朔多善言。” 讚許他：“正諫似直”，明代 在《東方先生文集》中讚譽他：“愚嘗讀班孟堅《漢書》而深有感於東方先生，諷諫直諫各歸於正，超出漢廷之上，大有益於人主。”
東方朔學屬雜家，是一個多產而知名的作家，他善於用多種藝術形式進行創作。 在《文心雕龍》中的《辨騷》、《詮賦》、《祝盟》、《雜文》、《論說》、《詔策》、《書記》等篇中，就論及到東方朔的各種文體近10種。 的《東方大中集》中，除《十洲記序》存疑外，有8種文體，14篇作品，即騷；《七諫》（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疏：《諫起上林苑疏》、《應詔上 書》；書：《與公孫弘書》、《從公孫弘借車馬書》、《與友人書》；論：《非有先生論；設難：《答客難》、《答驃騎難》；頌：《旱頌》；銘：《寶甕銘》；詩：《據地歌》、《誡子詩》、《嗟 》。其中《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品，這兩篇作品，均是他諫諍道路失敗之後的晚年所作。《答客難》分設難和答難兩部分。設難部分，即是東方朔以自己的職小位卑為根據，對他的才能和道德，提出責難。答難部分，分三層意思：第一，以“時異則事異”立論，論述雖有 、 之才，也不能被世所用，進而闡明自己雖然職小位卑，但並非沒有才能；第二，以太公70不遇為例，述說自己修身不懈，職小位卑，並不說明自己道德有缺陷；第三，以 、接輿、 、子胥為例，指出德才兼備者不為世用，恰好證明自己職小位卑，是道德完備的表現。東方朔在這篇作品中，從自身經歷出發，在自我安慰的同時，尖銳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發洩了政治失意、懷才不遇的牢騷和憤慨。作品雖明顯地存在著封建文人誇誇其談、清高自賞和消極情緒，但對漢代社會現實的描述，以及對封建統治制度的揭露，是極其可取的。如對當時文人志士不測命運和險惡處境的描述：“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縱然有 、 之辯，太公呂望之德，“上觀 ，下察接輿，計同 ，忠合子胥”，也只能“塊然無徒，廓然獨居”，老死於荒野之中。這些富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內容，對今天認識黑暗的封建統治制度，具有積極而深刻的意義。《非有先生論》假託非有先生進諫吳王的故事，闡明進諫難而納諫更難的道理，以及察言納諫對君主社稷的重要性。統觀東方朔的著述，成就最高、使其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在這兩篇作品中，以《答客難》更為著名，它是研究東方朔生平、思想和政治道路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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