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東漢以來的封建王朝，似乎總少不了這麼一群人的身影，他們剃著光頭，穿著袈裟，見到人口中喊著阿彌陀佛，勸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們不喝酒不吃肉，吃齋唸佛，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呼——僧人，他們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寺院，他們信仰的是佛陀，他們形成一個派別被稱之為佛教，這麼一個特殊的教派歷代統治者都不敢也不能忽視。

一、明朝的佛教

佛教並不是我國本土的宗教，是一個舶來品，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當時被稱之為浮屠教，佛家進入到中國後，迅速和本土相結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當時的佛教派別眾多，主要分為：原始佛教、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當時在我主要的是漢傳佛教，自東漢到南北朝時期發展較為迅速，人數眾多。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佈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根據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 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經歷了鼎盛的佛教隨之進入衰落時期，在元朝時期，元朝統治者主要支持的是藏傳佛教的，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後，有鑑於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轉而支持漢地傳統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內地漸衰，而禪、淨、律、天台、賢首諸宗逐漸恢復發展。所以在明朝時候佛家主要以漢傳佛家為主。

二、從律法和制度上管理佛教

（一）、設置專門的律法

而朱元璋也是和尚出身，對於佛家有別樣的感情，但是身為一個統治者，他不可能只按照個人好惡來實行政策，他要從整個國家的層面來考慮，對於佛家政策也是如此。朱元璋認識到佛家對於國家政權穩定的重要，於是他對佛門教團的嚴厲整頓，並且頒佈了針對佛家的相關律法條紋，比如《周知板冊》、《寺院名冊》、《申明佛教榜冊》、《榜示僧教條例》等，這些都專門針對佛家管理的律法，規定之瑣細、人身控制也十分嚴格。這些律法的規定，就和管理普通民眾的黃冊和裡甲制度一樣，將佛教徒嚴格的控制管理起來，使他們在朝廷允許的範圍之內進行活動。

（二）、設立僧官制度

僧官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管理僧眾的官員，其實這個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朱元璋設立了專門管理僧官的機構和官制，形成明朝特有的僧官制度。

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後，就廢除了元朝設立專門管理全國佛教事務的專門機構——宣政院，不僅如此還進一步發廢除了，自唐朝以來就設立的管領天下僧尼及道士的功德使衙門，這都是管理佛教事務的機構，被朱元璋廢除了，那麼既然舊的被廢除，就需要新的機構出現。

洪武元年正月在金陵天界寺置“善世院”，秩視從二品；授覺原慧曇禪師為“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令“領釋教事”。又設統領、副統領、贊教、化紀等屬員，職掌全國名山大剎住持之任免事宜。這是明朝第一個專門管理佛家事務的機構。

明代壁畫

可是在洪武四年，善世院也被他廢除，所有管理宗教事務的權力被他授予了禮部，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皇位已經完全穩固，大明王朝各項政策制度也逐步完善，他才設立了專門管理佛家事務的機構，僧錄司。

僧錄司設左（明代尚左）、右善世二員，正六品；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要求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之高僧擔任。府、州、縣三級，則分別置僧綱司（設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員，未入流）、僧正司（設僧正一員）和僧會司（設僧會一員），各掌其事；亦要求所在各承宣佈政使遴選有德望之僧伽，報送禮部受職。

其職責是以職掌全國佛教事務——包括名山大剎住持的銓選、舉薦、考試和任命，僧尼度牒的頒發，道風僧綱的督察，僧尼名籍簿冊和全國寺院名錄的編制、彙總、申報，違紀毀戒僧尼的處分，佛教經典的刻印，外國僧侶使團的接待等等。

僧錄司的創立標誌著僧官制度的形成，一直到到明朝滅亡僧錄司都是存在的，這些管理人員稱之為僧官，並且有按照官員的待遇給他們發放俸祿，剛開始這些僧官是沒有俸祿的，《金陵梵剎志》記載：“（僧錄司創立之初）全依宋制，官不支俸。”

可是正在洪武二十五年後，這些設置的僧官開始發放俸祿，根據《明太祖實錄》和《大明會典》等史書的記載：（僧錄司）左、右善世按正六品給俸，秩同翰林院侍讀、六部主事等，月給米十石。左、右闡教按從六品給祿，秩同翰林院修撰、太子春坊左、右贊善等，月給米八石。左、右講經按正八品給俸，秩同六科都給事中、五經博士等，月給米六石五斗。左、右覺義按從八品給祿，月給米六石。都綱按從九品給祿，秩同各府衛儒學、稅課司、陰陽學、醫學、巡檢司等雜司衙門，月給米五石。副都綱以下各級僧官，俱未入流，設官而不給俸祿。

就這樣他們成為吃皇糧的官員，成為獨特的僧官，管理者宗教事務，實現朱元璋對佛教的管理。

三、尊抑與禮遇

（一）、尊崇

朱元璋在成皇帝之前，當過幾年的和尚，但是他這個和尚當是主要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在寺院裡也沒有待幾天，整日雲遊四方，所以他這個和尚對佛教的典籍，並不是很精通，但是並不妨礙朱元璋對佛家的推崇，但因為他知道佛家對他大明王朝的統治有極大的作用，所以他當上皇帝之後也十分推崇佛教，根據《明史》和《明太祖實錄》記載，故踐祚伊始，便多次詔徵東南高僧，延入禁中，請教佛法，禮接頗厚，“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特別是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1638—1372年），連年在蔣山寺啟建“廣薦法會”，以超度陣亡將士及歿於非命之庶民，併為新王朝祈求福祉。這一切無不是看中佛教的教化功能。朱元璋也親自出席這些活動，目的就是在向世人說明自己尊重佛教。

不僅如此朱元璋還致力於佛家典籍的傳播，根據史料記載，在位期間，朱元璋陸續撰寫過《心經序》、《三教論》、《修教論》、《佛教利濟說》、《祭寶誌公文》等讚頌佛教之“論”、“說”、“雜著”及“詩”、“贊”、“敕”、“諭”共八十篇（均收於《御製護法集》）組織刊刻大藏經；詔天下沙門廣泛宣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三部大乘經典，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教在明朝的發展。

（二）、控制

朱元璋尊崇佛教的本意還是為了自己的統治，發揮佛教的積極作用，但是佛教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也有一些弊端，於是朱元璋採取了一些措施控制佛教，包括佛教的規模等。

第一、朱元璋採取寺院合併的政策。將僧侶人數在二十人以下之小廟、小庵，悉數歸併於大寺院。“凡僧之處於市者，其數照《歸併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折（似為“拆”字之誤）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即以贓論。”

隨後又嚴格的規定，各府、州、縣只許保留大寺院一所，僧伽集中居住。僧人數量，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這些規定執行的十分嚴格，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勸過寺院的數量，也便於官府管理。

第二、嚴格執行剃度出家制度

洪武二十年八月，又對志願出家者年齡作出限制：“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年二十以下來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這就是說朝廷控制了剃度為僧的權力，不這些沒用剃度志願出家的要控制，就是出家過的也要控制。

對先有的僧人，對現有僧伽，由翰林學士宋濂出題考校，精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者，准許其繼續為僧；不通者，則令還俗。所以說你在明朝的看到有人私自到寺院進行剃度，上面不知道，在寺院裡獨自完成剃度，那是不可能的。

第三、大傢俬自建寺院和私自出家僧人。想要自己建個寺院不行，想要私自出家當僧人，這也更加不可能，不是你想將頭髮剃掉就成了僧人了。《大明會典》對此有嚴格的規定：“凡寺觀庵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創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宮為奴”。“凡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與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

此舉在於嚴格控制僧人的數量，保證國家的賦稅，並且保證合法的寺院。

（三）禮遇

當然佛教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對王朝統治而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也禮遇佛教，但是這更多的是對藏傳佛教而言。

藏傳佛教地位最為尊崇的時候是在元朝，很多藏傳佛教的首領被元朝統治者冊封為帝師，地位很尊崇，番僧也有不少的特權，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後將這些全部都廢除，但是為了大明王朝的穩固朱元璋還是採取禮遇藏傳佛教的政策。

主要對於僧人首領授予官職，達到收服和懷柔的效果。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朱元璋又多次命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僧人克新、通事舍人鞏哥鎖南、韓加里麻等人率使團深入吐蕃，廣行招諭，令各地僧俗首領“舉元故官赴京授職。”

只要你們認同我大明，那就好辦，元朝給你們的官職，我也賜給你們，比如 洪武五年初，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權第二世第司貢瑪，被元順帝敕封為“大司徒”、“靖國公”、“灌頂國師”的釋迦堅贊遣使入貢，歸附明廷。朱元璋隨即派遣使者入藏，重新冊封其為“灌頂國師”，賜玉印。

再如洪武十二月，“攝帝師”喃迦巴藏卜以故元藏族最高領袖身份歸順明廷，遣使進貢。朱元璋大喜，“賜紅綺禪衣及鞋帽錢物。”

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朱元璋的目的只有一個，你們同意我大明王朝的，我就給你們官職，保持你們的一些特權，這樣做一方面是為穩定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減少朝廷對這一地區的用兵耗費等。此後明朝一直對藏傳佛教禮遇有加，這樣做也確實受到了預期的效果。

對藏傳佛教的禮遇，使得“惟僧言是聽”的藏區各派政治勢力傾心內附，奉貢請封者交錯於途，從而為明廷贏得了“西陲宴然”之碩果，“終明世無番寇之患。”所以說對藏傳佛教的禮遇還是十分有效果的。

從朱元璋開國，到明朝滅亡，明朝一直實行的是當初制定的對佛教的相關政策，佛教在當時也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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