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朝代的更迭都會有一批奇人異士走上歷史的前臺，明末清初也不例外。不過，對張竹坡而言，轟轟烈烈的大時代已漸行漸遠，因朝代鼎革而帶來的風雲激盪也早已塵埃落定。康熙皇帝的個人統治雖然剛步入軌道，但清朝廷對於思想文化的整肅已初露端倪。晚明士人的自由放任與行為狷介也顯然不再適合這個“大一統”的帝國時代——張竹坡正是在這個不合時宜的年代開始了自己不合時宜的人生旅途。
張竹坡曾以評點“天下第一奇書”《金瓶梅》而名動一時，但是他的身世卻鮮為人知。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的身世卑微，另一方面，他評點稗史說部本來即是正統儒生所不屑為的事情，而他評點作為“淫詞小說”之首的《金瓶梅》，更是為其家族和後人所不齒、難容，以至張氏族人對他諱莫如深。這種狀況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而距離張竹坡離世已經過去二百八十多個年頭了。
張竹坡祖父張垣系崇禎年間的武舉，坦率曠達、輕財仗義，曾參謀南明江北四鎮之一高傑的軍機，後與高傑一起為叛將誘殺。張竹坡的大伯父張膽，與張垣同年中崇禎年間武舉，明亡後降清，官至督標中軍副將，加都督同知，後解甲歸田，蟄居故里三十七年。竹坡的二伯父張鐸，自幼能詩善書、頗具膽識，為殉國的父親扶柩歸葬，被譽為張氏白眉。竹坡的父親張志羽終身未仕，為人通達灑脫、淡泊名利，一生懷有故國之思與黍離之情，這種感情在其詩文中多有流露。張志羽相當開明，自己廣結賓客、詩酒逍遙，對兒子的志趣亦不加約束、任其發展。深厚的家學淵源，使張竹坡自小具備很高的文學鑑賞能力，尤其對《水滸傳》、《金瓶梅》之類的稗史小說有濃厚興趣。張氏一門雖為明朝舊臣，但到了竹坡這一代，民族仇恨已逐漸淡化，張志羽固然尚有遺民之志、且不屑仕進，但他也知道大勢已去，並不希望兒子步其後塵。
張竹坡的童年在衣食無虞的狀態中度過。傳說竹坡出生，其母嘗夢見“繡虎躍於寢室，掀髯起立，化為偉丈夫”。這種附會本不足為憑，但是其胞弟張道淵在《仲兄竹坡傳》中大事渲染，他自己也引以為傲，在詩文中屢屢提及，以虎寓志。此時的張竹坡心高氣傲、率性而為，顯示出喜愛交遊、不甘寂寞的才子本色。他偏愛說部、討厭時文，正發軔在此時。自謂“少年結客不知悔，黃金散去如流水”云云。
張竹坡遭受初次人生重創在十五歲那年，遵循父願第一次參加南京的鄉試，結果是鎩羽而歸。更讓竹坡難以接受的是，鄉試返回老家不久，父親突然謝世。張竹坡感受到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想要擺脫尷尬的生活狀態，唯一的出路仍然是考取功名一途。舉業之於他們，一方面是精神歸依，另一方面也是利祿所繫。精神歸依有時候倒未必需要看得太重，但吃飯穿衣則誠不可廢。康熙二十六年，張竹坡又一次參加科舉考試，同樣以失敗告終。不久，竹坡迎娶劉氏，身上的擔子顯得更加沉重。責任的壓迫與失意的情緒，從竹坡其後所寫的《烏衣記》一文中看得分明：
矧予以鬚眉男子，當失怙之後，乃不能一奮鵬飛，奉揚先烈，槁顏色，困行役，尚何面目舒兩臂，系五色續命絲哉。嗟乎，吾欲上窮於碧落，則玉京迢遞，閶闔迥矣；吾欲下極於黃泉，則八荒杳茫，鬼磷燃矣。陟彼高岡，埋蒼煙矣。溯彼流水，泣雙魚矣。思之思之。
十九歲的竹坡寫出這樣的文字，不乏那個年齡所特有的誇張與虛飾，而他敏感的個性與慨嘆世事的種種感受，也因此得到淋漓盡致的宣洩。
從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張竹坡先後兩次考場失意。此時，家庭生活捉襟見肘。第四次落第的那年初秋，竹坡忙中偷閒去了一趟北京，他想借此散散心，也是為了廣交文友、擴大自己的影響。出遊的緣起，張道淵在《仲兄竹坡傳》記述：“一日家居，與客夜坐。客有話及都門詩社之盛者。兄喜曰：吾即一往觀之，客能從否？客方以兄言為戲，未即應。次晨，客曉夢未醒，而兄已束裝就道矣。”竹坡風塵僕僕所要趕赴的“長安詩社”，每次聚會頗具規模的。竹坡抵達北京後不久，即在詩社的活動中大出風頭，在極短的時間內“長章短句，賦成百有餘首”，迅即在詩人薈萃的京城拔得頭籌。
以後的歲月裡，張竹坡常在自己的詩文中回顧那段曇花一現的風光，自豪於自己“廿歲文章遍都下”。但是，竹坡在北京盤桓了半年左右，終於發現所謂的“竹坡才子”云云，對於他來說，不過是個毫無現實意義的虛名，並未給自己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利益——依然懷才不遇，依然窮困潦倒。臨近歲末，竹坡在一種悵然若失的心緒中返回了故里。這次北遊雖然沒有給竹坡的生活帶來任何實惠，卻讓竹坡的眼界更加闊大了，胸懷也比過去曠達了不少。他在《乙亥元夜戲作》小詩中寫道：“去年前年客長安，春燈影裡誰為主。歸來雖復舊時貧，兒女在抱忘愁苦。吁嗟兮，男兒富貴當有時，且以平安娛老母。”陶醉在天倫之樂中的竹坡似乎已經認識到了命運的強大，開始以現實的眼光看待問題，並嘗試著踏踏實實地做些事情。
此時，“文字獄”尚未拉開帷幕，但文網之嚴密卻漸成規模，著書立說自然要冒很大風險，評點前人著述則相對安全一些。對於那個時代的文人而言，批書雖然沒有著書來得直接、來得痛快，卻未免不是一條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渠道。竹坡坦露，他本來是“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的，眼前既然有了《金瓶梅》這樣一部現成的寓言說部，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雖然自己並沒有著書立說，但“一者可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同樣能夠達到“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不盡備於是乎”的效果。
《仲兄竹坡傳》載，張竹坡身體雖然不好，但“能數十晝夜目不交睫，不以為疲”。所以，他評點《金瓶梅》用時極短，可謂“鍵戶旬有餘日而批成”。這固然可以歸結為竹坡的一腔炎涼痛恨積於筆端，到了不能不發的程度。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開宗明義將《金瓶梅》放到與《左》、《國》、《莊》、《騷》等傳統經典同等的地位。他非但旗幟鮮明地批駁了《金瓶梅》是淫書一說，更公然宣稱它“純是一部史公文字”。認為《金瓶梅》的寫作初衷乃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要寫作這部“世情書”，首先是因為他“必於世亦有大不得意之事，如史公之下蠶室，孫子之刖雙足，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目的是“以為後世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負才淪落於汙泥也”。竹坡顯然是將自己當作了《金瓶梅》作者的知音。從某方面說，這是一種再創作，借題發揮，其評點文字本身即具備了獨立價值。
《金瓶梅》評點成書之後，竹坡將自刊本載之南京銷售，迅即在南京掀起了一片搶購熱潮，甚至還出現了“遠近購求”的盛況。張竹坡的評點非但使得《金瓶梅》一書的流傳更加廣泛，竹坡本人的“才子”之名亦得以傳遍白下，各地的文人名士紛至沓來，以結識這位以金聖嘆傳人自居的“竹坡才子”而引以為榮。竹坡在南京期間還參加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鄉試，仍然以失意而告終。不過，儘管《金瓶梅》評點自刊本為竹坡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入，但手上一旦有錢的張竹坡迅即過起不計後果、率性而為的富家公子生活，以致頗為豐裕的收入，也僅能勉強支撐日常開銷而已。
為了讓《金瓶梅》評點本銷售更廣，張竹坡先後遊歷了揚州、蘇州等地，結識了一大批當地的文人雅士，與他們彼此唱和、過從甚密，大有一遂平生之志的感覺。在揚州，他結識了文壇耆宿張潮，二人結為惺惺相惜的忘年知己。張潮為竹坡的新書作序，竹坡則參與了張潮的清言小品《幽夢影》的評點，批語達八十三條之多。同樣是一種自說自話，如果說竹坡評點《金瓶梅》是出於一腔炎涼，痛恨積於筆端而不得不發，那麼，他評點《幽夢影》則充分展示了自己本色的人生志向與生活情趣。比如，張潮在《幽夢影》中說：“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於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竹坡批曰：“不文雖窮可鄙，能文雖富可敬。”這些批語不僅巧妙地拈出張潮清言中所蘊涵的思想精髓，更將竹坡本人不假掩飾的本色個性展露無遺。
從康熙三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七年，張竹坡輾轉在南京、揚州和蘇州之間，推銷他的評點本《金瓶梅》。正是在這個時候，竹坡突然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舉動，他決定放棄經濟收益，將剩餘的書籍全部託付給他人處理，自己單身一人北上效力於永定河工程，以另圖進取。治理永定河的水患是清初
政府面臨的最為棘手的大事之一，朝廷每年都要在河工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治理河務而出人頭地者不計其數，即便是張氏族人以出力河工而發跡者也不乏其人。竹坡之所以北上效力於永定河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不過是仿效自己的族人，實是在科舉一途難以走通境況下的另闢蹊徑。竹坡以一介文人轉而效力於永定河工次，顯然還另有一些更為微妙的深層原因。這固然可以歸結為竹坡有著急於建功立業的心情，另外，恐怕與他評點《金瓶梅》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不無關係。從大的社會環境看，朝廷已三令五申，嚴行禁止各種“淫詞小說”的刊刻與傳播，竹坡豈能坐視無睹？從張氏家族的反應看，他們更不會容忍竹坡這種有損家聲、且極有可能會危及到整個家族的行為。竹坡自從將《金瓶梅》評點本載之金陵銷售，一直到他驟然謝世，其間有近三年的時間沒有返回家鄉。僅僅用一個忙於《金瓶梅》評點本銷售的藉口，是很難解釋得通的。
張竹坡客居蘇州時寫過一組小詩《十一草·客虎阜遣興》，其中一首寫道：“故園北望白雲遙，遊子依依淚欲飄。自是一身多缺限，敢評風土惹人嘲。”抒發了一種有家難歸的情懷，同時也對自己“一身多缺限”的境況充滿了自憐與自嘲。他的決定，既是為了迎合主流社會的需要、以力圖做些“正事”來改變自己的叛逆形象，同時卻也未必不是為了儘快衣錦還鄉，以轉圜自己與張氏家族之間的
緊張關係。張氏族人對待竹坡的態度是耐人尋味的，不管是在他生前還是身後，他們不僅一直對他的著述與事蹟採取諱莫如深的態度，甚至還多次對其族譜與傳記進行增刪變易。道光二十三年，族人重修家譜，完全刪除《仲兄竹坡傳》一文，對他評價：“恃才傲物，曾批《金瓶梅》小說，隱寓譏刺，直犯家諱，非第誤用其才也，早逝而後嗣不昌，豈無故歟？”康熙三十七年秋，正在永定河工程效力、且滿懷期望以一種嶄新面貌示人的張竹坡突患重病身亡，走完了短暫而又落寞的一生。時年29歲，僅留下四子書一部、文稿一束、古硯一枚。竹坡去世時的景況，張道淵在《仲兄竹坡傳》中有詳細描述：“工竣，詣鉅鹿會計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嘔血數升。同事者驚相視，急呼醫來，已不出一語。藥鐺未沸，而兄淹然氣絕矣。”竹坡此前身體一直處於亞健康的狀態，他的伯父很早告誡過他：“侄氣色非正，恐不永年，當善自調攝。”但身在永定河工次的張竹坡並不在意，晝忙公務夜勤讀書，恐怕這正是誘發他急症發作的主要原因。驟然身亡，未免令人扼腕嘆息。
張竹坡謝世多年後張氏族人重修家譜，胞弟張道淵開始盡力搜求張竹坡的佚稿，並著手寫作《仲兄竹坡傳》。他對胞兄這樣評價：“兄一生負才拓落，五困棘圍，而不能搏一第，齎志以歿，何其阸哉！然著書立說，已留身後之名，千百世後，憑弔之者，鹹知竹坡其人。是兄雖死，而有不死者在也。”張竹坡的命運與其說是天意，不如說是人意——他的遭遇不過是“千古才人”共同遭遇的縮影，而早逝也正是對他不幸人生的一種提前解脫吧。（本文涉及的有關張竹坡生平與著述的資料，均採自吳敢先生著《張竹坡與金瓶梅》《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二書，謹在此向吳先生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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