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hoto/圖）
好萊塢是條腐爛的變色龍，由昆汀·塔倫蒂諾講述《好萊塢往事》，必然劍走偏鋒。我在同一航班的去程回程分別看完前後半部，感覺自己和昆汀一樣，陷入某種精神分裂之中。
這不是一般意義的紙醉金迷的好萊塢，也不是大衛·林奇通過《穆赫蘭道》極盡暗黑地去解構的好萊塢，好萊塢只不過是一個美國夢的極端狀態，昆汀·塔倫蒂諾試圖去解構的是六十年代神話——我們推崇的一代經典讀物《伊甸園之門》所不提的陰暗面。而好萊塢恰好可以做後者的鏡子。
只看前半部的話，作為六十年代嬉皮精神曾經的信徒，我感到莫大的反感。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往往會讓人生理不適，這個對我沒有問題，但他這次營造出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心理不適。我們能看出導演借一個半紅不紫的二線男星瑞克（小李）與他的替身演員克里夫（布蘭德·皮特）為名，試圖以白人男性主義的傲慢與偏見碾壓那個本應該屬於理想主義神話的年代。
除非我們能夠做到把創作者立場與他創作的人物的立場徹底分開，也就是說想象昆汀·塔倫蒂諾營造這兩個角色只不過是為了反諷這一類白男的惡。否則我們無法接受這兩個情景：
其一，影射諷刺李小龍，讓一個替身演員克里夫把他打得趴下。我不是民族主義者，昆汀也刻意模糊了該角色是日裔還是華裔身份，但我的感受是，這折射了好萊塢的不平等，無論你是多著名的演員，只要是“少數族裔”，就是跑龍套的待遇。而且針對性醜化一個畢生追求種族平等和平的精神偶像，昆汀的刻薄是一種無需理由的蠻橫欺凌。
第二是視嬉皮士為任意折磨的廢物。依然由克里夫以身體暴力去施行，而有意思的是克里夫也是一個底層“魯蛇”（loser）卻奴才成性——他因為“誤殺”妻子而掉出白人的利益圈，失業住活動房屋與狗相依為命，靠給瑞克當跟班為生——雖然他自欺自己是後者的哥們。
當克里夫為著泡妞而闖進一個嬉皮士聚居的莊園，他露出本能的厭惡，忍不住去解救他想象中被脅持的莊園主。事與願違的時候，他使出昆汀·塔倫蒂諾的典型過度暴力，狠揍了一個孱弱的嬉皮士，徹底放縱了他在毆打李小龍時的邪惡。
一直到電影的最後半小時，昆汀·塔倫蒂諾的這股莫名的惡意，才終於“自圓其說”。故事似乎走向對好萊塢文化與嬉皮士文化的雙重批判，前來進行復仇殺人的嬉皮士們說：“我們在好萊塢，整整一代人都是看著他們殺人長大的，他們卻在這裡吃香喝辣。”這“殺人”有雙重意義，既是指好萊塢電影以兇殺橋段賺取票房，也是指好萊塢所代表的特權階層在美國的嗜血本質，大有“救救孩子”的意味。
然而詭異的是，昆汀·塔倫蒂諾圖窮匕見，把一群受欺凌意圖復仇的嬉皮士，與歷史上1969年8月9日製造“莎朗蒂（Sharon Tate）事件”的“曼森家族”刻意相混淆。把發生在莎朗蒂與波蘭斯基家中的慘劇挪移到虛構的鄰居瑞克家中，然後來一個大反轉。從昆汀·塔倫蒂諾的角度看是：他通過這一幕為五十年前慘死的莎朗蒂和她的嬰兒、友人復仇。
而從電影的角度看，這一幕有典型昆汀電影的精彩：多線並行的緊張感，對歷史事件的影射帶有布萊希特式暗示——也算是一場對觀眾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高度張力下，嬉皮士們踏入的卻不是歷史裡莎朗蒂的房子，而是兇殘如犬的克里夫醉醺醺守候著的瑞克的豪宅。虛構就得以大肆放縱，似乎在為歷史“復仇”的藉口下，所有好萊塢的暴力都理直氣壯起來了，電影以克里夫與瑞克近乎虐殺的過度反擊消滅嬉皮告終。
反好萊塢的昆汀，以此證明了自己最好萊塢，是好萊塢的忠實捍衛者。
因此電影成了另一部不同結局的《小丑》，遭受凌辱的底層未能揭竿而起反而死得可笑，替好萊塢的錢權賣命的替身演員因為心狠手辣成為了大英雄。也許算給莎朗蒂復仇？昆汀拋下了屬於好萊塢開放的結局：莎朗蒂不死的話，她的星途會如何？她的老公波蘭斯基仍會走向戀童醜聞嗎？瑞克因為結交莎朗蒂會不會得到波蘭斯基的青睞在電影事業突破困境？
不過這些對六十年代的結局都意義不大。六十年代拒絕這種情懷式解構，因為六十年代本身就是過度飽滿的情懷寄寓之物。也許只有沒落影星瑞克的落魄才能呼應那個六十年代的失落，試圖重構六十年代的昆汀·塔倫蒂諾，註定是克里夫的角色：一個替身演員。
替身的意義，包含了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且用完即棄。昆汀·塔倫蒂諾以為自己又拍了一部爽片，講述了六十年代的一些枝葉，結果只是再一次提醒了觀眾：六十年代的波瀾壯闊當中，好萊塢也不過是一個替身演員，造夢工廠永遠取代不了現實的悲喜劇。
廖偉棠（香港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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