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式微，天下進入大爭之世，各諸侯國為逐鹿中原，問鼎天下，紛紛招攬賢才，以變法圖強。法家在亂世中逐漸脫穎而出，誕生出許多傑出人物，他們執宰各國，施展才華與抱負，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春秋戰國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誕生了太多偉大的人物，他們有不同的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構成了諸子論道，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其實，不僅是百家有爭鳴，就連法家內部，也有爭鳴。
法家有三派，“勢”、“術”、“法”，其中，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而他們不同的思想理論，也使得同屬一派的三人，卻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慎到：從道家走出來的法家
慎到是戰國時期一位很特殊的大家，他曾是道家人物，專攻“黃老之術”，之後卻改弦易張，成為法家“勢”派的創始人。道、法兩家的雙重身份，也使得慎到的法家思想極具哲學性。
慎到重“勢”，他認為，國家一定要重視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權勢。慎到曾有一個鮮活的比喻，他說君主好像飛龍，權勢好像雲霧，有了雲霧，飛龍才能飛得高，沒有云霧，飛龍則與地上的蚯蚓無異了。有了權勢，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樣殘暴無道，人們也不敢違抗法令，沒有權勢，君主就算是像堯舜那樣賢德，百姓也不會聽從命令。
很顯然，慎到的理論針對的就是儒家的“德治”，他認為，儒家主張的“德治”根本就不是治國之道，國君沒有權勢，卻一味推行仁政，只能使法律得不到貫徹和執行，這樣，國家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當然，慎到的“勢”，不是指君王要掌控一切，事事親為，相反，他認為君主想要真正的掌控權勢，就不要事必躬親，這樣君主不僅會精疲力竭，大臣們也會不積極做事，一旦有了什麼過失，大臣們還會將過錯推到君主身上。慎到主張“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主要確立法度，總攬大局，在“事斷於法”的前提下，儘量讓臣下去做事情。
慎到的理論主要是馭人之術，但他並沒有將人民放在很低的位置，截然相反的是，慎到主張“國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這與孟子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孟子認為德治是得民心的途徑，而慎到則認為法治才是“一人心”的唯一途徑。
本來，慎到“勢”中的馭人之術對於君主有很強的吸引力，可是慎到卻又主張“立公去私”。這裡的“公”是一種高於君主利益的概念，它服務於君權，卻又限制著君權。這樣一來，慎到的“勢”不再是一種簡單的統治工具，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治國理念。只可惜，慎到一生當中，大多隻能在稷下學宮中講學，他的理論很少得到實踐。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大多數君主都繼承了慎到的“勢”，但他們掌握的，是帝王心術，是統治之道，而非慎到完整的治國理念。
申不害：成也重“術”，敗也重“術”
與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務實很多，在法家三派當中，他的“術”，也是最容易見效的。這種務實，應該與申不害的人生經歷有關。相韓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鄭國小吏，公元前375年，韓國滅掉鄭國，申不害遂成為韓人，成為一位“賤吏”。
公元前354年，與韓國素有舊怨的魏國出兵伐韓，韓國向其他諸侯國請援，卻四處碰壁。正當韓國諸位大臣們束手無策時，申不害站了出來，建議韓昭侯親自去拜見魏王，向魏國示弱，這樣不僅可以免去兵災，還會讓其他諸侯國對魏國不滿，“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位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戰國策·韓策三》）韓昭侯採納申不害建議，魏王果然大喜，立刻下令撤軍。
除了敏銳的政治眼光以外，申不害還是一位工於心計的人物。公元前353年，魏國起兵伐趙，包圍趙國都城邯鄲，趙成侯向韓國求援。韓昭侯拿不定主意，向申不害詢問建議，申不害擔心自己的建議與韓昭侯心中所想不同，於是他先回答說：“這是國家大事，讓我考慮成熟再答覆您吧！”之後，申不害讓韓國名臣趙卓和韓晁分別向韓昭侯進言，以觀察韓昭侯的真實態度。最終，申不害摸透了韓昭侯的心思，他進言說韓國應該聯合齊國，伐魏救趙。韓昭侯大喜，將申不害當作知己，並愈發對他器重。
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破格拜為韓相，法家“術”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申不害的術，與慎到的”勢“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重視君權。申不害認為，“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為了令行，君主就必須要推行“術”，“操生殺大權”，“課群臣之能”。
在申不害看來，“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是隱蔽的，它是君主的專有物，專門用來駕馭驅使臣下。
申不害重“術”，所以他重視吏治和兵制改革，目的都是加強君主集權統治，穩定韓國政治局勢。同時，申不害也十分重視土地問題，他說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又說：“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申子·大體編》）
申不害主張百姓多開荒地，發展農業，同時他還鼓勵手工業的發展，這使得韓國經濟迅速繁榮起來，冶鑄業水平也居於領先水平，以致於出現“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局面。（《韓非子》）
短短十五年，申不害的“術”治使得韓國國力大增，“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就這樣，身處強國包圍中的韓國，卻在夾縫中強大起來，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可是，申不害的“術”治有一個很大的弊端，那就是過於重視君權，忽略了法制建設。這樣一來，國家是否興旺，完全取決於國君的能力，一旦國君缺乏能力，國家就會迅速走向衰落。韓國之後的結局也證明了這一點，韓昭侯死後，韓國立刻衰落，這就是申不害“術”治的問題所在。
商鞅：“法”派的殉難者
和申不害相比，同一時期的商鞅變法就要成功的多。儘管商鞅最終結局悽慘，但他的“法”派，重視法制建設，為了維護法律，他寧願將自己陷於太子的對立面。這種“不知變通”的性格和執政思想，讓商鞅結局悽慘，但也讓他確立的法令制度被秦國延續了下來。可以說，秦國統一天下的根基，甚至於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正是商鞅確立的。
如果說慎到是法家裡的哲學家，慎到是法家的務實家，那麼商鞅就是法家“法”派的殉難者，他用他的生命，向世人宣告了何為法家“法”派。
《戰國策·韓策三》
《韓非子》
《申子·大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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