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家、散文家。一名潛，字元亮，私諡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生於一個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陶淵明一生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28歲以前，由於父親早死，他從少年時代就處於生活貧困之中。第二時期，學仕時期，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29歲到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年）41歲。第三時期，歸田時期，從義熙二年（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病故。歸田後20多年，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開創了田園詩一體。陶詩的藝術成就從唐代開始受到推崇，甚至被當作是“為詩之根本準則”。傳世作品共有詩125首，文12篇，後人編為《陶淵明集》。

創作背景

陶淵明出身於沒落的士族家庭，自幼生活貧苦。早年他立下了濟世的壯志，曾幾次出仕，先後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每次做官的時間都不長。最後因為看不慣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醜惡，決心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回家，親自從事耕作。儘管他常常不免於凍餓，但他拒絕與統治集團合作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九月，即詩人逝世前三個月，是時詩人63歲，有感於自己的身體狀況，於是總結歸納自己的人生，也旨在表達自己脫俗的節操，便為自己寫下了這篇祭文。

作品鑑賞

祭文起筆，展現的是一個悽清的虛境：深秋的夜晚，蕭瑟的寒風颳得正緊；草木相約著一起枯黃萎去；夜色裡還傳來幾聲鴻雁南飛的哀唳。詩人終於感覺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該是辭別人世、永歸“本宅”的時候了。恍惚間“嘉蔬”、“清酌”已供滿祭案，“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輓歌辭》）的景象，依稀都飄浮眼前。詩人卻將停臥棺中，再聽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見那吊衣如雪之景。這是一種心酸的情境：秋氣的蕭瑟與將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嗚呼哀哉”之嘆，更使開篇蒙上了蒼涼氣息。

在辭世的彌留之間，追索飄逝而去的一生，當詩人撫視那“逢運之貧”的清素出身，“簞瓢屢罄，絺綌冬陳”的窘困生涯時，也曾為之黯然，不過令詩人寬慰的是，清素養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對人生的熱愛。雖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鋤“負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門”。然而他有歡樂，有歌聲，有“載耘載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牘，和以七絃”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詩人的平生，很瑣碎，很平淡，沒有官場中人車騎雍容的氣象、笙歌院落的富麗。但這恰恰是詩人引為自豪的人生。從“含歡”、“行歌”的輕筆點染中描寫了一位遺世獨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簡樸生活中，在“樂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領略到了“我心常閒”的勞作之樂趣，體會到了自由不羈的人生之價值。這樣度過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較之於巧取豪奪，較之於“為五斗米折腰”而喪失獨立之人格，更充實、更富足。這一節的行文，正如詩人平日的田園詩，疏淡、平遠，字裡行間淌滿了深情。濃濃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盡。

“嗟我獨邁，曾是異茲”一節，表明了詩人回顧平生後無悔無怨的態度：營營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汙濁的世界裡，適足以穢汙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詩人潔身自好，不以尊寵為榮，骯髒的東西又豈能沾染詩人的身心。置身於隴畝之中，獨立於天地之間，“捽兀窮廬，酣飲賦詩”，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詩人正是這樣做了，這一生已無所遺恨。所以對於即將到來的死生之變，詩人顯得格外平靜。詩人知道帝鄉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壽涉百齡”，“從老得終”，那就任它“託體同山阿”好了，又有什麼可眷戀的。在“外姻晨來，良友宵奔”的悽清氛圍中，就要離去——他似乎不喜不懼，顯得異樣地安詳。

然而，詩人對自己的一生，也並非真的一無憾意。在詩人的內心深處，仍蘊蓄著幾分悲愴和苦澀。此文寫到結尾，詩人的辭世之夢也已編織到了最幽暗的一幕：當詩人看見自己在昏昧中告別“逆旅之館”、踽踽飄臨“蕭蕭墓門”之際，雖然表現了“不封不樹，日月遂過”的淡泊，“匪貴前譽，孰重後歌”的超曠，但還是發出了“廓兮已滅，慨焉已遐”的蒼涼慨嘆。此刻，詩人似乎對過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後的一瞥，詩人忽然見到了另一個自己：從“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少年意氣，到“大濟於蒼生”（《感士不遇賦》）壯年懷抱，從對“荊軻”抗暴精神的謳歌，到對“桃花源”無壓迫社會的嚮往。在詩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愛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懷。然而，詩人所置身的時代，卻是一個“網密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專制時代。理想被幻滅，壯志被摧折，詩人縱然“懷瓊握蘭”，又能有何作為，最終只能如一隻鎩羽之鳥、一朵離岫之雲，在歸隱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這深藏在內心的悲愴，在詩人離世的最後一瞥中，終於如潮而湧，化作了結語的嗟嘆：“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這嗟嘆之音，震散了詩人的自悼之夢，也使貌似平靜的祭文霎時改觀。南宋真德秀在《跋黃瀛擬陶詩》中論及陶淵明時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顧中，雖然有“我心常閒”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獨邁”的諮嘆；那“翳翳柴門”，固然掩映著他“捽兀窮廬”的曠傲，但也不免有“閒居寡歡”的落寞（《飲酒》）；“識運知命，樂天委分”是通達的，但又何嘗不含有“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的辛酸和無奈，詩人也平靜，但那是飽經風霜後苦衷難言的平靜；詩人也“含歡”，但那也大抵是暫時忘卻苦惱的歡欣。曠達中含幾多悲涼，飄逸中帶幾多沉重，這就是詩人陶淵明辭世前夕，所編織的最後夢境的真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