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基層立法聯繫點堪稱民意“直通車”，可以有效打通民意徵集的“最後一公里”。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因地制宜，在地方立法有效實踐的基礎上，擴展基層立法聯繫點網絡，有效暢通了立法機關與人民群眾的聯繫渠道。
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襄陽是楚、漢、三國的重要文化發源地，建城歷史超過2000年。2015年7月，湖北襄陽市人大常委會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確定為全國首批基層立法聯繫點之一，為這座古老的城市又增添了一張嶄新的名片。
四年多過去了，襄陽市基層立法聯繫點工作進展怎樣？群眾是如何參與基層立法的？近期，記者深入襄陽市，解鎖基層立法聯繫點的創新實踐。
“我們能直接向全國人大反映意見了”
樊城區高莊社區轄區內的藍光雙創產業孵化園匯聚了125家創新型中小企業，是助推襄陽經濟騰飛的重要“催化劑”。然而，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成為了許多創業者的“心病”。
2016年，事情迎來了轉機。一場關於中小企業促進法（修訂草案）的座談會“花落”高莊社區。談起這場座談會，襄陽市人大代表、高莊社區黨委書記王遵義打開了話匣子：“以前，大家哪敢想能在家門口參與立法呀！高莊社區匯聚了多家中小企業，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讓我們來承辦這場座談會。這不，座談會邀請到了包括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業律師、企業代表和居民等在內的各行各業的人士，提出了很多破解融資難、融資貴的立法建議。有了這個渠道，大夥兒心裡別提多高興—我們也能直接向全國人大反映意見了。”
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楊軍表示：“立法過程要充分吸納民意，給予群眾充分的話語權。設立基層立法聯繫點就在於傾聽百姓的心聲，收集人民群眾‘原汁原味’的意見。這也是我國全過程民主的生動實踐。”
“立法工作看起來離老百姓生活很遠，其實它離我們很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法律，我們提的意見其實很多都來自於身邊。”王遵義講述了所在社區發生的一件事，居民王麗早年從外地嫁入高莊，丈夫外出打工杳無音訊。之後，王麗的公婆相繼去世。瓢把子哥（大伯哥）為爭奪家產，將王麗母女趕出家門。社區安排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瓢把子哥歸還了家產，最終維護了王麗母女的合法權益。在前不久，對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時，王遵義聯想到這件事的處理方法，對修訂草案第十九條提出建議，即關於未成年人的部分權益，比如未成年人繼承權、受贈與權並不適用於向公安機關報告。一旦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應及時找相關部門申訴，維護其合法權益。
為了廣泛聽取基層群眾對立法工作的意見建議，不斷提高立法質量，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制定《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基層立法聯繫點工作規定》，明確基層立法聯繫點要反映基層組織、群眾提出的立法建議和要求。截至目前，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已承辦民法總則草案等55部法律草案的意見徵集工作，共徵求各類意見、建議958條，整理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721條。
小網格大乾坤，“走”出來的立法意見
與許多古城一樣，襄陽擁有一道堅固的城牆。千百年來，它注視著南來北往的過客，拱衛著城市的安全，堪稱襄陽曆史文化的見證。生活在襄陽城牆根下的賀大爺與許多土生土長的襄陽人一樣，對城牆有著深厚的感情。近年來，他發現總有人用釘子把廣告牌釘在城牆上，將古老的牆磚弄得“傷痕累累”。“這可咋搞？”賀大爺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賀大爺，最近有什麼事情能幫您嗎？”一位社區網格員敲響了賀大爺的家門。賀大爺將情況反映給網格員，網格員把相關信息記錄在案，並反饋至襄陽市人大常委會。
網格員為什麼會成為基層立法聯繫點的“毛細血管”？事實上，被確定為全國人大基層立法聯繫點以來，襄陽市人大常委會一直在思索如何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這棵“參天大樹”紮根到襄陽的大街小巷，盡最大可能暢通群眾的發聲渠道。為此，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在全市範圍內遴選確定了棗陽市人大常委會、襄城區古城街道辦事處等9個基層立法聯繫點，這些“聯繫點的聯繫點”涵蓋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基層執法單位等，並在各基層立法聯繫點招募立法信息聯絡員，拓展了基層立法聯繫網絡。
“在民主路社區內，我們將200—300戶劃為一個網格，設立一名專職網格員。他們‘一日三巡’，除了負責社情民意上傳下達的工作，在與百姓‘拉家常’的過程中，還可以收集到有關人大立法的意見和建議。”陳海燕既是襄城區古城街道辦事處民主路社區的書記，也是該社區的立法信息聯絡員。社區網格員們收集到的立法意見首先都會在她這裡彙總，再依次整理上報至古城街道辦事處、襄陽市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陳海燕指出，網格員每天都深入基層最前線，最瞭解所在社區的實際情況和百姓的切實需要。他們把立法意見徵集融進定期的“拉家常”中，不僅拉近了立法與老百姓之間的距離，也更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
作為襄陽市基層立法聯繫點之一，宜城市小河鎮也採用了網格員的工作模式。據瞭解，小河鎮下轄32個村、農場或社區，每個村劃為一個網格，選派一名年輕的網格員，形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基層立法聯繫點群眾組織網絡，擴大了立法意見收集範圍，為民主立法提供了堅實保障。
“基層立法聯繫點的網絡延伸過程也是民意徵集面擴大的過程，這是十分必要的。”楊軍表示，每一部法律法規的制定都關係著人民群眾的切實利益。社區、村是最基層的社會組織，與百姓的聯繫最為緊密，要讓基層立法聯繫點的“觸角”真正延伸到百姓身邊。
2016年，《襄陽古城牆保護條例》獲得湖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中規定，城牆及保護範圍內禁止擅自在牆體上打樁、掛線、鑿孔、砌漿。年逾花甲的賀大爺捧著網格員送來的宣傳冊，看著自己提出的意見被納入《襄陽古城牆保護條例》，樂呵呵地說：“看來咱們老百姓的話還是有用的，多虧了基層立法聯繫點。”
“切小口、挖深井”，基層立法破解農村生活垃圾“圍城”
“以前的環境差得很！你家倒點雞糞，我家扔點菜葉。你不曉得，原來可以說垃圾成災，幾十年了，土地就這麼荒著。”談起以前的“灰色記憶”，南漳縣九集鎮八泉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周萬軍記憶猶新。
相對於城市垃圾，農村生活垃圾造成的汙染面積可能更廣，管理難度更大。襄陽作為農業大市，每年產生農村生活垃圾約40萬噸。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破解農村生活垃圾“圍城”，成為當地許多百姓的願望。
立法要問民需、解民憂、聽民意，襄陽市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條例由此被列入襄陽市人大2017年度立法計劃項目。襄陽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楊芳介紹，在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條例立法過程中，基層立法聯繫點調研組始終堅持農村“一線”視角，跑遍全市9個縣（市）區，深入19個鎮、32個村，把聽證會開到縣裡，把座談會開到村裡，廣泛聽取村組、農戶、環衛企業、基層單位、社會組織的意見建議，從而對突出問題、地域差異、實踐樣板和成效對比有了全面翔實的瞭解。
2017年，接地氣、察民情、聚民智的《襄陽市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條例》經湖北省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為解決農村生活垃圾問題提供了法制保障。
如今的八泉村山清水秀，果木成行。“條例非常契合襄陽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實際，很接地氣。現在不管什麼時候進來，我們八泉村都是乾乾淨淨的。村民們已經形成了垃圾治理常態意識，各戶自覺維護小花園、小果園、小菜園，咱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周萬軍如是說。
2017—2019年，在廣泛徵集基層立法聯繫點意見的基礎上，垃圾治理“三部曲”——《襄陽市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條例》《襄陽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條例》《襄陽市城市建築垃圾治理條例》陸續出臺。今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就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襄陽市總結本地立法及治理經驗，在固體廢物處置、汙染環境防治等方面共收集各類意見和建議37條，並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為國家立法發出襄陽聲音、作出襄陽貢獻。
問題導向是新時代人大立法工作的最強音。襄陽市人大常委會秉承以服務地方發展為重點，堅持“切小口、挖深井”，結合襄陽本地實際情況，聚焦保護襄陽地方特色資源、歷史文化文物、生態環境等百姓切實關心的民生熱點，先後為一條河（漢江）、一道牆（襄陽城牆）、一件事（垃圾治理）、一種行為（文明行為）、一座城（襄陽古城）制定了地方性法規。
成為聯絡員四年多來，陳海燕深刻感受到了基層立法聯繫點為百姓帶來的積極影響：“通過基層立法聯繫點，老百姓把最真實、最需要的意見呈報上去。藉助基層立法聯繫點，我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百姓宣傳法律法規，讓他們真正認識到立法帶來的正能量，增強主人翁意識，更積極地為立法發聲。”她相信，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根”會越扎越深，為襄陽這座千年古城帶來更蓬勃的生機。（徐航）
編校：侯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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