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麥肯錫諮詢公司

作者:洪晟,張海濛,孫俊信,滕櫻君,陳洸,謝喬,李方,黃慧霞


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十三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中持續調整結構,保持了中高速增長,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此進程中,中國企業的體量增長迅速,在世界經濟和行業中的話語權不斷加強,同時深度參與國際競爭,塑造全球產業鏈升級,引領業務模式和技術創新。


在“十三五”圓滿收官的基礎上,中國企業需要深刻認識當前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的“變局”,正視自身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結構性“困局”,積極籌謀在“十四五”新徵程開啟之際必須推動的轉型性變革,以高質量發展為主線,為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尋找“破局”之道。

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01

變局:增長變化、格局變化、技術變化


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大時代。五年規劃作為指導企業中長期發展的重要經營藍圖,需要放進時代的座標系內看待其機遇和挑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對中國企業而言,貿易爭端升級、金融壓力和流動性風險凸顯、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但也可以倒逼產業升級、技術升級、競爭方式升級,在結構性變化中磨礪出一批在這場生產力變革和內外部負面因素賽跑中提速加碼的先進企業,創造高質量發展的機會。我們認為,下一個五年規劃啟動前,中國企業需要看到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局。


增長變化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未來增長將向細分領域進一步聚集,優質資源向頭部企業進一步集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9年,全球70%的經濟體量增速將放緩,製造業活動和投資力度都將大大減弱,而中國2019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速也將下滑至6%。另一方面,中國在消費升級、供給側改革、創新創業等方面都呈現出重要機會。消費結構的重心向交通、通訊和娛樂文化轉移,預計到2030年將佔總消費的38.2%。中國的製造業結構向高技術產業轉移,2018年,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和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分別同比增長11.7%和8.9%,明顯快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增速[1]。


在區域市場升級、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有所準備的企業將獲得更多增長:支柱產業優勢明顯的企業,將有機會持續吸納優質產業資源不斷加入,從而形成上中下游一體化的產業鏈集群,最終成為實現產業協同和升級的平臺;現金流充裕,資產負債管理健康,尤其是融資能力較強的企業,將在下一輪行業整合中佔據先機,通過細分市場的整合,提升行業集中度。


格局變化


機會在全球價值鏈再分配中產生分化,企業在戰略取捨、經營執行、管理效率維度的競爭力將被放到全球座標系下進行比照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發布的“MGI中國-世界經濟依存度指數”顯示,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從0.4逐漸上升至1.2,到2040年,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互相融合有望創造22萬億-37萬億美元經濟價值,相當於全球經濟總量的15%-26%。在全球化的藍圖中,一個產品的生成,最終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分工協作的結果,而在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全球生產和貿易體系出現了兩個重要的重構:


  • 價值鏈重構:全球分工必然導致每個行業沿著價值鏈被分割到多個階段和不同區域,從而形成研發、設計、製造、物流等特定的規模化產業,不同環節的附加值差距將進一步拉開,新技術、新資源也會更加快速地向高價值產業聚攏,推動效率指數級提升;未來的增長不僅是傳統思維下的擴張,更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企業能否快速順應重大趨勢、在價值鏈重構定局之前進入戰略高地,培育出產業新動能。

  • 區域格局重構:部分低價值產業從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國家,中國企業需要重新定義自己在全球價值體系中的位置,這既是風險,也是機遇。對於部分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已逐漸落後於其他新興經濟體,例如成衣製造的產能和就業開始向巴基斯坦和越南轉移;但是,中國企業正在打入行業價值鏈上游,開始為新興經濟體供應紡織品,目前紡織業進口額佔巴基斯坦的71%,越南的50%[2]。


技術變化


科技滲透進每個行業,機會在數字化應用中產生分化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技術的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管理工具和提效手段。未來的先進生產力必定是依託於科技護城河的生產力。在中美技術脫鉤的背景下,需要一批中國企業具備自身創新造血的功能,尤其是要有能力聚焦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向技術鏈上游攀升,在生產力變革的浪潮中增強核心競爭力,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以數字技術舉例,三大數字化推動力(去中介化、分散化和非物質化)將重塑行業價值鏈並提高生產力,到2030年或可轉變和創造10%-45%的行業總收入[3],中國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科研資金,更具備充分的市場容量優勢來推動技術的商業化未來。以數據為資產,重新構造傳統行業的商業模式,從而形成新的數字產業,這是時代的大機遇,也是中國企業的大機遇。


02

困局:不強、不新、不活


面對時代變局,中國企業是否已經準備就緒?


在過去的10年裡,大量中國企業依靠人口紅利、改革紅利與資本紅利實現了快速擴張,卻忽略了對價值創造、增長方式、財務狀況及組織健康給予同等的關注。中國企業不強、不快、不活的問題恐在變局中集中凸顯,將給未來的長遠發展帶來挑戰。


不強:體量增長和價值創造、抗風險能力提升不同步


中國企業實現了成功的體量增長,然而價值創造能力普遍較低。我們認為,比對傳統會計核算的利潤,經濟附加價值[4]是一個能夠更加全面地衡量企業真正盈利和價值創造能力的指標。根據麥肯錫對全球2394家企業的經濟附加價值進行的最新分析,在2014年-2018年間,281家中國企業中有186家平均經濟附加價值為負。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兩極分化也更加嚴重,大多數頭部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相比2012-2016年有所提升,然而與此同時尾部企業的虧損也更加厲害,常年困守在底部難以爬升。當整體經濟發展從資本槓桿驅動向經營槓桿驅動發生轉變時,價值創造能力的徹底改造是企業要過的第一關。


此外,中國的非金融槓桿率從2016年的峰值已經開始下降,但是目前,中國企業的債務壓力及現金流動性壓力仍然高於大多數國家和地區[5]。持續去槓桿背景下,資金的籌集難度越來越高,充足的現金流恐難保證,這將嚴重影響到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變局中抵禦風險的能力,甚至未來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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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新:傳統增長模式受限,新路徑、新手段和新能力沒有完成匹配


在2019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利潤最高的20家企業大多從事的是金融、能源等資源集中型行業。根據麥肯錫對行業盈利潛力的分析,這些行業的投資回報低於科技與消費品等產業,且在全球科技發展的大趨勢中,其盈利能力和發展潛力的侷限將更加明顯。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國際化競爭力也不足,研發支出始終遠遠落後於美國,知識產權出口額僅佔進口額的17%[6];數字化認知多停留在“信息化”的傳統理解上,真正成功擁抱數字化轉型的中國企業相對有限。與此同時,大多數企業並未建立起全球化的市場影響力,尚不具備在海外拓展新興業務的能力。


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不活:機制體制活力不足,快速創新和轉型不夠敏捷


根據麥肯錫組織健康指數調研,過去4年中,中國企業在發展方向、協調與管控、領導力和激勵機制上有顯著提升,然而在外部導向、組織能力、創新與學習上提升並不明顯。中國企業顯然更加重視內部的管控,而往往忽視了外部導向的視角,因此普遍存在機制體制活力不足的狀況。中國企業需要打造更有活力的新機制與新體制,建立更快、更扁平及更 “敏捷”的組織,提升組織效率與效能。唯有更具活力的新機制和新體制,才能激勵企業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加速創新和轉型。


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03

破局:新座標、新路徑、新能力、新活力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中國企業的“十四五”戰略規劃,不應該是修修補補,而應在視野、站位、格局的高度進行構思,通過設立新座標、開拓新路徑、建設新能力、打造新活力,定義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加速建設“世界一流企業”。


新座標:從“做大做強”到“做好做遠”,重塑企業發展目標


面對不斷變化的經濟、政策、技術和國際環境,中國企業首先應站在全球的視角和舞臺審視自身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更需進一步打破企業的藩籬,從推動環境、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維度重新定義企業的意義和目標,實現“基業長青”[7]。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從整體規模到細分冠軍:在關注整體規模發展的同時,更注重在特定產業或行業內資源配置及價值鏈中的主導地位,通過掌握關鍵產業環節、關鍵技術、關鍵領域或規模化市場份額來獲取行業發展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從短期績效到長期價值:更注重企業的整體價值創造能力,尤其是價值創造的核心槓桿,在效益和效率指標等方面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打造支持核心競爭力循環提升的內部體制機制,更加關注企業的組織健康度;


從股東價值到社會責任:踐行科學發展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在商業環境中推動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的和諧進步,定義和塑造行業發展的新標準。


新路徑:轉變戰略發展和制定的路徑,釋放發展的新動能


轉變戰略思維的路徑:麥肯錫的研究表明,積極主動的調整業務組合和重新分配資源能夠使每年的股東回報率提高4%。因此,企業需要轉變已有的“賽馬”思維,積極審視業務組合的價值能力和發展潛力,果斷退出盈利性差的非核心產業,為在核心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備足“餘糧”;


轉變戰略發展的路徑:面對增長模式和價值構建的變化,企業也需要加快轉變、建立戰略發展的新動能,以新的生產要素推動下一階段的發展,如加強科技創新投入,以新技術推動產業轉型;同時積極權衡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通過企業的國際化擴張找到新空間;


轉變戰略制定的路徑:傳統的相對“線性”的戰略規劃流程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未來的變局,企業需要建立在高度不確定性下進行戰略決策的模式和能力,即建立在對未來高顆粒度的市場洞見基礎上的戰略靈活度。


新能力:打造三大能力,構建面向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在大變局的挑戰和機遇之下,企業需要著力打造面向未來的組合能力。首先是持續通過精益管理將現金流造血能力置於首位,確保自身發展所需的資本,與此同時,併購整合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等也是面向未來組合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企業進行全方位的建設。


1. 精益管理的能力:以極限思維的理念和數字賦能的手段提升造血能力,夯實發展基礎


“現金為王”是企業建立抵禦內外經濟週期波動與風險、掌握穿越牛熊的發展韌性與恢復能力的核心。很多企業在過去都積極推進精益運營,面對未來,應進一步:1)以極限思維的理念,打破傳統的從下至上逐步改進的方法,而應從上至下突破思考邊界,追求極致;2)系統推進,打破原有的條線壁壘,從運營到市場、從業務到管理推動全方位提升;3)數字賦能,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圍繞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環節實現精益智能,從管理數字化向數字化管理轉型。


2. 併購整合的能力:以全球化、平臺化、一體化的模式加快發展速度


麥肯錫的研究表明,兼併收購對企業增長的貢獻度達到30%以上;而面對未來增長放緩、專業化分工加速的格局,併購或外延式發展必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然而,大多數中國企業在兼併收購中並不能全面實現外延發展的原有目標,企業在推進兼併重組和外部合作中應加快實現:1)平衡內外市場,即在繼續深挖國內市場機會的同時,有選擇地放眼全球市場,積極參與到全球的行業整合與資源配置中,快速實現全球份額的提升,增加行業影響力;2)聚焦業務整合,實現從前到後的轉變,即從關注併購前的戰略價值判斷到更加關注併購後的協同價值捕捉,充分規劃和把握併購後100天的整合,通過嚴格的執行實現協同效益的最大化;3)關注人才融合,在把握協同價值的同時,更加關注文化、人員、能力的整合,確保影響企業發展的最關鍵的2%的人才的保留和發展。


3. 科技創新的能力:從滿足需求到創造需求,佔據發展的高地


毋庸置疑,創新將是未來致勝的核心能力之一,企業需要在追求產品、模式、技術等創新的同時,更注重創新文化的建設。企業需要堅持價值和文化兩輪驅動,即:1)價值驅動,圍繞客戶價值創造進行流程、制度、技術、產品等多個方面的創新,杜絕盲目,充分強調創新與價值創造和利潤增長的必然關係;2)文化驅動,建立企業內部的創新激勵與容錯糾錯機制。隨著關鍵技術的攻堅與傳統技術的革新的深化發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邏輯會阻礙自主創新的發展,降低企業創新發展的活力,因此應容許創新過程中的“探索性失誤”,鼓勵人才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動能。


新活力:推動混改放權,建立敏捷組織


為了支持企業持續變革,中國企業必須根據戰略與業務需要進行組織優化與改造,提升組織的反應速度,依託市場化管理機制激活組織活力。具體來講,組織機制的變革,就是要使組織更多元,更有序,更敏捷,更專業:


  • 更多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實現戰略升級、激發企業活力的重要舉措,“改”是目的,“混”是手段。企業需要從戰略的初心出發,找準戰略合作者,明確自身和夥伴的價值主張,利用混改機會借外力推動機制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做實董事會運行機制,配套以管理層和員工持股,將企業長期戰略和勞動者長期利益綁定。
  • 更有序:企業長期有序運作的關鍵在於建立系統化的管控模式,使內部權責更清晰,決策更有序,管理更精準。對於中國的集團企業而言,要更精準地定位總部的核心管理內容及程度,並通過完善“四會一層”的組織架構與董事會的人員構成,確保董事會發揮關鍵決策作用,而管理層被充分授權。
  • 更敏捷:打破層級森嚴的傳統組織邊界,推動企業敏捷轉型。要以客戶為中心,以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推動企業數字化戰略的落實,在此過程中,企業高管需從響應型思維轉向創造型思維,賦能敏捷團隊,引領企業轉向數字化、智能化、生態化、個性化,在持續創新中創造更大價值。
  • 更專業:圍繞人才的“選用育留退”,建立戰略導向的人才規劃與盤點機制,推行市場化用人制度,匹配市場化用人機制和薪酬機制,從而建立面向未來的專業化、市場化人才資源體系,吸引和保留優秀人才。


以高質量發展鑄就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


中國企業未來10年裡要走的路註定與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共同脈動。站在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中國企業應當有信心、有擔當、有方法,通過高質量發展夯實核心競爭力,通過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擴大全球影響力,把握市場機遇,在變革中砥礪前行。


[1] 《2018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高技術產業司,2019年5月。

[2] 《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繫》,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9年7月。

[3] 《數字中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經濟》,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

[4] 經濟附加價值(EVA)=(投入資本回報率ROIC -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投入資本IC;這一指標反映的是企業價值創造與平均資本成本的差異,也就是扣除股權和債務成本後的價值創造淨值。其中,投入資本回報率ROIC是指公司在核心運營業務中的投資帶來的稅後經營性利潤;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是指借貸成本和投資者的期望收益率的加權平均值;投入資本IC是指企業投資在其核心運營中的資本累積量。

[5] 國際結算銀行(BIS)的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的非金融企業槓桿率(151.6%)在所有報告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七,明顯高於新興市場和所有報告經濟體的均值(95.1%和91.5%),這表明中國企業面臨著較大的債務壓力。

[6] 《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繫》,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9年7月。

[7] 據統計,在1955-2015年間2000餘家世界500強上榜企業中,只有57家企業長期留在榜單,比例不到3%。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只是初步目標,如何成為基業長青的世界500強企業才是終極目標。



洪晟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常駐上海分公司

張海濛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常駐香港分公司

孫俊信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常駐香港分公司

滕櫻君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常駐香港分公司

陳洸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常駐香港分公司

謝喬

麥肯錫全球副董事合夥人,常駐北京分公司

李方

麥肯錫項目經理,常駐上海分公司

黃慧霞

麥肯錫諮詢顧問,常駐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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