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治先生訪談錄：我所知道的華羅庚與陳省身

編者按：徐利治（1920—2019）是一位自20世紀30年代起親歷我國數學發展的著名數學家，於今年3月11日逝世，享年99歲。徐教授生前曾與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袁向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郭金海進行過深度訪談，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口述史料。在這篇訪談錄中，徐利治追憶了他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的老師華羅庚與陳省身的治學風格和學術之外的故事。它對學界瞭解和研究華羅庚與陳省身具有重要價值。

口述 ∣ 徐利治

訪問、整理 ∣ 袁向東、郭金海

華羅庚與陳省身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數學發展的一個活躍時期，開始嶄露頭角，並做出了世界水平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們在時局變遷的背景下分別做出了回國與去國的不同抉擇。1948年12月，時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的陳省身舉家赴美。1950年3月，華羅庚由美回國，不久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

徐利治在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求學時，華羅庚與陳省身已是西南聯大遐邇聞名的年輕教授。他們對徐利治都十分賞識。徐利治1945年在西南聯大畢業後，華羅庚推薦他留清華大學數學系任他的助教。徐利治1949年赴英留學，陳省身是他的推薦人之一（另一位推薦人是我國另一位著名數學名家許寶騄）。在英國留學期間，他與華羅庚、陳省身往復通信。在這篇訪談中，徐利治先生回憶了他對華羅庚與陳省身在西南聯大和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印象及他們的治學風格；講述了華羅庚與陳省身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對回國問題的思考和華羅庚回國之初的經歷，以及他本人與兩者交往的片斷。訪談內容有助於加深對華羅庚與陳省身的瞭解，並有補於以往有關華羅庚與陳省身傳記資料的不足。

圖1. 徐利治

訪談時間：2006年10月2日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1、兩位傑出的數學家

訪：華羅庚與陳省身是中國現代數學史上的兩顆巨星。他們對現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最近，我們整理了您贈送給我們的舊書信。這批書信太珍貴了。其中，有十幾封是華羅庚與陳省身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寫給您的。從這些書信可以看出，您在他們心目中是一位很有培養前途的年輕數學家。

徐：當時我還很年輕。他們跟我的關係都很好。

訪：華羅庚與陳省身都在三十多歲就做出了世界水平的工作。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陳省身的高斯-博內公式的內蘊證明與陳示性類的工作都是在這個年齡完成的。華羅庚與陳省身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已在我國數學界有很高的學術地位[1]。抗戰時期，他們都在西南聯大任教。聽說在當時的大後方他們就已經很有名氣了，是這樣的嗎？

徐：西南聯大有“數學三傑”。就是指華羅庚、陳省身、許寶騄。陳省身先生年紀最輕。華羅庚與許寶騄同年，比陳先生大一歲。他們是西南聯大數學系的三位傑出人才。雖然他們當時都只是三十多歲，但都已成為名教授。

訪：當時就稱他們為“數學三傑”嗎？

徐：是的。這三個人在西南聯大數學系的確很突出。現在人們對華羅庚與陳省身兩位宣傳得比較多。其實，許寶騄先生的數理統計工作也是國際一流的。他很早就得到英國統計界皮爾遜（K. Person，1857-1936）學派的稱讚。

圖2. 從左至右：華羅庚、陳省身、許寶騄

訪：您在西南聯大是華羅庚與陳省身的學生，還與華羅庚有過不少交往。他們給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麼？

徐：華先生很有奮鬥精神，非常努力，做學問有許多想法，常常樂於談到自己的獨到見解和收穫。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飯用的桌子上做研究。那時，我是隨機去的。這說明他不是在擺樣子給我看。他喜歡在飯桌上做研究，因為他的書房很小，桌子也不大。

不過，華先生講話時經常會表露出一點盛氣凌人的樣子。他在西南聯大的這種表現，得不到老先生們的好感。他當時是沒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聯大的老教授沒有跟他來往的。所以華先生這點是相對孤立的。

訪：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籌備的時候，起初是選擇蘇步青擔任籌備處主任。當時會議的記錄現在還在。主要有蘇步青、段學復、張宗燧、閔嗣鶴、周培源、錢偉長以及其他幾位先生參加。華羅庚因為出國等原因，參加的比較少。關肇直先生和田方增先生做記錄。田先生記得最多。從記錄可以看出，大家對於華先生的業務都很佩服，但對他的為人看法不一樣。對於華先生是否適合擔任數學所所長也是有異議的。段學復先生也曾這樣評價華羅庚先生：華先生既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同事，我很佩服他的學問，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您說華先生在西南聯大沒有真正的朋友，印證了這一點。您能不能談談對陳省身先生的印象？

徐：陳先生的用功程度可能趕不上華先生，但他也很努力，有一陣因用功過度得過胃病。他由法國回中國時帶回嘉當（Elie Joseph Cartan，1869-1951）的二三十篇論文。他在西南聯大苦讀這些論文。在我的印象中，陳先生做學問愛抓大問題，不主張多寫文章。這點與華先生明顯不同。1949年我在英國留學時，陳先生寫信問我“出國後不知對於學問看法有無新觀感”。他在信中還特別對我提出期望：“盼注意大問題，少涉細節，亦不必多寫論文。你作風已有此趨向，不必多言也。”[2]他的意思就是說，華先生寫文章太多，我的作風有點像華先生，不要跟華先生學；不必寫這麼多文章，選擇重要的做幾篇就夠了。

訪：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結束後，中央研究院刊印了《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這個資料刊載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著作目錄。從目錄可以看出，5位數學院士中，蘇步青發表論文最多，有95篇；華羅庚次之，發表68篇；陳省身再次，發表38篇；許寶騄發表24篇；姜立夫發表1篇。[3]這個統計數據是截止到1947年為止的。通過比較可知，華先生寫的文章確實不少，要比陳先生多30篇。您對陳先生的建議有何感想？

徐：陳先生的觀點當然是正確的。論文不必做太多，因為質量還是很重要的。有些大數學家一生只寫了幾篇重要文章。華先生與陳先生的價值觀不完全相同。華先生覺得做得越多越好。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我看過很多數學家的文集。其中，十之八九都是一般性的文章。只有幾篇是特別重要的。很多大數學家也不是隻做重要的文章，一般性的文章也做。他們的文章中只有若干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國外一般的數學家的文章都是很多的。他們一輩子發表兩百篇、三百篇文章不算一回事。咱們國家的數學家如果一生髮表兩、三百篇文章那就多得不得了了。

訪：我們看過關於柯西 (Augustin Louis Cauchy，1789-1857) 的傳記。

徐：柯西的文章多得不得了。

訪：柯西好像完全被數學控制了。他聽到一位學者在報告中講述的主題後，就會情不自禁地馬上去做。因為他的數學能力強，他肯定能做過對方。當時有人就評論說，柯西是不是有點在搶人家的飯碗。其實，柯西並無此意，而是他對數學已經到了非常入迷的程度了。

徐：柯西的腦子很好。他在《法國科學院院報》發表的文章不但多得不得了，而且快得不得了。他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他投給《法國科學院院報》的前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後一篇文章又去了。關於他的英文傳記，講他有快速發表的習慣（Habit of rapid publication）。華先生雖然文章多，但還比不上柯西。他發表文章的速度也比不上柯西。柯西發表文章的速度要比華先生快上幾倍。當然，後人評價柯西時說，柯西不必寫這麼多。他一生髮表六七百篇文章。柯西的文章太多了。歐拉 (Léonard Euler，1707-1783) 的文章也多得很呢！但這些大數學家的文章，幾百篇中只有三五篇六七篇傳世的。這種文章有5%就行了，是不是？

訪：現在有些國外機構讓科學家寫自己的工作時，要求他們列出三件最滿意的。

徐：但我也覺得，文章不做到一定的量，一定的程度，突然做出一個重要的來也不容易。所以完全不講量，只講質，一下子突然就做一篇很重要文章也是不大可能的。

徐：許寶騄先生得了二等獎，但他的工作也是一流的。華先生得一等獎的主要評審人是何魯[5]。何魯是留法的，中央大學的名教授，數學界的老前輩。他在國內相當有名氣。他寫了很多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看來，這些書都是比較初等的。其中，有《行列式詳論》[6]、《虛數詳論》[7]等。我年輕的時候也買回兩本。《虛數詳論》是一本薄薄的、紅布面的、很漂亮的書。但何魯不是研究解析數論的專家。

訪：那為什麼請何魯審稿呢？

徐：他有名氣，又是中央大學的老教授。學界不少人都是他的學生。何魯寫的評語非常好。由於他不是數論專家，他是否吃透書中的內容也很難說。不過，他的話是很起作用的。當然，華先生也發表過很多論文。他的《堆壘素數論》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工作，在國際上也有地位。當時國內沒有別人在這個方面可以比上他。

訪：華羅庚得獎後，其他數學家有什麼反響？

徐：議論是有的。華先生得獎後，國民黨的許多報紙都報道了。昆明的各種小報也刊登得獎的消息。陳省身先生當時說，連街上修皮鞋的人和小店鋪的店員都知道華羅庚的名字了。一般而言，數學工作搞的好壞或精彩的研究只有同行知道。華羅庚做了一項工作，連皮鞋匠、店員都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國民黨報紙把華羅庚宣傳得過分。當年國民黨時代，社會風氣是把一點東西吹得很大。陳先生的話有些道理。許寶騄先生也講，他對當時把數論捧得這麼高，不以為然。他說，數學中重要的東西多得很，數論也不過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而已。這可能是針對華先生的《堆壘素數論》得了一等獎說的。

訪：這件事發生在1941年，離現在已有很長時間了。我們這些隔代的局外人，也能想象和理解底下會有種種議論。

徐：當年獲得一等獎的還有馮友蘭。國民黨把華先生與馮先生到處宣傳。而且當時不少報紙上都在神化般地宣傳華先生。國民黨時期的一些報紙，只要有引起市民好奇的消息就喜歡登。其實，這沒有必要。

訪：我們看到一個材料講，設在西南聯大的新中國數學會，在1942年6月3日晚舉行茶會，慶祝華羅庚與許寶騄得獎[8]。不知西南聯大數學系對華先生得獎有沒有搞慶祝活動？

徐：我當時在敘永分校，還沒有到昆明。我是在四川看報紙知道這個消息的。有些人也在傳華先生得獎的事。慶祝活動可能是有的。

訪：華先生得獎後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中有什麼反響？

徐：華先生得獎後在抗日時期的大後方是很出名的。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對他很崇敬。爭著選修他的課。當時西南聯大數學系的學生很少。上華先生數論課的學生就有十五六個人。這與他得獎有關係。有的課程，如王湘浩的只有三至五個學生選。選陳省身先生的課的學生，超不過十人，一般只有五六人。

訪：華羅庚與陳省身都受到過清華數學系的培養。清華的薰陶對他們後來成為享譽世界的數學家都有哪些影響？

徐：清華數學系的培養對華先生後來取得重要數學成就應該很起作用。陳先生雖然在清華讀研究生，但恐怕是德國、法國的教育對他更起作用。布拉施克（Wilhelm Johann Eugen Blaschke，1885-1962 ）、嘉當對他的培養很關鍵。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劉晉年先生教過我複變函數。他是南開大學數學系畢業的，是陳省身的師兄弟。他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來的。他說，他當年出國留學的機會沒有陳省身先生好。他說陳省身留學佔了便宜。一個是，陳省身遇到了布拉施克。布拉施克是幾何方面的權威。後來布拉施克推薦陳省身跟嘉當學習。這個機會更好。當時嘉當的那套活動標架法和外微分形式等一套方法越來越成熟。嘉當是這兩方面的創始人。陳先生到法國學完這些東西以後，回過頭來一看，在國內學的射影微分幾何就顯得落伍了。他說蘇步青先生的許多工作都是比較平凡的。他好像用了“膚淺”兩個字。[9]

訪：數學在發展，評價也會變化。

徐：隨著數學的發展，有了新進的東西，再看過去的老東西，當然會顯得簡單了、平淡化了。其實，這是很自然的。數學發展了嘛，是不是？

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華先生對陳建功先生的工作也是有看法的。當時，浙江大學的陳建功與蘇步青兩位先生和他們的學生髮表了幾十篇文章。華先生與陳省身先生都認為，浙江大學陳建功先生他們是在“按照歸納法搞研究”。什麼叫按照歸納法做研究呢？比如搞傅立葉級數求和法，先搞C1。C1搞完了，再搞C2。搞完了C2，再搞C3、C4，等等。按照歸納法，這樣下去無窮多的文章都可以寫出來。陳省身先生還說，浙江大學每年發表這麼多文章，好像是一架機器似的，放進去，一搖出一篇文章。放進去，一搖出一篇文章（加動作）。意思是說，浙江大學出東西太快，而且都是老一套。華先生也跟我說過這個意思：浙江大學的分析，專搞傅立葉級數求和法，已經按照機械化的形式出文章了。文章出的很多，倒都能發表。只要人家沒有做過的都能發表，但價值、意義是另外一回事了。

訪：在西南聯大數學系，除了華羅庚、陳省身、許寶騄這“數學三傑”十分突出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比較突出的數學人才？

徐：應該提到的是兩位從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回來的教授。一個是程毓淮，另一個是蔣碩民。程毓淮與蔣碩民先生都是北大的教授。他們都是通過江澤涵先生請來的。蔣先生後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工作。程先生後來去了美國；十五年前回國時，我們在長春還接待過他。聽說，他現在也去世了

訪：中國科學家在接受西方科學及文化知識的同時，並沒有擺脫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形成的習俗的影響。比如，中國自古就有的文人相輕的不良習氣就影響學者之間的關係。這在有的人身上可能表現得更突出。

徐：

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數學在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受到了人為因素的制約。除此之外，動盪的中國社會是不是也對中國現代數學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徐：我想，中國現代數學的發展也受到歷史條件的侷限。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批在國際數學界嶄露頭角的數學家，並有少數數學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但是，他們基本上只是在一二個數學分支上做出了傑出的工作，能在國際一流數學雜誌上頻頻展示成果而已。他們並不像希爾伯特、龐加萊等能在多個領域都有重大的開拓性貢獻。華羅庚、許寶騄、蘇步青、陳建功等老前輩均是如此。而且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數學家並沒有把近代數學的諸多分支學科整個地搬到中國來。西南聯大數學系在當年國內的數學機構中師資陣容最強。但並沒有人講授泛函分析、測度論、勒貝格積分論、函數逼近論、一般拓撲學、代數數論等在國際上至少一二十年前已出現的數學新學科。許寶騄先生在西南聯大數學系開設的概率論課程，並不包括隨機過程論。他也沒有用測度論來講概率論。陳省身先生講授羅網幾何，也只是介紹某個分支。他自己的精力也只在某個分支上。可以說，當時中國數學界尚未能將國際上最新、最現代化的，十多年前已經出現的知識系統地傳播過來。這些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數學家還沒有深厚的基礎、精力、足夠大的魄力在數學的多個分支上攀升至前沿，並將國外最現代化的數學全面消化後傳入中國。陳省身先生曾說，中國本土的數學家再努力只能追求成為“羅漢”而已，不可能成為“菩薩”（黎曼、龐加萊、希爾伯特等堪稱“菩薩”）。

2、新中國成立後的不同抉擇

訪：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有一批科學家放棄國外豐厚的工作待遇與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國內。1950年3月華羅庚先生從美國回到中國。這對新中國的數學事業確實太重要了。著名數學家賽爾貝格（Atle Selberg）曾說：“很難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國，中國數學會怎麼樣？”[12]華先生在回國之前跟您通過幾次信。從這些信來看，他當時好象正在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

徐：華先生在回國之前給我寫的信中，有三四次提到“回國”這件事。他在回國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猶豫不決的。他當時工作的伊利諾大學在美國也是相當有名的，儘管比不上陳省身先生所在的芝加哥大學。伊利諾大學在美國也是一個數學中心。美國數學會出版的《數學評論》（Mathematical Reviews）的編輯部就設在這所大學。伊利諾大學收藏了全世界所有的數學雜誌。全世界的數學雜誌應有盡有。伊利諾大學也有幾位數學名家。如概率論方面的杜布（Joseph Leo Doob，1910-2004）就是伊利諾大學的。

伊利諾大學給華先生的待遇很高，年薪約1萬美金，並有4位助教。當時他租了杜布家的房子。杜布的房子很大。華先生租了他家的一層樓。當時，華師母和華先生的幾個孩子也去了[13]。1949年9月9日，華先生給我寫信說：“我暫不回去的消息是不確實的。只是‘不立刻’回去，回去是不太遠了。當然，在這兒年薪上萬，助教四人，及其他一切都已足使人留戀。但願我回去之後，可能用我的所長。”[14]華先生回國後，清華給他住的房子很小。後來數學研究所給他專門造了房子。但還是和美國沒法比。物質條件確實是比不上美國。

圖3. 1949年9月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訪：王元先生在《華羅庚》這本書裡講，華羅庚非常堅決地要回歸中國的原因是他確信中國已經統一了，中國有了和平民主建國的條件，他要為中國的數學趕上世界水平做出貢獻。另外，美國社會中存在種族歧視，不同的文化背景帶來的孤獨及中國共產黨對他所作的工作，也有一定影響。[15]您是否瞭解華先生決定回國的原因？

徐：華羅庚先生回國前在給我寫的一封回信中說過，他回國是懷有一個遠大志向的。這就是推動中國數學的獨立。1949年我到英國阿伯丁大學後，發現這所大學的學術氛圍很淡，遠不如清華。我就寫信告訴了華羅庚先生。這件事就是華先生在給我的回信中講的。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他在信中寫道：

“信（指徐利治給華羅庚的信——本文訪談者注）上說：Aberdeen（指阿伯丁大學——本文訪談者注）比清華冷靜得多。當然。因為你已出國，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自從派遣留學生以來，有不少大騙局。外國大學能比上清華的並不太多。但一直到如今，一般都認為出國才能當教授，實在可笑可憐。我一九三七回國之後的第一個主題是：推動學術獨立，但失敗了！我現在的主題也如之。本來你是我屬望得異常殷切的人，我常想在不出國的人中，找出一個人才來，給大家自信，知道不出國也可攪出好數學來。我希望現在我們開明的政府，可以瞭解我所說的。就數學說：獨立的時期已經到了！希望老兄也以此為職志。”[16]

圖4. 1949年9月2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他在抗戰時期就有了推動中國數學獨立的抱負。而且他對那些留學回來的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是看不起的。他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實際就有這個想法。他說，中國應該搞出自己的數學來。他有抱負，也很有理想，想做一番事業。只可惜，他回國後由於政治因素等各種原因未能實現這個抱負。而且他一貫瞧不起那些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後當了教授，但學問並不怎麼樣的人。

訪：華羅庚先生決心回國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徐：他對回國後能夠做清華數學系主任與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成立後做所長大概是心裡有數的。華先生這個人對政治很感興趣。他在西南聯大跟我講過這話：他40歲以後想要從政，要搞政治。我當時還是學生。聽他講這句話，我感到很驚奇。一位著名數學家，為什麼對政治這麼感興趣呢？他對政治上的權位、職位很看重。他願意做頭頭。如果在政治上給他職位、權位，他是願意做的。我覺得華先生是入世派。陳省身先生，也是入世派。許寶騄先生是位觀世派。

訪：陳先生很有領導和組織才能。他實際上當過三個數學研究所的所長。

徐：華先生這個人，如果你讓他當國家副總理，或總理，他也是願意當的。放棄數學，他也是可能的。他對從政或取得政治上的權力和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除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影響之外，這恐怕與他的家庭出身很有關係。在這點上，許寶騄先生是很不相同的。他淡泊名氣，凡是權位，官職一概都不放在心上。這個人專搞學問，是很清高的，但也喜歡議論政治。這可能與他哥哥許寶騤是“民革”成員有關。

如王元先生所說，華先生回國與中國共產黨對他所作的工作也有關。具體來說，可能是他的同鄉王時風代表黨的高層給他寫信有關係。王時風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我在昆明見過他幾次。他一般不出面的。王時風對他影響很大。他是入黨幾十年的老黨員，有相當的地位。有人說，在西南聯大，搞學生運動，王時風是背後的領導人。他在共產黨裡是上層的人物。我在昆明到華先生家去，經常見到王時風。你們知道王時風嗎？

訪：知道。段學復先生講過，在清華的時候有“三劍客”：華羅庚、段學復、王時風。他們是三個大高個，而且都戴眼鏡，又經常一起在校園裡遛彎。人們都說他們是清華“三劍客”。[17]

徐：我在昆明多次見到他。可後來就一直未見面了。華先生跟我講過，這個人是一個老共產黨員了。我認為，他對華先生回國是產生影響的。他肯定把黨的一些設想、一些許願，告訴他。所以華先生經過思想鬥爭以後，還是回國了。但他對美國是非常留戀的。另外，我記得他在思想改造運動時還說過，他願意離開美國的一個原因是怕他的孩子到了成年必須在美國參軍。

訪：據我們所知，華羅庚先生回國後，清華並沒有讓他擔任數學系主任。[18]您知道具體原因嗎？

徐：華先生回到北京以後鬧過一陣情緒。這個大家都是知道的。鬧情緒的一個原因就是，本來清華大學在解放之前說留給他數學系主任的職務。但華先生回來後，段學復先生沒有把系主任讓給他，而是繼續幹下去。這點使他不愉快。至於段先生沒有把系主任位子讓給華先生，主要是他背後受到了周培源先生和錢偉長的支持[19]。我跟錢偉長先生也很熟。他現在已經九十四歲，不能走路了。前幾年，我到上海去。他接待了我，談得很高興。他是上海大學校長。他跟我講，當時背後搗蛋，不願意讓華羅庚做系主任的，一個是清華的元老周培源先生，一個就是錢偉長。華先生後來也知道。周培源當時在清華是很有發言權的。錢偉長是少壯派，又是進步教授。解放初期，共產黨對他很器重。他後來做清華的教務長。這兩個人反對。他們的意思是，華回國來坐享其成，國內解放戰爭艱難時期都沒回來，現在等到一解放，現成的回來就要做系主任，到清華來撈一把。錢偉長對段先生講，你不要讓。你係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讓給他。周培源先生大概對華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

訪：我們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籌備處的會議記錄中看到，錢偉長先生與周培源先生對於華先生能否擔任數學所所長是持有異議的。錢先生認為，華先生“行政方面並不太強，在草創時期領導不太好”。[20]華羅庚先生回國初期鬧情緒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徐：他還對我說過，他回來時國內對他的歡迎不太隆重。當時只有他的女兒華順和他西南聯大時的助教閔嗣鶴先生去車站迎接他[21]，並沒有政府的官員迎接他。他沒有想到他回國時的場面會這麼冷清。他大概對此有些失望。因為華先生這個人，很看重這些東西的。而且，他回來以後，清華讓他住在工字廳的房子。這間房子是第二層，有一大間，前頭是一個小廳。空間不是很大，光線不是很亮。設備跟他在美國住的房子也沒法比。他在那兒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他回來對待遇也很失望。

還有一件事，就是籌備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時候，籌備處主任是蘇步青先生。通常籌備處主任，後來是要當所長的。這樣，他覺得也當不上數學所所長了。段先生跟我講過，華先生跟他關係很深，但華先生回國後，段也感到很失望，因為華先生回來以後什麼都要。清華數學系主任也要做，中科院數學所所長也要做。說他慾望太大了一點，就是胃口太大。

圖5. 1950年1月8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圖6. 1951年7月6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訪：根據陳省身先生寫給您的信可以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對於是否回國也猶豫不決。他在1950年1月的信中說：“近友人又信電促歸。弟本無意在國外久居，但怕回國管行政，以致躊躇觀望耳。”[22]而且，他當時十分關注國內局勢及中國科學院的情況。如陳先生在1951年7月給您的信中寫道：“國內一切進步，時得報導。此間圖書館有科學院中西文出版品，有時並可得讀國內報紙。現在戰事結束，進步當更迅速。兄於此時返國，使命甚大。個人工作外，尤盼能多提攜後進。新進之培養實為建國期中之急務也。”[23]從信中陳先生鼓勵您的話語也能看出，他雖然身在國外，但是對國內數學的發展也是比較關心的。陳先生自述沒有回國的一個原因是怕管行政。據您所知，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徐：我聽蘇步青先生說過，解放初期國內的二十多個老數學家曾聯合簽名寫信請陳省身先生回來。陳先生表示婉謝。而且說他當時已經接受芝加哥大學的聘請。這所大學的數學系主任斯通（Marshall Harvey Stone，1903-1989）挽留他在數學系任教。斯通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數學家。抗戰時期，他到過中國。我認為，陳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來的。因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態度是偏右的。這點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聯大是三青團的頭頭陳雪屏的好朋友。他們總在一起打橋牌。聽說陳省身先生對於共產黨也是沒有好感的，不會講共產黨的好話。而且，華先生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他更不會回來了。我前面提到，陳先生同華先生一樣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當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的。但所長的位子只有一個，華先生已經坐了，陳先生回來後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陳先生也不會跟華先生競爭這個所長的職位。同時，芝加哥大學的條件、環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來後肯定沒有這麼好的待遇。

3、徐與華羅庚和陳省身交往的片斷

訪：2000年11月12日是華羅庚先生90週年誕辰紀念日。那天華先生的許多學生和朋友都到了他的故鄉江蘇省金壇市，參加了紀念活動。您在會上作了回憶華先生的報告。在這次報告中，您回憶了您與華先生在西南聯大的一些交往。[24]我們還想進一步瞭解您與華先生的交往。特別感興趣的是西南聯大結束以後的事情。

圖7. 2000年11月徐利治赴江蘇金壇參加華羅庚先生90週年誕辰紀念會後，攝於華羅庚公園華羅庚塑像前

徐：我在英國留學期間（1949年7月至1951年9月）與華羅庚先生多次通信。我記得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先生不斷地鼓勵我刻苦讀書，學真本領，日後為國家做貢獻。他對於在國外取得什麼學位並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新中國將對‘鍍金’、‘頭銜’等予以丟棄。唯有真才實學，是國家的寶貝。現在國內的政治問題已不再存在。望兄好好的，切實的多讀些書，多學些學問，為將來的學術建設而努力。”[25]

訪：華羅庚先生是早於您回國的。他是在1950年3月。您是在1951年9月。1950年12月13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籌備處決定讓華羅庚先生擔任數學所所長。郭沫若院長兩日後簽發同意。1951年1月8日，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發文數學所籌備處，要華羅庚“先行來院主持工作”。[26]也就是說，華先生從這天起任數學所所長的事已基本板上釘釘。此後，華先生是否有意讓您回國後到數學所工作？

徐：1951年1月17日，華先生從段學復先生那得知我要回國工作的消息後很高興。當天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表示，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工作。他在信中說：“今天由學復兄處知道你快回國了。這是好消息。最高興的當然是我了。國內的一切展開，最需要的是忘我的刻苦的工作精神的人。當然在解放軍裡，在工廠企業裡，在政府裡已有不少，但科學工作者群裡，還不夠多。所以你的回來，無疑地會有重要的影響的。當然工作崗位不必我來替你操心。但我希望我們能在一道工作。如果需要我預先計劃和準備，請你來信。” [27]後來，華先生還跟我講過，你回來要想做研究就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你要喜歡教書就到清華大學。段學復先生也說，可由我選擇在清華或者科學院工作[28]。

訪：後來您為什麼選擇了清華大學而沒有去科學院工作？

徐：我對清華是有感情的，對它的印象也很好。而且，我覺得在清華一邊教書，還可以一邊做研究。這對研究並不影響。當時，清華的圖書資料很好，很充分。我覺得在大學不見得比在中國科學院差。在科學院，做研究時間比較充裕。但是，在大學裡可以接觸學生，講課。在我看來，我回國後通過教學也增進了很多學問。這就是教學相長。比方說，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對於泛函分析只知道皮毛。後來在吉林大學，原東北人民大學，各種課都要開，廣義函數論、泛函分析、巴拿赫空間等都可以開。開課之前，自己需要作準備。準備就是自學呀！通過教學以後，搞得更懂了，更好了。學問也長進了。我現在體會到，很多學問是通過教學相長得來的。

訪：後來，您對這個選擇感覺遺憾嗎？

徐：不覺得遺憾。如果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話，做研究，人家也能承認，感覺也會不錯。但是，我覺得到大學教書，一邊教，一邊從事科研，更自然，更好。因為從數學史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國外數學家都在大學教書，很多成績都是在大學完成的。希爾伯特沒有離開大學，龐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沒有離開大學，很多一、二、三流的數學家都在大學工作。

訪：西方基本上是教學與研究結合在一塊的。

徐：在科學院整天坐辦公室，做研究，沒有教學負擔，當然效率會高一點。但是，我覺得教學生，當然後來有研究生更好了，對於搞學問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通過教學，的確可以學到好多新東西。特別是，解放後我們向蘇聯學習，教學質量、課程要求、門類比解放前的多的多。這使我們學到了不少新東西。當然，教學工作要花點時間，但可以學到不少東西。我覺得沒有後悔。唯一一點，是搞運動、開會。我想科學院系統也一樣要搞各種政治運動，是不是？政治運動耗費時間太多。這完全是浪費。

訪：在您送給我們的書信中，有華羅庚先生在某年元旦與元月2日分別給您與唐敖慶各寫了一封信。華先生在給您的信中說：“我服從組織，並無己見。中央當能全面考慮，使弟在優長最多發揮及最易發揮處工作。”他在給唐敖慶的信中寫道：“尊兄所提‘數學研究所可能否讓您離開’一節，是一問題。我是無法肯定答覆的。就主觀看來，跟我做研究的這些青年們勢難不顧而去也。總之，今年春節附近，政協開會之後，高等知識分子一定會更合理地安排一下也。”從這兩封信來看，似乎是您和唐敖慶事先請華先生離開數學所到別處工作？您能否講一講此事的來龍去脈？

徐：這兩封信是1956年1月寫的。在這之前，華先生參加了錢三強先生作為團長的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蘇聯。從蘇聯回來後，他們在長春的賓館住了幾天。當時東北人民大學請他們作報告。華先生也作了報告。他和匡亞明校長見了面。匡校長跟我說：“你下次到北京去跟華先生講，希望他來做副校長。”匡校長還說：“我自己再過兩年不當校長以後，可以讓華先生做東北人民大學校長。”匡校長讓我給華先生帶口信，並把他寫的信帶給華先生。後來，華先生把信給關肇直看了。關肇直對我和這件事情很有意見。他知道我是黨員。他埋怨我，為什麼黨內不事先通通氣，而是背後幫助東北人民大學的校長拉攏華羅庚到你們東北人民大學當校長。

訪：為什麼華先生後來沒有去？

徐：華先生考慮比較多。一個原因是，他是民盟的中央委員，在北京的社交面比較廣，而到東北人民大學不就相對孤立了嗎？我把信和口信都帶到華先生的家裡。匡亞明校長很有魄力。他說，華先生做兩年副校長後，他可以將校長職位讓給華先生。當時，東北人民大學化學系主任唐敖慶也知道這件事。他動員華先生，希望他來。華先生寫給唐敖慶的信中所講“數學研究所可能否讓您離開”是引唐敖慶的話。從華先生給我的信中所說“我服從組織，並無己見”，可以知道華先生尊重組織決定，組織觀念很強。這與思想改造運動對他的影響與反胡風運動之後知識分子更加小心了有關係。

訪：我們看到，華羅庚先生與陳省身先生在新中國剛成立後給您的信中都提到您關於連續統假設（Continuum Hypothesis）問題的研究。當時，華先生認為這是個“難題”。陳先生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據我們所知，他們似乎都沒有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

徐：對。華先生坦率地說：“關於Continuum Hypothesis，我是一個大外行。我所知道的，沒有超出Sierpinski一書的範圍。Gödel自發表該文章後，近來並不知道他有些什麼工作。就是那篇文章，弟也未深讀，對於老兄所示的一切，不能贊一詞，但知道你在攪一「難題」，這是異常欣慰的。” [29]他還提醒我三點：“1. 勿將證明輕易告訴他人。蓋如果有錯，則First impression不佳，會影響你的將來。如對的，則‘甚防掱手’。此乃一大問題，不可不慎。2. 仔細思索之後，如不發現錯處，弟可代你細看一遍，然後在一集會中陳述一下。3. 如果證明不錯，請用中文在中國雜誌（如清華理刊[30]）上先發表，至少在中國刊物上先發表。此可使我國的學術地位提高。”最後，華先生叮囑我要“小心慎密，時時以「為祖國光」為念。[31]

訪：華先生談的都是肺腑之言。可以看出，他對您抱著很高的期望，並且也很有愛國心。當時，陳省身先生對這個問題也很關心？

徐：

訪：後來，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進展如何？

徐：我年輕的時候在清華做助教。我首先搞漸近積分、漸近分析。這些方面的文章，國際都承認。到現在為止，國際上還在引用這些文章。特別在多元漸近積分方面，我做得是最早的。我到英國留學後有一個雄心：搞連續統假設問題。我在這上面花了不少時間，但結果沒有做成。後來，美國的柯恩（Paul Joseph Cohen，1934-）用模型的方法，成功地證明了連續統假設和選擇公理的獨立性。美國將它列為十大數學成就之一[32]。其實，關於連續統假設的獨立性的直觀思想，我早就有了。而且某些思想已經和柯恩的很接近了。我想我沒做成功與當時的環境和條件有關係。如果有搞數理邏輯的專家合作，或者有人提醒我最好以公理化集論作為基礎，不要以素樸集合論作為基礎，那就有可能得出有意義的結果。

訪：我們看過阿達瑪（Jacques Salomon Hadamard，1865-1963）的一篇文章。他說他與相對論擦肩而過。他在愛因斯坦之前曾試圖從數學的角度來看相對論。但是，他做了一段時間之後，認為這條路可能走不通。當時，他就放棄了。後來，人家解決了。他回過頭來看，當時如果他堅持，後來在方法上如有改進，那就有可能前進。他說，為什麼和相對論擦肩而過，就是沒有把握這些。對於研究工作來說，觀點思想非常重要。這決定了你能不能成功。

徐：我同意你們的觀點。思想確實很重要。對於數學研究來說，最根本的是創造性的東西。同時，一個數學成果要想寫成可發表的形式，技術性的形式表現也很重要。

圖8. 1987年左右陳省身夫婦訪問大連工學院時，徐利治陪同他們到旅順市參觀遊覽日俄戰爭時俄軍在雞冠山上修築的軍事堡壘 | 攝影：徐利治

訪：您能不能再回憶起您與陳省身先生的其他交往？

徐：1949年初陳先生到美國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少了。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他計劃作一次“歐陸之行”，可以跟我在英國見面。但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而未果。不過，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1950年，第十一屆國際數學家大會在美國哈佛大學召開。當時被邀請作大會演講的共有22人。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這對於中國數學家來說還是第一次。同年9月，他專門給我寫信介紹會議的情況，並講述了觀感。他說：“國際數學會在哈佛開會八日，出席者二千餘人……此次得Fields Medal者兩人：Schwartz 與Selberg[33]。被邀作Hour（指大會的一小時報告——本文訪談者注）演講者二十二人，弟亦濫竽其中。一般觀感，覺十餘年來數學界變化之大。如此會在1940召開，主要人物必相差甚多。目前健康之現象，為Synthetic之趨勢。法國新進Bourbaki學派，似前途未可限量。此派主要出發點，為以抽象觀點，治整個數學。”他還特別講到蘇聯未派代表參加這次會議，“但科學院曾來電，祝大會成功。盼科學工作能不受政治影響也！”

訪：謝謝您詳細地、開誠佈公地講述了那麼多親身經歷，使我們受益匪淺。

註釋

[1] 1948年，華羅庚與陳省身都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這次選舉是由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組織並主持的。評議會經過五輪投票，一共選出了81位院士。數學這門學科共選出5位院士，即姜立夫、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騄、蘇步青。前三位在第一輪投票時即被選出。許寶騄與蘇步青是由第二輪投票選出的。這次院士選舉堅持了嚴格的民主選舉程序，選舉出來的院士基本都是中國學術界各門學科的翹楚。1948年9月中研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時，陳省身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三屆聘任評議員。可參見郭金海的兩篇文章：《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刊載於《自然科學史研究》，2006，25（1）：33—49；《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會議》，刊載於《中國科技史雜誌》，2007，27（1）：1—19.

[2] 1949年10月13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3]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南京：中央研究院自印本，1948.1—16.

[4] 教育部舉辦民國三十年度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經過述要.《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1日出版，第103—109.

[5] 華羅庚的評審專家除何魯外，還有熊慶來。

[6] 何魯，段子燮.《行列式詳論》.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7] 何魯，段子燮. 《虛數詳論》.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8] 任南衡，張友餘編著. 《中國數學會史料》.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第72頁.

[9] 陳省身在20世紀80年代末曾講到他30年代初期在清華大學數學系做研究生時的學習情況，其中包括對於射影微分幾何的評價。他講道：“我用許多時間讀投影微分幾何的論文，可惜那只是數學的一旁支。投微的研究當時已到結束階段，我漸覺它的膚淺。但是後來在這方面又寫了幾篇論文，都是難題目做不出來時用來調劑心情的結果。那時國內的數學界漸漸注重研究，但實在還沒有人瞭解研究的主流所在。”可參見陳省身著，張洪光編.《陳省身文選——傳記、通俗演講及其它》.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31.

[10] 程毓淮1910年出生，1995年2月6日在美國病逝。

[11] 王柔懷，江澤堅，嚴子謙.《程毓淮》.收入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數學家傳》.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104-113.

[12] 龔昇.《紀念華羅庚老師》。刊載於《數學通報》，2000，（12）：3.

[13] 是指華羅庚的三個兒子：華俊東、華陵、華光。

[14] 1949年9月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15] 王元.《華羅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69—170.

[16] 1949年10月2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17] 丁石孫，袁向東，張祖貴.《“幾度滄桑兩鬢斑，桃李天下慰心田”——段學復教授訪談錄》，刊載於《數學的實踐與認識》，1994（4）：60—61.

[18] 郭金海，袁向東.《清華大學聘華羅庚為數學系主任始末》，刊載於《中國科技史料》，2001，22（4）：368—375.

[19] 據當時在清華的學者回憶，段學覆在華羅庚回國後曾寫報告給清華理學院請華任數學系主任，但未果。1951年初，段學覆在給徐利治的信中也寫道：“弟因系務煩瑣，耽誤研究工作時間，久懷辭意。最近曾向校方辭職，但結果仍未如願，只得在系務分工上去想辦法。”可參見1951年初段學復致徐利治信。

[20] 《數學所籌備處會議紀錄、人員聘用及工資支付籌函覆》，北京：中國科學院檔案館，全宗號Z370—1，目錄號1.

[21] 據王元講，當時到車站接華羅庚的有政府代表、華順與華羅庚同船先期到京的程民德等。見王元.《華羅 庚》.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79.

[22] 1950年1月8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23] 1951年7月6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24] 徐利治《回憶我的老師華羅庚先生——紀念華羅庚誕辰90週年》，刊載於《數學通報》，2000，（12）：封二.

[25] 1949年9月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26] 袁向東.《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記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建立》，刊載於《數學的實踐與認識》，1992，（4）：78.

[27] 1951年1月17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28] 1951年3月段學復致徐利治信。

[29] 1949年10月29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30] 指《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

[31] 1949年10月23日華羅庚致徐利治信。

[32] 柯恩因成功證明了連續統假設和選擇公理的獨立性，榮獲1966年的菲爾茲獎。

[33] 指1950年的兩位菲爾茲獎獲得者：施瓦爾茲與賽爾貝格。

[34] 1950年9月29日陳省身致徐利治信。

本文原系“二十世紀口述中國科學史叢書”中《徐利治訪談錄》一書之一部分，曾發表於《書屋》2007年第5卷。《返樸》經授權刊發，並由郭金海研究員補充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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