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博物馆有一件吕纪的《秋柳三鸶图》，是国家一级文物，堪称镇馆之宝。这幅画是经李澍霖先生之手得来的。李澍霖画虎换图，是鲁西南的一段佳话，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吕纪的《秋柳三鸶图》，绢本，纵323CM，横138.7CM，绘于明弘治年间。画面上一株柳，一丛花，三只鹭鸶徘徊于岸边。据说，吕纪的作品常寓讽谏之意，画“三鸶”便有“请君三思”之意。
吕纪字廷振，号乐愚，宁波人，擅花鸟、人物、山水，以花鸟著称于世，以画被召入宫。明弘治年间，入值仁智殿，官至锦卫指挥使。他的花鸟设色鲜艳，生气奕奕，被称为明代花鸟画第一家。
得到这幅画的李澍霖先生，是郓城县黄堆集（现名黄泥冈）人，长期在县文化馆、文物管理处工作，曾担任县政协副主席（驻会），是文物专家，新中国郓城文物工作的奠基者，在文化界乃至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与李先生是忘年交。从我祖父，到我父亲，到我，与李先生已是三代交情。李先生在世时，还特意让我给他刻了“不知老”“苶翁”两方印。李先生曾给我提起过关于《三鸶图》的事，可惜我当时没有问到这方面细节。还好，据曾担作文联主席的曹先锋同志讲，李澍霖先生给他讲过收集这幅画的过程，他还为此专门写过报道。文化界其他同志也谈起过李先生的这件往事。综合他们的说法，可知得画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澍霖随县里的施工队去东平湖区施工，工程完毕，返回途中路过某村，顺路到一个同学家访问。在同学家看到挂在堂屋秫秸箔隔山墙上的这幅画。画虽然破旧，但法度谨严。李先生爱画，又跟山东绘画名家武天池学过画虎，看到此画，便被深深吸引。那位同学看他喜欢，我不懂画，这画也破旧得很，你喜欢就拿去吧。李澍霖说那我就画幅老虎送给你，算是交换。那位同学带着民间思维，喜欢能避邪的老虎，感觉挂上崭新的虎画，家中面貌定会焕然一新，便与李澍霖说定了这事。李澍霖先生珍藏此画，不时拿来欣赏观看，发现此画原是吕纪的作品。后来他调到县文化馆从事文物工作，便把这幅画虎换来的古画入库登记，这幅画便成了郓城县文管所的重要文物。
《秋柳三鸶图》曾送北京修复。对那段往事，记者钱欢青专门采访了菏泽市文物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启龙，从张启龙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这幅画的动人故事：
1978年，任菏泽地区文物管理站干部的张启龙受命带着几件破损严重的县存重要文物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让专家鉴定一下，如果适合保护，就在北京就地修复、保护。
张启龙从兖州登上北去的火车。车上人特别多，他用几张旧报纸包裹画作，抱着怀里，就在车厢过道里睡着了。到北京后，张启龙又挤乘公交车前往故宫，找到时任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保护处的关敬成处长。张启龙回忆道：“关处长问我来干吗的，我说拿着几张字画来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鉴定一下，再找个地方重新修复、装裱一下。关处长又问我几个人来的，怎么来的。我说就我自己，坐火车、挤公交来的。没想到关处长听后大发雷霆，说：‘回去告诉你们馆长，这简直是开玩笑！别人如果发现你带的是这么贵重的字画，说不定你连命都保不住！下火车后为什么不坐出租车而去挤公交？把画挤坏了怎么办？一点保护文物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发火归发火，关敬成还是帮张启龙找了故宫博物院书画组的刘久庵等先生，让他鉴定张启龙带来的画。刘久庵先生仔细查看了《秋柳三鸶图》，认定的确是明代吕纪的手迹，并调出故宫档案，与这幅画进行比对，发现该画原本是故宫旧藏。刘久庵对张启龙说，最好能把这幅吕纪的画留在故宫，故宫可以用其他几幅大家的作品来换。张启龙立即给单位写信请示。时任菏泽地区文物管理站站长的武斌接到信后，立即向时任菏泽地委副书记的徐志坚汇报。徐志坚说：“我们都是门外汉，如果故宫换给我们的是几幅赝品，谁来负责？我们再穷，保护文物的钱还是要出。你问问需要多少钱，我的审批权限是9999元，你上财政局办个手续，拨一部分经费，让张启龙抓紧找人把画装裱好，拿回来。”
武斌将领导指示传递给在北京侯命的张启龙。张启龙请关敬成帮忙，联系到北京琉璃厂一家擅长装裱古字画的店，对《秋柳三鸶图》进行了重新修复、装裱，然后拿回了菏泽。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曾藏于故宫，怎么又会流落到民间呢。据说，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孔府的衍圣公到北京致贺，袁世凯把这幅画送给了衍圣公。后来时事变迁，衍圣公自曲阜随国民政府南逃，孔府失管，一片混乱，佣人们树倒猢狲散，有的拿些钱两，有的拿些布匹，有的拿点使用家什。这位同学的长辈手脚慢，没拿到别的，看到这幅画没人要，感觉画不错，纸挺硬，用它来糊窗户比普通的纸结实，就把它拿回了家。再后来，便发生了李澍霖画虎换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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