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凭什么人均GDP一万美元都不到的时候，你的GDP就要掉下来呢?”
12月5日，在由中经智库、《中国经营报》、中经未来联合主办的“不确定时代下中国企业新机遇”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作出如上表示。
在金碚看来：“中国必须要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与当前的国情相匹配。如果经济增长率上不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就是开放度还不够。不管是用政府的方式，还是用市场的方式，低于5%～6%的经济增速是说不过去的。”
增长是工业化的现象
金碚表示，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首先应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是否已经完成。如果工业化已经完成了，1%～2%的经济增速就可以，能达到3%～4%就很了不起。如果工业化还没完成，保持5%～6%的经济增速是需要的，因为5%～6%是准高速增长，不达到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否已经完成?
对此，金碚指出：“判断中国是处在工业化中，还是在工业化后，看人均GDP就能知道。目前全世界人均GDP是一万美元，后工业化国家大约在2万到3万美元以上，而我们中国目前人均GDP一万美元都不到，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工业化的增长空间。”
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尽管大家都在计算潜在增长率，但金碚认为：“不管怎样计算，都应该首先认识到中国作为大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一的现实。比如，有些沿海地区，如江苏、广东等地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有些地方人均GDP甚至达到了3万美元，可以说这些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或后工业化时代，或者完成了工业化，如果要求这些地方再出现很高的增长，除非采取非常特殊的政策，否则会比较难。但是在经济腹地，在我国的大多数地区，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些地区完全有力量实现比较高的增长。”
所以，在金碚看来：“整体上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接下来我们要深入研究的是人均GDP还仅仅五六千美元的地区为什么不增长了，要研究中国实际的国情，研究中国的体制、机制，要弄清楚开放到底还有什么不足，而不是说去沾沾自喜于自己所谓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金碚认为我们还要放眼全球，要看清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机会。“中国已经过了那种粗放式的、大规模的、低端制造的时代，从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来看，沿海国家、沿海地区已经实现了相对工业化。但是，在地球的欧亚腹地，人类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开启，非洲腹地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增长机会。”
金碚判断：“受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必须有新的经济增长极，现有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将会弱化。而从全球来看，新的经济增长极就在欧亚大陆腹地，其中‘一带一路’尤为重要。只有经济腹地实现工业化，全球才能维持工业化态势下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工业化的增长逻辑，早在8年前，金碚就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判：“中国未来不可能再保持9%到10%这样超高速增长，增长率将会降到7%或8%，这样的速度可维持20年。”
时隔8年之后，金碚仍然指出：“我们应该争取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才能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5～6倍，仍然还能够保持2.5%接近3%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连5%都到不了，那中国一定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增长空间在于挖掘“底层生产力”
在金碚看来，挖掘工业化增长的机会，本质上就是要挖掘和撬动底层生产力。这就像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是要找到高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模式，而不仅仅是单纯期望高科技产业自身的贡献。
“过去很多年来，房地产、建筑安装、家电等产业一度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现在中国不再可能靠个别产业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了，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高端人口，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一定要高、中、低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有。”金碚表示。
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的成功并不是靠什么独特的核心技术，但它确确实实把底层生产力撬动了起来，无论是个人、网商、中小企业都被调动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零售生态系统。
由此，中国未来要保持5%～6%的增长，撬动底层生产力，依靠高科技企业带动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因为现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高端产品，衣食住行仍是最基本的需要。
谈到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金碚表示：“经济发展往往受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的影响，目前周期性因素不是特别明显，虽然前几年政策的摆动导致了紧缩效应，环保的压力加大，但是趋势性因素仍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影响，具体来看，就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金碚认为：“现阶段政策的着力点还是要尽可能放在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上，不要限制了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的使命和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国有企业在做决策时一般不允许有太大的失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有企业往往扮演维稳的角色。而民营企业则不同，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尤其是走在前沿的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决策90%都可以是错误的，只要10%成功就可以，这是民营企业的优势。”
金碚表示：“如果经济发展到了需要一定的创新(不一定是高科技创新)的时候，就应该尽可能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这是由企业的性质决定的。”
不确定是企业的常态 企业家要做的是平权“两个轮子”
尽管众多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产生了困惑，但不确定性恰恰是企业的利润之源。金碚指出：“在经济学上，企业利润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溢值。所以，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应对不确定，并从中获取利润。”
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经济状态好或不好的问题，不确定是企业的常态。在每一个行业里面，有不好的企业就有好的企业，有倒闭的风险就有不倒闭的空间。所以，不要渲染不确定性，或者“经济形势不好企业就很难”这样的情绪。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恰恰是形成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正常环境。
“事实上，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都比较优秀，原因就在于那是在最不确定的年代产生的企业家，那时候的经营风险、政治风险比现在的企业家要大得多，所以从那个环境里面走出来的企业家才相对更为优秀。”金碚告诉记者，“直到今天，政府也无法提供一个环境，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活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企业都有平均寿命，企业的生存本身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尽管今天人们不断讨论不确定性，也很难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市场。”
不过，金碚认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仍然有作为的空间。“企业归根到底要做的就是两件事，这两件事也可以看作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目标是做出优秀的，或者是独特的产品，不管是高、中、低端的产品，反正要比较有特色，使用价值比较好。第二个轮子就是要通过商业赚到钱，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中国企业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第二个轮子即“利润最大化”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创造了很多商业模式，很多人赚到的钱大概总体上也不输外国，同时中国企业家应对不确定环境，尤其是复杂环境的能力一点不输给外国的企业家。
但是，在把产品做精，做到足够好、足够优秀，把企业做成长寿企业方面，中国企业的“第一个轮子”仍显不足。而德国企业、日本企业都是“第一个轮子”比较强，他们追求的是把产品做好，不见得赚特别多的钱。在金碚看来，中国目前也到了这样一个时期。
“所以，未来的40年，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成为特别优秀的企业家，就要平权这两个轮子，让这两个轮子都能转动得很好、很有力。如此，企业就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仅是通过资本运作赚到钱就好，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文化上也要追求精益求精，把产品做精做细。”金碚表示。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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