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屈麗麗 北京報道
“從人均GDP的水平來看，中國的工業化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憑什麼人均GDP一萬美元都不到的時候，你的GDP就要掉下來呢?”
12月5日，在由中經智庫、《中國經營報》、中經未來聯合主辦的“不確定時代下中國企業新機遇”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作出如上表示。
在金碚看來：“中國必須要有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才能與當前的國情相匹配。如果經濟增長率上不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體制機制的問題，就是開放度還不夠。不管是用政府的方式，還是用市場的方式，低於5%～6%的經濟增速是說不過去的。”
增長是工業化的現象
金碚表示，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首先應當判斷我國的工業化是否已經完成。如果工業化已經完成了，1%～2%的經濟增速就可以，能達到3%～4%就很了不起。如果工業化還沒完成，保持5%～6%的經濟增速是需要的，因為5%～6%是準高速增長，不達到會出現一定的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是否已經完成?
對此，金碚指出：“判斷中國是處在工業化中，還是在工業化後，看人均GDP就能知道。目前全世界人均GDP是一萬美元，後工業化國家大約在2萬到3萬美元以上，而我們中國目前人均GDP一萬美元都不到，這意味著我們還有工業化的增長空間。”
針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態勢，儘管大家都在計算潛在增長率，但金碚認為：“不管怎樣計算，都應該首先認識到中國作為大國，各地區發展程度不一的現實。比如，有些沿海地區，如江蘇、廣東等地人均GDP已經超過2萬美元，有些地方人均GDP甚至達到了3萬美元，可以說這些地區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後期或後工業化時代，或者完成了工業化，如果要求這些地方再出現很高的增長，除非採取非常特殊的政策，否則會比較難。但是在經濟腹地，在我國的大多數地區，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還處在工業化進程中，這些地區完全有力量實現比較高的增長。”
所以，在金碚看來：“整體上我國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接下來我們要深入研究的是人均GDP還僅僅五六千美元的地區為什麼不增長了，要研究中國實際的國情，研究中國的體制、機制，要弄清楚開放到底還有什麼不足，而不是說去沾沾自喜於自己所謂的優越性。”
與此同時，金碚認為我們還要放眼全球，要看清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的中國機會。“中國已經過了那種粗放式的、大規模的、低端製造的時代，從全世界的經濟增長來看，沿海國家、沿海地區已經實現了相對工業化。但是，在地球的歐亞腹地，人類的工業化還沒有完全開啟，非洲腹地更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都是工業化帶來的增長機會。”
金碚判斷：“受內外環境的影響，我國必須有新的經濟增長極，現有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極將會弱化。而從全球來看，新的經濟增長極就在歐亞大陸腹地，其中‘一帶一路’尤為重要。只有經濟腹地實現工業化，全球才能維持工業化態勢下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基於這樣的思考和工業化的增長邏輯，早在8年前，金碚就提出了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預判：“中國未來不可能再保持9%到10%這樣超高速增長，增長率將會降到7%或8%，這樣的速度可維持20年。”
時隔8年之後，金碚仍然指出：“我們應該爭取保持一個相對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才能與中國的發展階段相匹配。美國人均GDP是我們的5～6倍，仍然還能夠保持2.5%接近3%的經濟增長率，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發揮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來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有的經濟學家判斷連5%都到不了，那中國一定是體制機制出了問題。”
增長空間在於挖掘“底層生產力”
在金碚看來，挖掘工業化增長的機會，本質上就是要挖掘和撬動底層生產力。這就像數字化賦能經濟發展一樣，重要的是要找到高科技產業帶動傳統產業發展的模式，而不僅僅是單純期望高科技產業自身的貢獻。
“過去很多年來，房地產、建築安裝、家電等產業一度拉動了經濟的增長，但現在中國不再可能靠個別產業來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了，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高端人口，因為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一定要高、中、低各種類型的企業都有。”金碚表示。
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巴巴的成功並不是靠什麼獨特的核心技術，但它確確實實把底層生產力撬動了起來，無論是個人、網商、中小企業都被調動起來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零售生態系統。
由此，中國未來要保持5%～6%的增長，撬動底層生產力，依靠高科技企業帶動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仍然有巨大的空間，因為現階段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高端產品，衣食住行仍是最基本的需要。
談到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金碚表示：“經濟發展往往受週期性因素和趨勢性因素的影響，目前週期性因素不是特別明顯，雖然前幾年政策的擺動導致了緊縮效應，環保的壓力加大，但是趨勢性因素仍然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影響，具體來看，就是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
正因如此，金碚認為：“現階段政策的著力點還是要儘可能放在發揮民營企業的積極性上，不要限制了民營企業創新的動力。一般來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承擔的使命和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國有企業在做決策時一般不允許有太大的失誤，在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國有企業往往扮演維穩的角色。而民營企業則不同，特別是創新型企業(尤其是走在前沿的創新型企業)，它們的決策90%都可以是錯誤的，只要10%成功就可以，這是民營企業的優勢。”
金碚表示：“如果經濟發展到了需要一定的創新(不一定是高科技創新)的時候，就應該儘可能發揮民營企業的優勢，這是由企業的性質決定的。”
不確定是企業的常態 企業家要做的是平權“兩個輪子”
儘管眾多企業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產生了困惑，但不確定性恰恰是企業的利潤之源。金碚指出：“在經濟學上，企業利潤本質上就是不確定性的溢值。所以，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應對不確定，並從中獲取利潤。”
從這個角度來看，根本不存在經濟狀態好或不好的問題，不確定是企業的常態。在每一個行業裡面，有不好的企業就有好的企業，有倒閉的風險就有不倒閉的空間。所以，不要渲染不確定性，或者“經濟形勢不好企業就很難”這樣的情緒。所謂“幾家歡樂幾家愁”，這恰恰是形成優秀企業和企業家的正常環境。
“事實上，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企業家都比較優秀，原因就在於那是在最不確定的年代產生的企業家，那時候的經營風險、政治風險比現在的企業家要大得多，所以從那個環境裡面走出來的企業家才相對更為優秀。”金碚告訴記者，“直到今天，政府也無法提供一個環境，讓所有的企業都能夠活得很好，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企業都有平均壽命，企業的生存本身就是優勝劣汰的過程，所以儘管今天人們不斷討論不確定性，也很難提供一個確定性的市場。”
不過，金碚認為，企業應對不確定性，仍然有作為的空間。“企業歸根到底要做的就是兩件事，這兩件事也可以看作企業發展的‘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你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目標是做出優秀的，或者是獨特的產品，不管是高、中、低端的產品，反正要比較有特色，使用價值比較好。第二個輪子就是要通過商業賺到錢，目標是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中國企業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第二個輪子即“利潤最大化”方面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創造了很多商業模式，很多人賺到的錢大概總體上也不輸外國，同時中國企業家應對不確定環境，尤其是複雜環境的能力一點不輸給外國的企業家。
但是，在把產品做精，做到足夠好、足夠優秀，把企業做成長壽企業方面，中國企業的“第一個輪子”仍顯不足。而德國企業、日本企業都是“第一個輪子”比較強，他們追求的是把產品做好，不見得賺特別多的錢。在金碚看來，中國目前也到了這樣一個時期。
“所以，未來的40年，中國的企業家要想真正成為特別優秀的企業家，就要平權這兩個輪子，讓這兩個輪子都能轉動得很好、很有力。如此，企業就不僅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僅僅是通過資本運作賺到錢就好，更重要的是在工業文化上也要追求精益求精，把產品做精做細。”金碚表示。
(校對：顏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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