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她19歲的女兒趙蕾從山東禹城來湖南長沙讀大學。幾個月後，遠在山東的她和丈夫趙洪明突然接到學校的電話，說女兒不見了。他們沒想到，這一找就是7年。7年過去，女兒再無音訊。
12月3日，趙洪明和高秀蓮夫妻在學校馬路打掃。
51歲的高秀蓮是一名清潔工，她所負責打掃的是長沙一所大學的馬路。那條馬路對她有特別的意義——馬路盡頭的學生宿舍，曾經住著她的女兒。
7年前，她19歲的女兒趙蕾從山東禹城來湖南長沙讀大學。幾個月後，遠在山東的她和丈夫趙洪明突然接到學校的電話，說女兒不見了。
她和丈夫趕往長沙，開始尋找女兒，尋遍長沙的車站、景點、街巷，去過湖南大部分市州。
他們沒想到，這一找就是7年。7年過去，女兒再無音訊。
她和丈夫申請成為學校的清潔工人。整整7年，他們在學校馬路來來回回清掃，期待著女兒能突然出現。
【1】打掃的馬路盡頭是女兒宿舍
2019年12月3日，長沙已經進入冬季。長沙城南的一所高校，趙洪明正在學校的馬路邊用鐵鍬清除著石縫裡的雜草。他說，女兒失蹤那年，也是一個這樣的陰雨季節。
在山東老家，他曾是一名貨車維修工，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早上5點起床，在8點之前把負責的馬路清掃乾淨。之後就是巡查，確保清掃的這條馬路沒有垃圾。妻子負責清掃的是另一條馬路，路的盡頭是一棟學生宿舍，6樓的一間寢室曾住著她的女兒。
今年4月，這對夫妻搬進了學校物業的公共宿舍，一個約10平方米的房間，和其他同事共用廚房和衛生間。
夫妻倆平時就睡在加寬的雙層床下鋪，上鋪和另一張雙層床堆滿了雜物和他們撿來的舊衣服。房間裡塞著各種式樣的桌椅，都是學生離校畢業時搬不走的，讓他們用得上就拿去，“剛開始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現在也都齊了”。
在學校物業的宿舍中，夫妻倆一直收藏著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
這個“家”裡，高秀蓮把與女兒有關的物品都收了起來。她在上鋪翻出一個包，從裡面拿出一個塑料袋，袋子裡裝著一疊女兒以前的照片，一封7年前女兒從長沙寄回山東的家信和一張卷著毛邊的尋人啟事。照片中，讀高二的趙蕾已經和父親差不多高，雙手搭著父母的肩，三個人都露齒笑著。
來長沙之前，趙洪明是山東禹城一家汽運公司的貨車維修工，高秀蓮在機械廠做模具，每人每個月是一千多元的工資，這在當時不算富裕，但也安穩。
在夫妻倆眼中，女兒孝順懂事，學習方面很少讓父母操心，成績不錯，又是班幹部，老師們都很喜歡她。父母心疼她學習辛苦，平時不讓她做家務，但夫妻倆要是去上班了，女兒也會自己做飯。
“有時候她向我撒嬌，不好好喊媽媽，還喊媽咪”，回想起這些，高秀蓮還是會笑出聲。
高秀蓮說，女兒從小到大很少和父母發生爭執，最“叛逆”的一次大概就是在高考填志願時，父母想讓她留在北方，報考山東或者北京的學校，但她執意報考了湖南大學，最終因分數不夠，被調劑到了長沙另一所高校。
2012年9月份，趙蕾如願來到長沙就讀。入學不到一個月，她寄了封信回山東，信的開頭沒看到稱呼，直接寫道：“這是一封來自千里之外的家書，它以家鄉的紙筆為底色、對你們的思念為釉彩，寄託著我對你們的懺悔以及我對今後生活的決心”。
她在信中向父母道歉：“在開學的這幾天裡我反思了好多，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對不起您二老，不該讓你們生氣。家裡有那種和和氣氣的氣氛是應該的，可是我總是在破壞它，總是以自己的想法為準，這太自私了。”
她在信裡還寫道：“可能是因為處在青春期，我總是充滿叛逆。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你們的想法與現在的社會有點不符合，而且我也長大了……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是被別人安排的，我不想像《北京青年》電視劇裡的四個兄弟一樣，自己的前20幾年的生活全是被自己的父母安排，然後自己再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青春。我只想從18歲開始起就自己主宰人生的方向，走過真正的人生，而不想在別人安排的道路上走完一生。自己走過這一段旅途可能會特別辛苦，但我想這樣走過，因為人生只可走一回。”
“我知道咱們家的境況，我不會整天向家裡要生活費，我會努力做好，去爭取拿獎學金等來緩解你們的壓力。”
信的最後，她說：“我希望爸媽你們能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正常吃飯，而且吃得有營養，養好自己的身體，等我回來，等我帶著榮譽回來。”
女兒上大學之後，媽媽高秀蓮和她聯繫更多。當年10月底，她還告訴女兒自己買了些棗子，想曬乾了寄給她，趙蕾說：“不用了，等過年了回家吃。”
10月30日中午，高秀蓮趁著休息時間給女兒打了個電話，聽到女兒說正在午睡，高秀蓮便匆忙掛了電話。沒想到，這會是女兒和家人之間的最後一次通話。
【2】物品都在寢室，人不見了
趙洪明記得，那是在2012年11月5日的上午，他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女兒輔導員的電話，問他：“你們在湖南有親戚嗎？”
趙洪明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們家遠在山東，對他們來說，湖南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省份。
輔導員又問：“女兒是不是談戀愛了”，趙洪明沒聽說過女兒有男朋友，也覺得可能性不大，“她特別上進，一去大學就有了考研的打算”。
輔導員告訴趙洪明：“趙蕾找不到了。”
“當時就覺得她應該是和同學出去玩了”，趙洪明也來不及想太多，趕緊打電話給高秀蓮，兩人一起直奔火車站。
夫妻倆都認為女兒突然失蹤不太可能，但也有一些讓人不安的信號：他們反覆給女兒打電話，但對方已關機，QQ上的留言也不回覆。
趙洪明夫妻從山東禹城趕來長沙。到了女兒的寢室，他們發現銀行卡、衣服、行李箱都在，女兒隨身帶走的可能只有手機、身份證、校園卡和鑰匙，不像是要出遠門的樣子。
有關女兒的去向，趙洪明、高秀蓮所能確定的最後線索，就是2012年11月3日下午，趙蕾獨自離開寢室之後，便不知所蹤。
趙蕾曾經的室友李玲（化名）回憶，趙蕾失蹤的當天，大概是下午一兩點鐘，她從學生會值完班回到寢室，正好遇到趙蕾準備出門，她揹著一個書包，說要去參加老鄉會，“當時我們剛入學，老鄉在一起聚餐也比較正常，所以就沒有多想”，但那天晚上趙蕾就一直沒回寢室。
趙蕾的另一個室友王薇（化名）記得，一直到第二天上晚自習時，班長清點人數，發現趙蕾不在，大家才覺得不太對勁，並告訴了老師。
李玲說，在這之前，趙蕾還有過一次夜不歸寢，驚動了輔導員出去找她。趙蕾回來之後曾和另外一個關係不錯的室友說，自己是因為看到身邊有很多優秀的人，壓力很大，才這麼做的。“但她去了哪裡，我也沒聽說”。
在李玲的印象中，趙蕾性格比較開朗，和同學們相處不錯，也很要強，在軍訓時就爭取進入了儀仗隊，之後還競選過班委，但沒能選上。“她是被調劑到我們學校的，可能有些不甘心，所以一進學校就跟她關係比較好的那個室友打算考研”，王薇現在一提起趙蕾，也是首先就想到她是一個很求上進的人。
現在回想，李玲和王薇都覺得趙蕾離校前沒有什麼異常，“沒想到她離開學校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這間寢室。”
趙蕾曾經的照片。
根據室友的描述，趙蕾失蹤前穿著淺藍色格子外套和深色牛仔褲。夫妻倆報警後，把學校東門口那一整天的監控視頻看了兩遍，卻始終沒找到女兒的身影。“我們當時一到長沙就去派出所報了案，警察說她這是失蹤，而且已經成年，就沒有立案”。
夫妻倆毫無頭緒，只能拿著一張長沙地圖，把能想到的地方都跑了個遍，車站、景區、旅店，甚至是寺廟，結果都是一樣，“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3】尋找一切可能的地方
在此之前，趙洪明從來沒有到過長沙，高秀蓮也只是在當年9月送女兒入學時來過一次。她想起那時兩人曾去烈士公園玩過，“也許只是出去玩了”，兩人抱著這樣的希望，決定先從烈士公園找起。他們拿著一沓尋人啟事，逢人就發。
沒有迴音。找完烈士公園，夫妻倆又跑遍了車站、景點和大小街道，挨家挨戶詢問，“有的人還會看一下傳單，有的人都不理我們，有幾次還被當成是瘋子，因為我們當時都蓬頭垢面的”。
走街串巷尋人時，趙洪明看到牆上塗畫著販賣迷藥的小廣告，越想越怕，“會不會被拐到山裡去了”。長沙的冬天不同於山東的乾冷，趙洪明夫妻剛開始尋找女兒的那一個月，陰雨連綿。
尋人啟事發出去很多，但打來電話提供線索的只有一個男人。
他說在高速公路旁看見了一個拖著行李箱的女人。可趙蕾的箱子在寢室，趙洪明也覺得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人的機會渺茫，只好否定了這條線索。
有時候突然出現的線索，讓他們以為就快要找到女兒了，但很快又陷入失望。
當年12月，趙洪明夫妻在火車站發尋人啟事時，一個正在路邊招攬生意的旅店老闆說，她在幾天前見到一個小媳婦模樣的女人，有些像照片上的趙蕾，趙洪明當時有些懷疑：“小媳婦應該年紀不小，但我女兒才19歲呀。”
旅店老闆又說，她曾經隔著門聽到女孩說：“被人騙慘了。”
趙洪明覺得可能性高了許多，跟著老闆去了旅店。可惜女孩入住時沒有登記身份信息，他在附近找了多家店鋪的監控，但都沒有找到女兒的身影。
趙蕾失蹤兩個月後，省公安廳關注了這件事，“後來派出所就立了案，說是拐騙”，趙洪明說。
民警通過定位發現趙蕾的手機在她失蹤當天曾出現在汽車站，之後到了常德。夫妻倆連忙趕過去，在常德汽車站周邊找了十幾天，無果。加之時隔兩個月，車站附近店鋪的監控視頻大多都刪除了，夫妻倆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趙洪明夫妻聽說，在趙蕾的通話記錄上，失蹤當天有一通電話打給了長沙世界之窗，夫妻倆也找了過去，但看著趙蕾的照片，工作人員說沒見過這個人。
“會不會是被傳銷騙去了？”趙洪明聽說在星沙附近有傳銷窩點，便四處打聽有沒有“拉人頭聚會”的地方。
他幾年前被傳銷騙過，瞭解他們的套路，假裝想要加入，藉機混進傳銷點找人，找了三四處，可還是一無所獲。
趙洪明開始覺得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如果去了傳銷，應該會找我們要錢呀”。
尋人的時間久了，一些毫無來由的猜測也冒了出來。“會不會是出家了？”兩個人這麼想，便去開福寺找。“
有沒有可能是被打殘了，在四處乞討？”夫妻倆又去火車站、汽車站等各種乞討人聚集的地方找。一樣的結果：沒人看見。
找了一年，高秀蓮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臨界點，一提起女兒就哭。這時兩人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趙洪明不敢這樣找下去了，他找到學校校長，請求幫忙安排了一份工作，在學校裡做清潔工。
當時兩人負責的清掃區域正好在女兒的宿舍樓下，“也想過可能哪一天，正好遇見女兒回來”。
【4】就想等一個結果
說起女兒失蹤一事，趙洪明忍不住落淚。
尋女7年，趙洪明也會這樣安慰自己：“沒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許是被人賣到山裡控制起來了，等生了孩子，管得鬆了，她說不定就能跑出來了。”
但有時他又沮喪起來：“現在都是信息時代了，這樣一點音訊都沒有，是不是活著的可能性也不大。”
2013年初，女兒還是沒有一點消息，夫妻倆撐不下去了，爬上嶽麓山，想尋個了斷。
路走到一半，高秀蓮的電話突然響了，手機裝在口袋裡卻拿不出來，夫妻倆停下腳步，扯出手機一看，來電顯示是從山東打來的110。
正在這時，路前方掉落了一根手臂粗的樹枝，“如果不是那個電話，被樹枝砸到的就是我們倆”，高秀蓮想：“這說明我們命不該絕，還是得繼續找女兒，萬一她回來了，我們卻不在了怎麼辦。”
但說起這通救命來電，高秀蓮又有些無奈：“後來發現那是個詐騙電話。”
失望總是與希望交織。女兒留在寢室的東西，在室友畢業前還一直保持著原樣。“萬一哪天她回來了，還要繼續讀書呢”。室友們有時也會聊到她，“會想她什麼時候能回來，因為叔叔阿姨一直在學校周邊找她”，李玲說。
高秀蓮還保留著山東的手機號，“如果女兒回來了，要跟我們聯繫，她肯定記得這個號碼”。禹城的房子也沒賣，門口貼著尋人啟事，“那畢竟是我們家，萬一女兒回來了，我們還要回去住的”。
邊打掃邊等待女兒的日子，他們在長沙過了7年。以前在山東時，高秀蓮喜歡帶著女兒四處旅遊，而現在身邊的同事、鄰居都說著湖南方言，夫妻倆常常面臨著答非所問的尷尬，“最開始聽他們說‘恰飯了沒’，我們還在想‘恰啥’，後來才知道這是吃飯的意思，”高秀蓮說，“所以我們一般就待在家裡”。
在同事劉豔（化名）的印象中，趙洪明夫妻老實、話不多。她知道夫妻倆尋找孩子的事，但從沒聽他們自己說起過。“我也不願意說，要不然像祥林嫂一樣”，趙洪明說。
夫妻倆還是保持著山東人的生活習慣，在員工食堂吃一頓飯只需要3元錢，但兩個人吃不慣湘菜的辛辣，還是喜歡隔三差五蒸幾鍋饅頭。
在長沙這些年，趙洪明夫妻每年就回一兩次山東，到了年末，兄弟姐妹喊他們一起過年，夫妻倆都找理由推脫掉。但是就算丈夫不回山東過年，高秀蓮還是會獨自回一趟老家，“我要看看我們家的情況，看看女兒有沒有回來”。
“我現在就想要一個結果，如果能等到消息，我們一家人一起回山東是最好，如果人不在了，我們也死了心。要是一直沒消息，等我們退休了，找不動了，還是要回山東。”趙洪明說，有時他也想去派出所打聽調查進展，但常常是一無所獲。
負責維護學校治安的片警說，雖然7年前他就在這裡工作，但他當時並不負責調查此事，詳細的情況需要找學校當年所屬的派出所。而學校當年所屬派出所所長說，自己2016年才上任，不知道趙蕾失蹤一事。
現在，趙洪明休息時還是會騎著一輛二手電動車漫無目的地出去尋人，看見路邊的乞討者都要留意辨認一下。
今年9月，高秀蓮在朋友圈看到女兒大學室友的孩子出生了，她點了個贊。“如果女兒沒有失蹤，她今年26歲了，按她上大學時的打算，也許現在已經碩士畢業，說不定結婚生子了，就像她的大學室友。”
閱讀更多 小青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