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在粗浅地了解了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后，即如获至宝，认为秦法实际上并不暴虐，可以与《大秦帝国》小说中描述的“万古法圣”乃至于“法制社会”对照理解。
事实上，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后，陆续出土、现世了《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均包含了大量的秦朝基层管理涉及到的户籍、簿册、公文，以及法律的律文。
这些材料，为我们完整复原秦国、秦朝的全部行政运行仍有不足，但从中了解秦法的立法原则和基层管理细节，却绰绰有余。
在全面了解这些新、旧材料，并结合《史记》等文献记载之后，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变相国家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度。
在秦法的概念下，整个国家除了王室之外，分为三种人：
第三等级，奴隶与变相奴隶，即隶臣（男奴）、隶妾（女奴）、城旦（男重刑徒）、舂（女重刑徒）、司寇（可居家轻刑徒）、隐官（轻刑徒）、居赀（债务奴）；
第二等级，编户民，即二十等军功爵“大夫爵”之下的平民百姓（有对应爵位授予田宅以及以爵赎罪的经济权利）；
第一等级，官吏和“高爵”贵族，自佐史以上至丞相，含有里吏（半官半民）、地方官、中都官等多个系统的官吏阶层；以及“大夫爵”以上，尤其是“有食邑”的“高爵”贵族，都属于特权阶层。
秦法则是规定这三种人“社会行为”的成文规定，而触犯法律， 会很容易完成阶层下坠，由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坠落到第三等级，唯一避免的手段就是你有足够的钱，对，你没看错，事实上，云梦秦简中的最常见的“赀甲”，甚至“马甲”之类的物质惩罚，乃至于死刑，全部可以折算成钱。具体的折算公式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贰）》：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卅 。
如果你有“钱”，除了“政治问题”让帝王无法容忍可能无法免罚，基本上可以无视各种刑事犯罪，而如果没有“钱”，你的前景就是变成绝大部分为终身制的各种奴隶。
按照《徭律》规定，秦朝的委输传送的“兴徭”，优先要派出这些奴隶，同时，奴隶还要承担公田、仓库、工室、铁矿等等官营经济的基础工作，所有产出都将成为秦王的“私产”，被列为“禁钱”。
作为“回报”，秦王会赐予你区分男女、区分老少的每天定量的食物，还会发给你衣服，让你不至冻饿而死，无法为大秦服务，当然，秦法还非常人性化地允许你娶妻生子，只不过你的子女仍将是世袭的奴隶，除非有陨石撞地球一样的幸运，你的子女中有一个赵高这样的“文武全才”被秦王发现。
这样一个“阶层”在秦国总人数没有记载，但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一文中，三解依据刑徒经济的规模，粗略计算了下限，即120万人以上；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中则依据洞庭郡迁陵县的刑徒数与在籍人口数，粗略计算了上限，即刑徒占总人口比为25.24%—27.70%，
即约1000万人左右。（秦朝总人口为4000万左右，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综上所述，所谓“商鞅变法”终结“奴隶制社会”，或是终结“奴隶制”的说法，乃至于由此引申出的，全中国的“奴隶”应该感谢商鞅的说法，纯属“胡扯”，完全是对初中历史教课书中所谓“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的一种可笑的延伸误读。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人需要感谢的话，也应该是汉文帝，在他的治下，确立了刑徒的“刑期”制度，又不断放免“官奴婢”，将规模巨大的终身制“刑徒”和“官奴婢”由一个社会阶层，变成了一个相对狭小的“法律概念”，最终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
第三等级之上，是“编户民”，但这种等级划分仅仅基于“法律身份”，而并非经济条件或是生活水平。
现实是，秦制下的“编户民”由于承担着诸多“徭役”负担，并需要交纳赋税，其底层的生活水平，甚至远不如刑徒。（参见《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中的计算）
一个秦国编户民在“傅籍”，也就法律上成年后，就要承担“徭”、“役”，“徭”是普遍意义上的无偿力役负担，“役”则是披甲为兵的兵役负担。
由于秦制下的“兴徭”优先调派刑徒奴隶，所以，秦制下的编户民最惨重的“徭”实际上是“徭戍”，一种完全无偿，反而要求自备衣粮的防卫任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边防军”。
当然，这并不是说“委输传送”之类的“徭”不会调派编户民，简牍中就有“黔首”在战场运粮时死去，家中没钱偿还途中借贷官府口粮而打笔墨官司的文书残篇。
正因为如此，“为国守边”哪怕在秦国政府眼中也不是什么“光荣之举”，反而在法律中将“罚戍”作为对编户民比较普遍的惩罚。
更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汉武帝时代出土的简牍体现的“更卒”制度不同，秦制中根本没有确定的“更期”，通俗地解释，就是西汉王朝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减少了编户民“徭”的负担，在“南郡卒更簿”中最普遍的“更数”为“三更”，也就是一年中服徭4次，每次1个月。
也就是说，1年12个月，有4个月在为官府服役，这4个月的吃穿用度花费还要“卒”自己承担，而这还是对秦制的“轻徭薄赋”。
事实上，秦代简牍中体现的“徭”的负担，仅仅规定了“戍者月更”，其余则为“均徭日”，也就是说，秦制对百姓的“力役”采取了量出为入的“预算摊派制度”，简言之，一个秦朝的编户民，一年中的“劳役负担”是没有定数的，完全看官府需要的“工时”多少除以总服徭人数，再对个人摊派“徭日”。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无限负担”，在秦始皇时代南北同时开战，又在关中等地进行诸多巨大工程的情况下，对民间的役使会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由于秦制中“徭”的负担对官吏并没有像西汉初年（惠帝元年）一样进行明文减免，使得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洞庭郡迁陵县”定编103名官吏，在本就缺员一半的情况下，又有一半的官吏在“供徭使”，以至于迁陵县要写文书向上级叫苦，官吏缺员太多，已经无法维持政务运转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全部，那就错了。
与很多人的理解不同，秦国和秦朝从来没有什么“职业军人”的概念，“卿”、“大夫”、“士”、“卒”、“徒”就是整个军事组织内部的等级，二十等爵制只是在此基础上的细分，比如“卒”就是“爵二级以上”才能称呼的“兵员身份”。
“士”的阶层由于战争的需要，与“卒”并不以爵位相别，而是选取精选武力强健、富裕殷实的良民充任“材士”、“轻车士”、“骑士”，作为整个秦军的“矛头” ，“材士”就是日后汉代的“蹶张”、“引强”，他们能够操作强弓硬弩，以二人操作的“轻车”，也称“立车”作为武器发射平台，与“轻车士”构成一个完整的车组。
相对于农耕地区郡县内的“发弩”和“厩”系统即可提供的“材士”、“轻车士”，“骑士”在马镫、高桥马鞍都未发明的时代里，仅靠缰绳和建议鞍鞯操纵坐骑，堪称是特殊的“技术兵种”，所以，秦军中的“骑士”是在边郡的“戎狄道”中“征发”，也在边郡富户中“征发”。
这些以“士”为名的“非职业军人”虽然身份特殊，却并不长期在军营操练，如“材士”（也称“发弩”）往往散居郡县原籍担任治安官吏，也是基层军吏——“士吏”，也称“校长”的部下，受到本县“发弩啬夫”与“校长”的双重领导，“轻车士”则归属于县“厩”教习和使唤。
反倒是“戎狄道”的“戎狄君公舍人”（戎骑、狄骑）与边郡的“骑士”
得以无事散居，有事征调入屯，或担任首都宫殿的仪仗扈从，或是陪同射猎，乃至于编入军中作战。这些事儿其实和普通编户民关系不大，因为“武猛强健”需要良好的营养条件，一般的编户民家庭的饮食结构，连豆子和连壳的麦饭都吃不饱，一年也见不到一回肉，当然很难养育出一个能开六石强弩的壮汉，所以实质上“士”仍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阶层”。
真正与最广大的“秦民”有关的，实质上是“入屯”为兵，秦军没有什么“军团”的概念，“县卒”或称“乘城卒”就是驻地在县中的“屯兵”（里耶秦简所见，兵源或为邻县异地），“都尉屯”就是在郡中的“屯兵”，在上郡的“屯军”就是今人一般理解的“长城军团”，实际上是“屯兵”与“徭戍”的综合体，而并非一支三十万人的野战军。
也正因为如此，这支武装的人数在《史记》中时而是三十万，时而是十万，今人所谓的“南征军团”则自始至终是以“郡县”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只有“徭戍”、“罚戍”、“谪戍”，而并无“屯军”，也就是说，在平定岭南之后，这支军队已经解散。
注意，上述的“戍”和“屯”，一直到免老的年龄，也就是解除服役资格“退休”的年龄，都属于终生不限次数，当然，“不更”爵位以上，也就是“大夫爵”，可以免除更戍。
非常幸运的是，秦国和秦朝的女人不用直接参加战争，但是“丁男披甲，丁女委输”，在制度上是完全存在的，即如果奴隶不足，女人也要被“兴徭”运输粮食、武器。
整体来说，秦法管制下，一个基础的立法原则就是，只有立功授爵，才能改变命运，但是，以秦国一百多年的斩首来说，参战的军人，平分不到一颗头颅，
所谓改变命运，就是一根吊在秦人眼前的胡萝卜，看着很美，吃不着。真正的“立功授爵”，是面向“高爵”和“军吏”阶层的，可以通过“集体功”而非“斩首数”的方式来实现一级甚至三级、五级的“撑杆跳”，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血统”是否足够高贵。
与之相反，“阶层下坠”却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事情。由于“公田”的存在，奴隶耕地后政府的所得，远比“十税一”或是“十二税一”的田租所得更多，也就是说，编户民跌落为奴隶、刑徒的数量越大，越有利于秦国的财力积累，当然，也同时缩小了秦国的兵源池，这在秦一统六合之前或许还是一个需要抑制的欲望，但在统一之后，自然就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这也是另一种类型的“国进民退”，只是不是针对私营企业，而是以一个人的终生自由为对象。
可以说，里外里，秦国政府都是稳赚。
至于秦统一之后，按照《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李斯的说法：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曾经搞过“轻刑薄赋”，这个说法也能得到秦简的印证。
在秦统一之后，曾经改田租“十税一”为“十二税一”，同时，对于没有刑期的刑徒也开始施行一定程度上的刑期调整，重刑徒中的极少部分经过一定年限可以变为轻刑徒，在秦始皇三十一年，还允许“黔首自实田”，即私人拥有土地。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处，道理很简单，关东六国早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官僚化改革，而秦国作为“后发国家”，采取了更加野蛮地役使百姓的制度，尽管借助地缘优势和六国的内部争斗，以及农耕时代条件下商品经济动员能力的限制，灭亡了六国的“王室”。
但是，六国的民众，完全没有理由有人不做，偏要做会说话的畜生。
所以，才会出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土崩瓦解之势，在《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有一段汉初人晁错论秦亡国的原因，恰是秦政“伟大”的表现：
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
正因为秦法从立法原则上，就是通过侵渔百姓而肥朝廷的一个“饕餮”，一张巨口吞噬一切，在秦朝出现乱象之时，先侵害贫民、刑徒、奴婢的利益，再侵害富户和官吏家庭的利益，等到王朝末世，连宗室大臣也不免于侵害，完全是制度性地一步步将自己的身体吃掉。
归根结底，并不是秦始皇的好大喜功毁掉了秦朝，也不是秦二世不到两年的“乱政”毁掉了秦朝，而是当这个“饕餮”连自己的身体都要吞噬的时候，不愿意做会说话的畜生的六国遗民，齐心协力杀死了“饕餮”。
而了解了这些，你再去贾谊的《过秦论》，就不再是空洞的辞藻了，因为这些事实，在汉文帝时代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而到今天，却被各种“秦粉”和儒法斗争的谬论遮蔽了事实，秦的灭亡，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2000年后还吹嘘它的“先进”或是“伟大”，不是蠢，就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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