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在粗淺地瞭解了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後，即如獲至寶，認為秦法實際上並不暴虐，可以與《大秦帝國》小說中描述的“萬古法聖”乃至於“法制社會”對照理解。
事實上，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之後，陸續出土、現世了《裡耶秦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均包含了大量的秦朝基層管理涉及到的戶籍、簿冊、公文，以及法律的律文。
這些材料，為我們完整復原秦國、秦朝的全部行政運行仍有不足，但從中瞭解秦法的立法原則和基層管理細節，卻綽綽有餘。
在全面瞭解這些新、舊材料，並結合《史記》等文獻記載之後，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實際上是一個以“變相國家奴隸制”為基礎的國度。
在秦法的概念下，整個國家除了王室之外，分為三種人：
第三等級，奴隸與變相奴隸，即隸臣（男奴）、隸妾（女奴）、城旦（男重刑徒）、舂（女重刑徒）、司寇（可居家輕刑徒）、隱官（輕刑徒）、居貲（債務奴）；
第二等級，編戶民，即二十等軍功爵“大夫爵”之下的平民百姓（有對應爵位授予田宅以及以爵贖罪的經濟權利）；
第一等級，官吏和“高爵”貴族，自佐史以上至丞相，含有裡吏（半官半民）、地方官、中都官等多個系統的官吏階層；以及“大夫爵”以上，尤其是“有食邑”的“高爵”貴族，都屬於特權階層。
秦法則是規定這三種人“社會行為”的成文規定，而觸犯法律， 會很容易完成階層下墜，由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墜落到第三等級，唯一避免的手段就是你有足夠的錢，對，你沒看錯，事實上，雲夢秦簡中的最常見的“貲甲”，甚至“馬甲”之類的物質懲罰，乃至於死刑，全部可以折算成錢。具體的折算公式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貳）》：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值）錢千九百。金一朱（銖）直（值）錢廿四。贖死，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卅 。
如果你有“錢”，除了“政治問題”讓帝王無法容忍可能無法免罰，基本上可以無視各種刑事犯罪，而如果沒有“錢”，你的前景就是變成絕大部分為終身制的各種奴隸。
按照《徭律》規定，秦朝的委輸傳送的“興徭”，優先要派出這些奴隸，同時，奴隸還要承擔公田、倉庫、工室、鐵礦等等官營經濟的基礎工作，所有產出都將成為秦王的“私產”，被列為“禁錢”。
作為“回報”，秦王會賜予你區分男女、區分老少的每天定量的食物，還會發給你衣服，讓你不至凍餓而死，無法為大秦服務，當然，秦法還非常人性化地允許你娶妻生子，只不過你的子女仍將是世襲的奴隸，除非有隕石撞地球一樣的幸運，你的子女中有一個趙高這樣的“文武全才”被秦王發現。
這樣一個“階層”在秦國總人數沒有記載，但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一文中，三解依據刑徒經濟的規模，粗略計算了下限，即120萬人以上；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中則依據洞庭郡遷陵縣的刑徒數與在籍人口數，粗略計算了上限，即刑徒佔總人口比為25.24%—27.70%，
即約1000萬人左右。（秦朝總人口為4000萬左右，見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綜上所述，所謂“商鞅變法”終結“奴隸制社會”，或是終結“奴隸制”的說法，乃至於由此引申出的，全中國的“奴隸”應該感謝商鞅的說法，純屬“胡扯”，完全是對初中歷史教課書中所謂“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的一種可笑的延伸誤讀。
如果說真的有一個人需要感謝的話，也應該是漢文帝，在他的治下，確立了刑徒的“刑期”制度，又不斷放免“官奴婢”，將規模巨大的終身制“刑徒”和“官奴婢”由一個社會階層，變成了一個相對狹小的“法律概念”，最終促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進化”。
第三等級之上，是“編戶民”，但這種等級劃分僅僅基於“法律身份”，而並非經濟條件或是生活水平。
現實是，秦制下的“編戶民”由於承擔著諸多“徭役”負擔，並需要交納賦稅，其底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遠不如刑徒。（參見《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中的計算）
一個秦國編戶民在“傅籍”，也就法律上成年後，就要承擔“徭”、“役”，“徭”是普遍意義上的無償力役負擔，“役”則是披甲為兵的兵役負擔。
由於秦制下的“興徭”優先調派刑徒奴隸，所以，秦制下的編戶民最慘重的“徭”實際上是“徭戍”，一種完全無償，反而要求自備衣糧的防衛任務，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邊防軍”。
當然，這並不是說“委輸傳送”之類的“徭”不會調派編戶民，簡牘中就有“黔首”在戰場運糧時死去，家中沒錢償還途中借貸官府口糧而打筆墨官司的文書殘篇。
正因為如此，“為國守邊”哪怕在秦國政府眼中也不是什麼“光榮之舉”，反而在法律中將“罰戍”作為對編戶民比較普遍的懲罰。
更需要注意的是，與西漢武帝時代出土的簡牘體現的“更卒”制度不同，秦制中根本沒有確定的“更期”，通俗地解釋，就是西漢王朝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減少了編戶民“徭”的負擔，在“南郡卒更簿”中最普遍的“更數”為“三更”，也就是一年中服徭4次，每次1個月。
也就是說，1年12個月，有4個月在為官府服役，這4個月的吃穿用度花費還要“卒”自己承擔，而這還是對秦制的“輕徭薄賦”。
事實上，秦代簡牘中體現的“徭”的負擔，僅僅規定了“戍者月更”，其餘則為“均徭日”，也就是說，秦制對百姓的“力役”採取了量出為入的“預算攤派制度”，簡言之，一個秦朝的編戶民，一年中的“勞役負擔”是沒有定數的，完全看官府需要的“工時”多少除以總服徭人數，再對個人攤派“徭日”。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無限負擔”，在秦始皇時代南北同時開戰，又在關中等地進行諸多巨大工程的情況下，對民間的役使會達到近乎瘋狂的程度，由於秦制中“徭”的負擔對官吏並沒有像西漢初年（惠帝元年）一樣進行明文減免，使得裡耶秦簡中記載的“洞庭郡遷陵縣”定編103名官吏，在本就缺員一半的情況下，又有一半的官吏在“供徭使”，以至於遷陵縣要寫文書向上級叫苦，官吏缺員太多，已經無法維持政務運轉了。
如果你認為這是全部，那就錯了。
與很多人的理解不同，秦國和秦朝從來沒有什麼“職業軍人”的概念，“卿”、“大夫”、“士”、“卒”、“徒”就是整個軍事組織內部的等級，二十等爵制只是在此基礎上的細分，比如“卒”就是“爵二級以上”才能稱呼的“兵員身份”。
“士”的階層由於戰爭的需要，與“卒”並不以爵位相別，而是選取精選武力強健、富裕殷實的良民充任“材士”、“輕車士”、“騎士”，作為整個秦軍的“矛頭” ，“材士”就是日後漢代的“蹶張”、“引強”，他們能夠操作強弓硬弩，以二人操作的“輕車”，也稱“立車”作為武器發射平臺，與“輕車士”構成一個完整的車組。
相對於農耕地區郡縣內的“發弩”和“廄”系統即可提供的“材士”、“輕車士”，“騎士”在馬鐙、高橋馬鞍都未發明的時代裡，僅靠韁繩和建議鞍韉操縱坐騎，堪稱是特殊的“技術兵種”，所以，秦軍中的“騎士”是在邊郡的“戎狄道”中“徵發”，也在邊郡富戶中“徵發”。
這些以“士”為名的“非職業軍人”雖然身份特殊，卻並不長期在軍營操練，如“材士”（也稱“發弩”）往往散居郡縣原籍擔任治安官吏，也是基層軍吏——“士吏”，也稱“校長”的部下，受到本縣“發弩嗇夫”與“校長”的雙重領導，“輕車士”則歸屬於縣“廄”教習和使喚。
反倒是“戎狄道”的“戎狄君公舍人”（戎騎、狄騎）與邊郡的“騎士”
得以無事散居，有事徵調入屯，或擔任首都宮殿的儀仗扈從，或是陪同射獵，乃至於編入軍中作戰。這些事兒其實和普通編戶民關係不大，因為“武猛強健”需要良好的營養條件，一般的編戶民家庭的飲食結構，連豆子和連殼的麥飯都吃不飽，一年也見不到一回肉，當然很難養育出一個能開六石強弩的壯漢，所以實質上“士”仍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階層”。
真正與最廣大的“秦民”有關的，實質上是“入屯”為兵，秦軍沒有什麼“軍團”的概念，“縣卒”或稱“乘城卒”就是駐地在縣中的“屯兵”（裡耶秦簡所見，兵源或為鄰縣異地），“都尉屯”就是在郡中的“屯兵”，在上郡的“屯軍”就是今人一般理解的“長城軍團”，實際上是“屯兵”與“徭戍”的綜合體，而並非一支三十萬人的野戰軍。
也正因為如此，這支武裝的人數在《史記》中時而是三十萬，時而是十萬，今人所謂的“南征軍團”則自始至終是以“郡縣”的形式存在，實際上只有“徭戍”、“罰戍”、“謫戍”，而並無“屯軍”，也就是說，在平定嶺南之後，這支軍隊已經解散。
注意，上述的“戍”和“屯”，一直到免老的年齡，也就是解除服役資格“退休”的年齡，都屬於終生不限次數，當然，“不更”爵位以上，也就是“大夫爵”，可以免除更戍。
非常幸運的是，秦國和秦朝的女人不用直接參加戰爭，但是“丁男披甲，丁女委輸”，在制度上是完全存在的，即如果奴隸不足，女人也要被“興徭”運輸糧食、武器。
整體來說，秦法管制下，一個基礎的立法原則就是，只有立功授爵，才能改變命運，但是，以秦國一百多年的斬首來說，參戰的軍人，平分不到一顆頭顱，
所謂改變命運，就是一根吊在秦人眼前的胡蘿蔔，看著很美，吃不著。真正的“立功授爵”，是面向“高爵”和“軍吏”階層的，可以通過“集體功”而非“斬首數”的方式來實現一級甚至三級、五級的“撐杆跳”，前提條件，就是你的“血統”是否足夠高貴。
與之相反，“階層下墜”卻是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的事情。由於“公田”的存在，奴隸耕地後政府的所得，遠比“十稅一”或是“十二稅一”的田租所得更多，也就是說，編戶民跌落為奴隸、刑徒的數量越大，越有利於秦國的財力積累，當然，也同時縮小了秦國的兵源池，這在秦一統六合之前或許還是一個需要抑制的慾望，但在統一之後，自然就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這也是另一種類型的“國進民退”，只是不是針對私營企業，而是以一個人的終生自由為對象。
可以說，裡外裡，秦國政府都是穩賺。
至於秦統一之後，按照《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李斯的說法：
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
秦始皇在位的時候，曾經搞過“輕刑薄賦”，這個說法也能得到秦簡的印證。
在秦統一之後，曾經改田租“十稅一”為“十二稅一”，同時，對於沒有刑期的刑徒也開始施行一定程度上的刑期調整，重刑徒中的極少部分經過一定年限可以變為輕刑徒，在秦始皇三十一年，還允許“黔首自實田”，即私人擁有土地。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什麼用處，道理很簡單，關東六國早在春秋末期就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官僚化改革，而秦國作為“後發國家”，採取了更加野蠻地役使百姓的制度，儘管藉助地緣優勢和六國的內部爭鬥，以及農耕時代條件下商品經濟動員能力的限制，滅亡了六國的“王室”。
但是，六國的民眾，完全沒有理由有人不做，偏要做會說話的畜生。
所以，才會出現“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的土崩瓦解之勢，在《漢書·爰盎晁錯傳》中有一段漢初人晁錯論秦亡國的原因，恰是秦政“偉大”的表現：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鹹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正因為秦法從立法原則上，就是通過侵漁百姓而肥朝廷的一個“饕餮”，一張巨口吞噬一切，在秦朝出現亂象之時，先侵害貧民、刑徒、奴婢的利益，再侵害富戶和官吏家庭的利益，等到王朝末世，連宗室大臣也不免於侵害，完全是制度性地一步步將自己的身體吃掉。
歸根結底，並不是秦始皇的好大喜功毀掉了秦朝，也不是秦二世不到兩年的“亂政”毀掉了秦朝，而是當這個“饕餮”連自己的身體都要吞噬的時候，不願意做會說話的畜生的六國遺民，齊心協力殺死了“饕餮”。
而瞭解了這些，你再去賈誼的《過秦論》，就不再是空洞的辭藻了，因為這些事實，在漢文帝時代仍是人盡皆知的常識，而到今天，卻被各種“秦粉”和儒法鬥爭的謬論遮蔽了事實，秦的滅亡，是一種制度性的必然，2000年後還吹噓它的“先進”或是“偉大”，不是蠢，就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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