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文中，我們看到，劉備北伐漢中，雖然戰勝了曹操，但是蜀中經濟已經過度透支，這時候急需要休養生息。

然而歷史卻沒有給劉備休息的機會。“關羽毀敗，秭歸蹉跌”，孫權偷襲荊州，曹丕廢漢稱帝，劉備還來不及下戰馬，就又要披掛上陣了。

這無疑讓劉備集團以及隨之建立的蜀漢，在經濟上雪上加霜。

太平百錢，繼續貶值

劉備初入蜀後，物資匱乏，乃聽取劉備的建議，鑄造直百五銖虛值貨幣，詳情可參見《 》。

在直百五銖以後，蜀漢又鑄行了太平百錢。這依然是一種以一枚銅幣比100枚漢五銖錢的虛值貨幣。

蜀漢初期鑄行的太平百錢（大樣）

劉備為什麼要在直百五銖之外，再度發行太平百錢呢？可能是幾年之內，直百五銖迅速貶值，信用下降；而虛值貨幣引發的民間盜鑄，也是州府依靠公權力難以禁止的。因此，無論是打算整頓幣制，還是另行搜刮，益州統治者可能都認為直百五銖已難擔其任，是以鑄行新幣太平百錢。至於為何要以“太平”命名，可能正如楊榮新先生所言：“藉此向人們表示，蜀漢政權建立以後，從此天下太平，給人們在心理上以安慰和滿足。”（見楊榮新《“太平百錢”鑄地及年代考》）

至於鑄行太平百錢，究竟是整頓幣制，還是另行搜刮，就確實不好說了。

從積極方面看，太平百錢確實存在比較重的大樣錢。如《中國錢幣大辭典·魏晉南北朝隋編、唐五代十國編》中有8.1克、8克、7克的太平百錢（均有背星水紋，見P66、65、62），及6克的世平百錢（太平百錢的一種，見P64）；《上海博物館藏錢幣·魏晉隋唐錢幣》中8.2克的世平百錢（P35）；以及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提到的8克“鹿角太平”（P98）、近6克的世平百錢（P98）等。如果我們從好的觀點出發，或許劉備集團曾企圖以重量較足的太平百錢，來沖淡直百五銖減重的影響，試圖整頓日益混亂不堪的幣制。

窮啊！！！

不過6－8克的太平百錢數量並不多，而且或多或少都比較“個性”。有的具有背星水紋，有的字體奇怪猶如鹿角（鹿角太平），更有的連名字都不一樣（世平百錢），因此向來有學者把這類錢歸為壓勝錢或宗教錢。這些太平百錢是否為壓勝錢、宗教錢單說，但從數量和做工特殊來看，似乎確實有特別意義，頗似後世的紀念幣。

至於消極方面，也就是劉備鑄行太平百錢，是為了進一步搜刮益州民間的財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結束的漢中之戰，其消耗需要錢財補充；章武元年（221年）劉備稱帝，各類儀仗禮器需要錢財供給；章武二年（222年）東征伐吳，更需要錢財籌備。總而言之，劉備政府開銷太大，收入太少。既然劉備不願加稅以公開激化矛盾，也就只能靠錢幣減重和通貨膨脹來維持政府的生計。其時直百五銖儘管事實上已經減重，但官方亦不好直接承認，遂另起太平百錢。據傳，劉備為了蒐集銅料鑄錢，甚至到了“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的地步，（《南齊書·崔祖思傳》）足見劉備鑄幣之心的急切。

前文已述，漢中之戰以後，直百五銖已經減重到2－4克；現存2克以上的太平百錢中，3－4克餘重的居多。從貨幣重量來看，太平百錢與減重後的直百五銖相當。可見，在劉備稱帝前後，蜀錢的重量大體維持在2－4克左右，也就是說，劉備在蜀中主政這近十年裡，貨幣貶值2.5－5倍；如果與蜀五銖相比，則貶值高達62.5－125倍！

經濟萎靡不振，早已預示夷陵慘敗

太平百錢，並沒有換來人們企盼的“太平”。在多年的戰爭和搜刮下，蜀中經濟萎靡不振。劉備的通脹政策無疑是一種惡性循環，社會經濟破產，蜀漢政府自然也掠不到多少財富。北伐漢中，已經耗盡蜀中力量，此時即使休養生息三年，以蜀中財力再度支持劉備東征已經極端困難。如此，這次東征在準備上必然難稱充足。

夷陵之戰形勢圖

劉備東征初期，曾“水陸俱進”，這是憑藉上游優勢以水軍進取荊州的正確戰術。然而進入夷陵後，劉備“反舍船就步”，（《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不僅失去了上流進軍的優勢，而且徒增補給成本，特別是結營三峽，被陸遜看出了破綻，遂火燒連營，全軍覆沒。

平心而論，劉備早年軍事水平不佳，但隨著經驗積累，其軍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攻劉璋、取漢中均是。以劉備多年行軍，不會不明白“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釁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怠”（《三國志集解·吳書·陸遜傳》注引何焯語）的道理。然而劉備還是選擇了上岸，其最大的可能是，蜀漢軍中根本沒有適合大規模作戰的大型戰船。

蜀漢經濟惡化，是導致劉備東征失敗的內在因素之一。

晉滅吳時，王濬曾用一整年時間在益州造船。觀其所需耗財力，以劉備的經濟狀況，恐怕已難承擔。看來，蜀漢當時的經濟實力，已經難以擔負起東征孫權的重任。劉備兵敗夷陵，亦是早有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