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提前一千年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5000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4000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白胡子，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可是，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范(模子)，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个独有特点，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别个所没有的。
总之，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
为什么至今才找到五千年的证据？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也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关联。
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中国考古学作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却只有60多年的历史。1920年，北京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第一次发现了仰韶文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从那以后，他用17年的时间探寻这一文明的起源。我国一批考古学前辈也为此做了不懈奋斗。
建国前近30年中，中国考古学初步揭开了旧史书有关古代传说的神秘面目，显示出从原始社会至阶级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的轨道。建国近40年来，考古事业得到了大发展，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7000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100处以上，取得了新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大量考古成果。
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做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这一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中华辽阔国土上古代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真相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划分，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怎样发现的？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之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看来，距今4000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它的文化特征是：聚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由一串小城堡组成的群体恰恰分布在战国秦汉时代古长城线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始长城”？由此，也可以对秦长城性质得出新的认识，长城除了防御外，也有个标志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当时的北疆。
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何在？
辽西考古这项新发现之所以特别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亿万华人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它们明确无误地属于一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分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的遗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遗址中却还从未发现过类似的遗迹。第二，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揭露的几处所谓“积石冢”，确切地说，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主要用做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时又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场所，它们普遍保留下来的与东山嘴那处祭坛颇相近的遗迹遗物就是明证。第三，在同一范围内发现的6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成一线，达几十公里，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女神庙近旁发现的冶铜址同样说明这一地段的特殊性。
从1979年最初发现东山嘴祭坛，到1983年经过第一次论证会后所获一系列重要发现，其间经过了八九年时间，目前工作还在继续中，资料的积累消化要有一个长期过程，问题的研究认识也要逐步深入，对“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的小三角范围内已揭露出的重要遗迹现象的进一步工作与研究，没有三五年时间不成。我曾把这项工作比做一条牛，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仅只是有如牵住牛鼻子，最多不过是看到牛的头部，整个牛身还在后边。全牛的形体大致包括从辽西走廊的医巫闾山以西到七老图山以东，中间是努鲁尔虎山，三县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面形。地理范围：东侧是大凌河流域的阜新、朝阳两市；西侧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昭盟)。1987年在敖汉旗揭露的同一时期“城堡型”遗址，呈“凸”字形，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如果说“小三角”的坛庙冢的发现可称作文明的曙光，谜底的揭露也为期不远了。
要回答这问题还应向更深、更广的时空范围进行开掘。
第一个层次：在上述空间，即一条山梁(努鲁尔虎山)、两条河流(大凌河、老哈河)和三个地、市(朝阳、阜新、赤峰)范围内，远自前红山文化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约距今8000年至距今6000年)下至秦汉统一前的燕文化(公元前一千年代)，过去我们曾把这一带远古文化用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与富河)、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加以概括。实际上，现在越来越清楚，这提法还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论是从中国民族文化体系基础结构的形成，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绵不断这两种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观察，这里给我们的启发太多、太重要了。专讲些有关龙类形象的出现与发展吧。
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猪龙具有很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而在它之前千余年前赵宝沟——小山类型文化中已有长期发展历史，并已出现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画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遨游的图案。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燕下都出的大量所谓“饕餮纹”瓦当，似乎使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从殷周文化承袭而来的。道理也简单，燕式鬲既然可以追溯到相当夏商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饕餮纹瓦当为什么不可以是源于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
由此可见，远自距今约8000年以来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到距今约2000余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燕山南北地区，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使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国如何形成和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
第二个层次：把上述空间(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即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连接起来，进行横向研究，从宏观角度就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在此范围内(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近十来年内许多重要发现几乎是和辽西这一新发现同步展开的。其中有些重点工作(如冀西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两地1979~1982年间的发掘)是特为追踪两者的中间环节而进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点，又以晋文化考古为题，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为了扼要地向参加晋文化讨论会的朋友们介绍这个总概念，当时画了一张示意图，用“Y”字形示意图标明几处重要地点。还诌了四句七言诗，烦 张政烺教授即席篆写悬挂墙上，作为讲话提纲，现抄录如下：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讲话落脚点自然是晋文化渊源。论证的核心部分正是依据辽西新发现，这就在更高层次上阐述了对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新认识。
“华山玫瑰”：指的是源于华山脚下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它的一部分重要特征是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
“燕山龙”：指的是燕山北侧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龙(或鳞)纹图案陶器(或玉器)。
仰韶文化的关中一个直根系统曾经历过两次裂变。第一次分化出一个以壶(罐)形口尖底瓶和鱼纹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征的支系；第二次分化出一个以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征的支系。
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身则曾有两个支系：其一是产生“之”字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其一是产生“篦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二者曾经先后两次发生聚变产生两个新的支系：其一是以包含刻画麟(麒麟)和龙纹罐为其突出特征；其一是以包含鳞纹彩陶罐为其突出特征。
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在各自第二次演化(聚变或裂变)出的两个支系距今约五六千年间在冀西北桑干河上游交错相会。这就是辽西新发现红山文化坛庙冢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后者正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这也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对辽西新发现意义的认识。以上是对第一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解释，也是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论点的依据。
“大青山下斝与瓮”以下三句是什么意思呢？
从距今5000年左右到距今2500年左右期间，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既有大致同步发展的一面，又有类似的错综复杂难于梳理的一面。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二者实有微妙的差异。特别是在我们前边所讲的大“Y”字形的北方——中原联结地带。这就是后三句的全部含意。
紧接红山文化末期的辽西地带，大凌河流域材料贫乏，老哈河流域发现两处颇具时代和地方特征的遗址(赤峰的大南沟墓地和敖汉旗的小河沿)自成一个亚区系。辽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带(伊盟、乌盟间)加上“三北”(冀西北、晋北、陕北)中间隔着锡盟这块中间地带。后边这个地带正是黄河的几个支流(混河等)、桑干河、滹沱河与汾河的发源地或上游。这一地带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亚区系。由此往南，直至晋南的曲沃——夏县一带，晋中(太原附近)是它和前者的中间地带，形成第三个亚区系。
把这三个亚区系连成一片，和中原同时期对比，上下两千几百年间，确有若干衔接环节是中原地区所难于理解的。例如：
——伊盟准格尔旗发现晚期小口尖底瓶(从绳纹过渡到篮纹)与早期斝类(从绳纹过渡到篮纹)并行迹象；
——赤峰、敖汉两地发现的彩陶与彩绘黑皮陶衔接迹象，鳞纹过渡到原始雷纹迹象，红山文化“之”字纹压印纹后期形成的“类篮纹”与真正拍印篮纹衔接迹象；
——从尖腹底斝经过斝鬲(过渡型)到真正由三袋足拼接而成“腹足不分”的鬲的全过程；
——“真鬲”出现后，经过约千余年间演化过程，直到西周初期这一带还保留着自己传统特征，腹与袋足间留有清晰界线。
这不仅说明晋文化有其自身传统历史背景，还说明这条北方——中原连接地带既有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性质，又具有比中原相对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特色。秦汉统一前的几千年如此，秦汉统一后的两千年更为明显。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永远会给我们以启迪，从野蛮到文明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又是我国各族人民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历史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条，要从我国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第二条，要目的明确，为了我们的明天，更为了我们的今天社会需要；第三条，要方法对头，只有应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回答中国历史的辩证法发展，只有它才会真正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愿与同行及一切朋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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