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提前一千年是怎麼回事？
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兩個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萬年前；而文明史則是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和具有較高水平文化的歷史。
通常說，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一樣，是具有5000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但是在遼西考古新發現之前，按照歷史編年，中國實際上只有商周以後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商以前的歷史，由於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始終是個傳說。而其他文明古國早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就有了5000年前後的文字、城郭、金屬等考古發現。從考古學角度看，中華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
中國歷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就沒有斷過，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4000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無與倫比的，特別是發達的冶煉青銅技術，其質地、形狀、花紋，堪稱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說這就是中華文明的誕生，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是白鬍子，叫人難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文明是西來的，是近東兩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現與發展。可是，考證結果卻與這一論點大相徑庭：中國商代青銅器鑄造用的是複合範(模子)，與西方文明古國(包括印度)採用的失蠟法，完全是不同的傳統。而且商周文化還有個獨有特點，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別個所沒有的。
總之，燦爛的中華文明具有自己的個性、風格和特徵，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淵源。
為什麼至今才找到五千年的證據？
考古學與其他學科一樣，是與人類社會發展及特定的歷史條件相聯繫的，也與其他學科的發展相關聯。
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產生於19世紀中葉，而中國考古學作為提倡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卻只有60多年的歷史。1920年，北京政府礦業顧問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第一次發現了仰韶文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從那以後，他用17年的時間探尋這一文明的起源。我國一批考古學前輩也為此做了不懈奮鬥。
建國前近30年中，中國考古學初步揭開了舊史書有關古代傳說的神秘面目，顯示出從原始社會至階級社會這一社會發展的軌道。建國近40年來，考古事業得到了大發展，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約有7000餘處，經正式發掘的也在100處以上，取得了新石器、青銅器和早期鐵器時代的大量考古成果。
在中華民族形成這個重大問題上，考古學的認識曾有過偏差。表現為過分誇大中原古文化，貶低了北方古文化。現在看來，把黃河中游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如果把它稱做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個熔爐，可能更符合歷史的真實。
這一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中華遼闊國土上古代各族人民創造歷史真相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類型的劃分，為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
中華文明的曙光是怎樣發現的？
1979年5月，遼寧開展全省文物普查試點，在西部大淩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這一發現，啟發考古人員在鄰近地方尋找其他有關遺蹟。幾年之後，果然在相距幾十公里的建平、凌源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相繼發現了一座女神廟、多處積石冢群，以及一座類似城堡的方形廣場的石砌圍牆遺址，發現了一個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頭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齡不同的成批女性裸體泥塑殘塊及多種動物形玉、石雕刻，特別是幾種形體不同的“玉豬龍”。這些考古發現，說明了我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在我國其他地區還沒有發現相應時間的類似遺蹟群。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還不是我國文明的起點，尋找比這還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看來，距今4000年前後，是遼西地區社會發展、文明昌盛的時期，它的文化特徵是：聚落密集分佈在河谷地帶，幾乎都有防禦設施，由一串小城堡組成的群體恰恰分佈在戰國秦漢時代古長城線上，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原始長城”？由此，也可以對秦長城性質得出新的認識，長城除了防禦外，也有個標誌兩種經濟文化類型，即農牧區分界的作用，長城內是農區，長城外是牧區，長城也不應理解為當時的北疆。
遼西考古新發現的意義何在？
遼西考古這項新發現之所以特別引起海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億萬華人的關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它們明確無誤地屬於一向認為是新石器時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對應的一種分佈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的遺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遺址中卻還從未發現過類似的遺蹟。第二，從喀左到凌源，橫跨幾十公里範圍內，除掉這類特徵鮮明的遺蹟之外，極少同一時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揭露的幾處所謂“積石冢”，確切地說，是建在特地選擇的崗丘上，主要用做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時又是進行某種祭祀活動的場所，它們普遍保留下來的與東山嘴那處祭壇頗相近的遺蹟遺物就是明證。第三，在同一範圍內發現的6處埋藏成組大件商周之際青銅禮器坑，按東北——西南方向連成一線，達幾十公里，這又進一步說明該範圍內曾至少在兩三千年間作為原始宗教性的社會活動場所。女神廟近旁發現的冶銅址同樣說明這一地段的特殊性。
從1979年最初發現東山嘴祭壇，到1983年經過第一次論證會後所獲一系列重要發現，其間經過了八九年時間，目前工作還在繼續中，資料的積累消化要有一個長期過程，問題的研究認識也要逐步深入，對“凌源——建平——喀左”三縣交界的小三角範圍內已揭露出的重要遺蹟現象的進一步工作與研究，沒有三五年時間不成。我曾把這項工作比做一條牛，我們現已掌握的材料僅只是有如牽住牛鼻子，最多不過是看到牛的頭部，整個牛身還在後邊。全牛的形體大致包括從遼西走廊的醫巫閭山以西到七老圖山以東，中間是努魯爾虎山，三縣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面形。地理範圍：東側是大淩河流域的阜新、朝陽兩市；西側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昭盟)。1987年在敖漢旗揭露的同一時期“城堡型”遺址，呈“凸”字形，總面積3萬餘平方米。這又是一個新的突破。如果說“小三角”的壇廟冢的發現可稱作文明的曙光，謎底的揭露也為期不遠了。
要回答這問題還應向更深、更廣的時空範圍進行開掘。
第一個層次：在上述空間，即一條山樑(努魯爾虎山)、兩條河流(大淩河、老哈河)和三個地、市(朝陽、阜新、赤峰)範圍內，遠自前紅山文化的“興隆窪——趙寶溝”類型(約距今8000年至距今6000年)下至秦漢統一前的燕文化(公元前一千年代)，過去我們曾把這一帶遠古文化用兩種新石器文化(紅山與富河)、兩種青銅文化(夏家店下層與夏家店上層)加以概括。實際上，現在越來越清楚，這提法還是過於簡單化了。不論是從中國民族文化體系基礎結構的形成，還是從中國文化傳統的連綿不斷這兩種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觀察，這裡給我們的啟發太多、太重要了。專講些有關龍類形象的出現與發展吧。
紅山文化壇廟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豬龍具有很高的工藝和藝術水平，而在它之前千餘年前趙寶溝——小山類型文化中已有長期發展歷史，並已出現達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畫麟(麒麟)與龍在雲端遨遊的圖案。甲骨文中龍字的多種形態，以及殷墟婦好墓出的玉雕龍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間的龍形變化過程。燕下都出的大量所謂“饕餮紋”瓦當，似乎使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就是從殷周文化承襲而來的。道理也簡單，燕式鬲既然可以追溯到相當夏商之際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這種饕餮紋瓦當為什麼不可以是源於燕山南北的古老傳統？
由此可見，遠自距今約8000年以來的興隆窪——趙寶溝類型到距今約2000餘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燕山南北地區，由於一個“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發現，使我們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國歷史上兩大課題(中國統一多民族大國如何形成和中國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奧秘和軌跡)，意義重大，不可不認真對待，花大力氣，搞個水落石出。
第二個層次：把上述空間(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範圍內，即把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和以晉南、關中、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兩大古文化區系連接起來，進行橫向研究，從宏觀角度就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地區性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影響、作用及其後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遼西考古新發現的意義。在此範圍內(北方與中原兩大文化區系)近十來年內許多重要發現幾乎是和遼西這一新發現同步展開的。其中有些重點工作(如冀西北張家口蔚縣西合營、晉中太谷白燕兩地1979~1982年間的發掘)是特為追蹤兩者的中間環節而進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論點，又以晉文化考古為題，闡述從關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套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乾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淩河流域連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又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直根系，我們還能從這一地帶古文化發展中一系列連貫的“裂變——聚變——裂變”中認識到中國文化發展的辯證法。為了扼要地向參加晉文化討論會的朋友們介紹這個總概念，當時畫了一張示意圖，用“Y”字形示意圖標明幾處重要地點。還謅了四句七言詩，煩 張政烺教授即席篆寫懸掛牆上，作為講話提綱，現抄錄如下：
華山玫瑰燕山龍，
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晉文公。
講話落腳點自然是晉文化淵源。論證的核心部分正是依據遼西新發現，這就在更高層次上闡述了對這一系列考古新發現的新認識。
“華山玫瑰”：指的是源於華山腳下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它的一部分重要特徵是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圖案彩陶盆。
“燕山龍”：指的是燕山北側大淩河流域紅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龍(或鱗)紋圖案陶器(或玉器)。
仰韶文化的關中一個直根系統曾經歷過兩次裂變。第一次分化出一個以壺(罐)形口尖底瓶和魚紋圖案彩陶盆為其主要特徵的支系；第二次分化出一個以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其主要特徵的支系。
源於大淩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前身則曾有兩個支系：其一是產生“之”字紋壓印紋筒形罐的母體；其一是產生“篦紋”壓印紋筒形罐的母體。二者曾經先後兩次發生聚變產生兩個新的支系：其一是以包含刻畫麟(麒麟)和龍紋罐為其突出特徵；其一是以包含鱗紋彩陶罐為其突出特徵。
北方的紅山文化與中原的仰韶文化在各自第二次演化(聚變或裂變)出的兩個支系距今約五六千年間在冀西北桑乾河上游交錯相會。這就是遼西新發現紅山文化壇廟冢產生的歷史背景，而後者正是北方與中原兩大文化區系在大淩河上游互相撞擊、聚變的產物。這也是我們從宏觀角度對遼西新發現意義的認識。以上是對第一句“華山玫瑰燕山龍”的解釋，也是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論點的依據。
“大青山下斝與甕”以下三句是什麼意思呢？
從距今5000年左右到距今2500年左右期間，中原與北方兩大文化區系間既有大致同步發展的一面，又有類似的錯綜複雜難於梳理的一面。但仔細分析，不難看出二者實有微妙的差異。特別是在我們前邊所講的大“Y”字形的北方——中原聯結地帶。這就是後三句的全部含意。
緊接紅山文化末期的遼西地帶，大淩河流域材料貧乏，老哈河流域發現兩處頗具時代和地方特徵的遺址(赤峰的大南溝墓地和敖漢旗的小河沿)自成一個亞區系。遼西與內蒙古河套地帶(伊盟、烏盟間)加上“三北”(冀西北、晉北、陝北)中間隔著錫盟這塊中間地帶。後邊這個地帶正是黃河的幾個支流(混河等)、桑乾河、滹沱河與汾河的發源地或上游。這一地帶又形成獨具一格的亞區系。由此往南，直至晉南的曲沃——夏縣一帶，晉中(太原附近)是它和前者的中間地帶，形成第三個亞區系。
把這三個亞區系連成一片，和中原同時期對比，上下兩千幾百年間，確有若干銜接環節是中原地區所難於理解的。例如：
——伊盟準格爾旗發現晚期小口尖底瓶(從繩紋過渡到籃紋)與早期斝類(從繩紋過渡到籃紋)並行跡象；
——赤峰、敖漢兩地發現的彩陶與彩繪黑皮陶銜接跡象，鱗紋過渡到原始雷紋跡象，紅山文化“之”字紋壓印紋後期形成的“類籃紋”與真正拍印籃紋銜接跡象；
——從尖腹底斝經過斝鬲(過渡型)到真正由三袋足拼接而成“腹足不分”的鬲的全過程；
——“真鬲”出現後，經過約千餘年間演化過程，直到西周初期這一帶還保留著自己傳統特徵，腹與袋足間留有清晰界線。
這不僅說明晉文化有其自身傳統歷史背景，還說明這條北方——中原連接地帶既有活躍的民族大熔爐性質，又具有比中原相對穩定的、連綿不斷的文化傳統特色。秦漢統一前的幾千年如此，秦漢統一後的兩千年更為明顯。
中國文化起源問題、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我國統一多民族形成問題、中國文化傳統問題的深入探索將永遠會給我們以啟迪，從野蠻到文明是社會發展史問題，又是我國各族人民曾經實實在在經歷過的歷史問題。回答這個問題，第一條，要從我國曆史的、現實的實際出發；第二條，要目的明確，為了我們的明天，更為了我們的今天社會需要；第三條，要方法對頭，只有應用唯物辯證法才能回答中國歷史的辯證法發展，只有它才會真正給人們以有益的啟示。願與同行及一切朋友們共勉之!
閱讀更多 守真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