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范仲淹，大家首先会想到他的《岳阳楼记》，而对他的另外一篇传世之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熟悉的人就少了许多。
从创作时间看《严先生祠堂记》比《岳阳楼记》早了大约十年，如果说《岳阳楼记》是告诫读书人如何为官，那么《严先生祠堂记》就是提醒读书人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功名富贵，范仲淹本人，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从一名志存高远的正直文人，成长为先忧后乐的治世贤相。
那么，范仲淹又是如何创作出《严先生祠堂记》这样一传世名篇的呢？这还要从宋仁宗亲政的明道二年（1033年）说起。
初春的富春江
明道二年，一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将时任陈州通判的范仲淹召回朝廷，出任右司谏。
此前，范仲淹因为上疏请求太后归政于皇帝，被外放为山西河中府通判，二年后又移任陈州通判（今河南淮阳）。
如今刘太后去世，仁宗召回范仲淹算是为他平反，而任命他为右司谏也体现了对他的重用，因为司谏和御史都属于清流言官，执掌朝廷的讽喻规谏，只有道德、学问、气节兼于一身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职位。
本来是因为得罪了刘太后才被外放，但是，还朝之后的范仲淹却不像其他很多官员那样，追斥太后垂帘时期的过失，反而上疏进言仁宗：“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过，以全后德。”
君子掩人之恶，成人之美，这是圣人的恕道。仁宗并非刘太后所生，范仲淹劝仁宗追念太后调护之恩，正是恕道的体现，仁宗深受感动。
按理说，在太后垂帘的时候范仲淹就上疏请求皇帝亲政，属于仁宗的“保皇党 ”，他又识大体，顾大局，恪尽臣责，应该会受到仁宗的重用，仕途也应该从此一帆风顺。可是，几个月后，他就因为触怒龙颜再次被贬出京城。
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宋仁宗宣布废黜郭皇后，引起整个朝廷的震动。郭皇后是去世的刘太后所立，十多年都没有生育，又在后宫争风善妒，在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仁宗这才下了废后的决心，这才宋朝是破天荒的事。
废黜皇后这不是皇家一件简简单单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治道，身为谏官的范仲淹自然要出头劝谏。于是，范仲淹就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全班谏官、御史集体进谏，跪在宫外请求皇帝收回废黜皇后的诏旨。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范仲淹被免去右司谏的官职，贬到睦州担任知州。
景祐元年（1034年），回京不到一年的范仲淹又踏上了贬谪的旅途，奔赴距离东京汴梁千里之外的睦州。在南渡淮河的时候，他通过三首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尽管仕途坎坷，但是，他坚守的初心不变，不管什么样的风波都泰然处之，而这也正是他先忧后乐思想的渊源。
睦州历史上也称桐庐郡、建德府、严州，最早于隋朝设睦州郡，唐朝初年，又在桐庐设立严州，入宋以后，桐庐并入睦州，因此，范仲淹治下的睦州包括了今天建德和桐庐的大部分地区。
睦州历史悠久，山川明丽，人杰地灵，境内有许多文物古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是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钓台座落在富春江北岸，倚山傍水，得天地山川之灵秀，是缅怀古贤的绝胜所在，范仲淹到任之后自然要前往凭吊。
严子陵是东汉初期的一位著名隐士，名严光，字子陵，籍贯在浙江会稽余姚，很早就享有高士之名，青少年时期，曾经与还是普通书生的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二人有一段布衣之交。
光武帝恢复汉家天下之后，想起了严子陵这位老同学，就征召他入朝为官，担任谏议大夫。可是，严子陵无意为官，多次辞拒上命，使者三遣，才勉强同意进京。
来到都城洛阳之后，光武帝亲自接待，与严子陵畅叙友情，相谈甚欢，一直谈到很晚，二人就同榻而卧，像当年一起读书的时候一样。等到夜里，严子陵假意沉睡，把腿压在皇帝身上，光武帝也并不介意。
次日清晨，太史慌忙上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帝听了笑道:“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虽然光武帝以礼相待，十分诚挚，然而严子陵却不求富贵功名，谢绝了官禄，仍然回到富春江，继续过着他渔樵耕读的隐逸生活。
从此以后，严子陵的名号就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而光武帝也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誉。
有感于严子陵不贪富贵、不求名利、直道而行的崇高品格，范仲淹在富春江边重修了严先生祠堂，并且亲自为祠堂写下了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篇《严先生祠堂记》既歌颂了严子陵“不事王侯”的淡薄高尚，也称赞了光武帝“以贵下贱”的涵容大度。严子陵不贪富贵，不求名利，品行出乎日月之上；光武帝优礼贤人，不忘旧交，心量包乎天地之外。
范仲淹对二人如此的赞誉，其实也是有感而发。一方面，他是在鼓励自己和天下读书人，要效仿严子陵的品行，淡泊名利，不以仕途的进退所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宋朝的皇帝应当有光武帝那样的包纳之心。如果读书做官的人能像严子陵那样淡薄名利，一切以天下家国为怀，而当政的皇帝能像光武帝那样有礼贤下士、涵容包纳之心，那才能“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严先生祠堂记》所赞颂的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实际上就是《岳阳楼记》先忧后乐思想的萌芽，只有修养达到了严子陵那样出乎日月之上的人，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志在天下，不忘初心，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一以贯之的圣贤之道。清人曾经评价此文说：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
从《严先生祠堂记》到《岳阳楼记》，范仲淹始终如一地坚守对天下家国鞠躬尽瘁的初心正道，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他都坚持发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恪尽职守，勇于担当，所到之处无不政声卓著，他的远大抱负、人格理想和一生的践行都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他对严子陵的歌咏，也是后人对他礼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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