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范仲淹，大家首先會想到他的《岳陽樓記》，而對他的另外一篇傳世之作——《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熟悉的人就少了許多。
從創作時間看《嚴先生祠堂記》比《岳陽樓記》早了大約十年，如果說《岳陽樓記》是告誡讀書人如何為官，那麼《嚴先生祠堂記》就是提醒讀書人如何做人，如何對待功名富貴，范仲淹本人，也正是沿著這樣的路徑，從一名志存高遠的正直文人，成長為先憂後樂的治世賢相。
那麼，范仲淹又是如何創作出《嚴先生祠堂記》這樣一傳世名篇的呢？這還要從宋仁宗親政的明道二年（1033年）說起。
初春的富春江
明道二年，一直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將時任陳州通判的范仲淹召回朝廷，出任右司諫。
此前，范仲淹因為上疏請求太后歸政於皇帝，被外放為山西河中府通判，二年後又移任陳州通判（今河南淮陽）。
如今劉太后去世，仁宗召回范仲淹算是為他平反，而任命他為右司諫也體現了對他的重用，因為司諫和御史都屬於清流言官，執掌朝廷的諷喻規諫，只有道德、學問、氣節兼於一身的人才能獲得這樣的職位。
本來是因為得罪了劉太后才被外放，但是，還朝之後的范仲淹卻不像其他很多官員那樣，追斥太后垂簾時期的過失，反而上疏進言仁宗：“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過，以全後德。”
君子掩人之惡，成人之美，這是聖人的恕道。仁宗並非劉太后所生，范仲淹勸仁宗追念太后調護之恩，正是恕道的體現，仁宗深受感動。
按理說，在太后垂簾的時候范仲淹就上疏請求皇帝親政，屬於仁宗的“保皇黨 ”，他又識大體，顧大局，恪盡臣責，應該會受到仁宗的重用，仕途也應該從此一帆風順。可是，幾個月後，他就因為觸怒龍顏再次被貶出京城。
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宋仁宗宣佈廢黜郭皇后，引起整個朝廷的震動。郭皇后是去世的劉太后所立，十多年都沒有生育，又在後宮爭風善妒，在宰相呂夷簡的挑唆下，仁宗這才下了廢后的決心，這才宋朝是破天荒的事。
廢黜皇后這不是皇家一件簡簡單單的家務事，而是關係到國家的治道，身為諫官的范仲淹自然要出頭勸諫。於是，范仲淹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一起率領全班諫官、御史集體進諫，跪在宮外請求皇帝收回廢黜皇后的詔旨。最終，胳膊擰不過大腿，范仲淹被免去右司諫的官職，貶到睦州擔任知州。
景祐元年（1034年），回京不到一年的范仲淹又踏上了貶謫的旅途，奔赴距離東京汴梁千里之外的睦州。在南渡淮河的時候，他通過三首詩表達了自己的心情：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
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
舟楫顛危甚，蛟黿出沒多。
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儘管仕途坎坷，但是，他堅守的初心不變，不管什麼樣的風波都泰然處之，而這也正是他先憂後樂思想的淵源。
睦州歷史上也稱桐廬郡、建德府、嚴州，最早於隋朝設睦州郡，唐朝初年，又在桐廬設立嚴州，入宋以後，桐廬併入睦州，因此，范仲淹治下的睦州包括了今天建德和桐廬的大部分地區。
睦州歷史悠久，山川明麗，人傑地靈，境內有許多文物古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是富春江畔的嚴子陵釣臺。
嚴子陵釣臺座落在富春江北岸，倚山傍水，得天地山川之靈秀，是緬懷古賢的絕勝所在，范仲淹到任之後自然要前往憑弔。
嚴子陵是東漢初期的一位著名隱士，名嚴光，字子陵，籍貫在浙江會稽餘姚，很早就享有高士之名，青少年時期，曾經與還是普通書生的光武帝劉秀一起遊學，二人有一段布衣之交。
光武帝恢復漢家天下之後，想起了嚴子陵這位老同學，就徵召他入朝為官，擔任諫議大夫。可是，嚴子陵無意為官，多次辭拒上命，使者三遣，才勉強同意進京。
來到都城洛陽之後，光武帝親自接待，與嚴子陵暢敘友情，相談甚歡，一直談到很晚，二人就同榻而臥，像當年一起讀書的時候一樣。等到夜裡，嚴子陵假意沉睡，把腿壓在皇帝身上，光武帝也並不介意。
次日清晨，太史慌忙上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帝聽了笑道:“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雖然光武帝以禮相待，十分誠摯，然而嚴子陵卻不求富貴功名，謝絕了官祿，仍然回到富春江，繼續過著他漁樵耕讀的隱逸生活。
從此以後，嚴子陵的名號就成為淡泊名利的象徵，而光武帝也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譽。
有感於嚴子陵不貪富貴、不求名利、直道而行的崇高品格，范仲淹在富春江邊重修了嚴先生祠堂，並且親自為祠堂寫下了著名的《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這篇《嚴先生祠堂記》既歌頌了嚴子陵“不事王侯”的淡薄高尚，也稱讚了光武帝“以貴下賤”的涵容大度。嚴子陵不貪富貴，不求名利，品行出乎日月之上；光武帝優禮賢人，不忘舊交，心量包乎天地之外。
范仲淹對二人如此的讚譽，其實也是有感而發。一方面，他是在鼓勵自己和天下讀書人，要效仿嚴子陵的品行，淡泊名利，不以仕途的進退所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宋朝的皇帝應當有光武帝那樣的包納之心。如果讀書做官的人能像嚴子陵那樣淡薄名利，一切以天下家國為懷，而當政的皇帝能像光武帝那樣有禮賢下士、涵容包納之心，那才能“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嚴先生祠堂記》所讚頌的淡泊名利、高風亮節，實際上就是《岳陽樓記》先憂後樂思想的萌芽，只有修養達到了嚴子陵那樣出乎日月之上的人，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志在天下，不忘初心，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一以貫之的聖賢之道。清人曾經評價此文說：先生立朝，風度端凝，而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經術，而為人亦如之，字句都擔斤兩。
從《嚴先生祠堂記》到《岳陽樓記》，范仲淹始終如一地堅守對天下家國鞠躬盡瘁的初心正道，無論在廟堂之高，還是在江湖之遠，他都堅持發揚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不計個人得失，恪盡職守，勇於擔當，所到之處無不政聲卓著，他的遠大抱負、人格理想和一生的踐行都為後世樹立了光輝的楷模，他對嚴子陵的歌詠，也是後人對他禮讚：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閱讀更多 歷史智慧與謀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