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家丁這個概念，映入腦海更多的形象更多是權貴大戶人家豢養的奴僕，一般會兩下拳腳功夫，看家護院尚可，上陣打仗肯定不頂用。但是，在明朝中後期軍隊中，卻存在將領的家丁這一特殊群體，這一群體雖然在軍隊裡的比例不算很高，卻是明朝中後期明軍的精銳力量。那麼，明代軍隊中的家丁是如何出現的呢？又是怎樣成為明軍最具戰鬥力的精銳之師呢？家丁的強悍戰鬥力又是怎樣形成維繫的？帶著上述疑問，本文打算探究一下明朝家丁制度出現的由來，分析一下其發展壯大的原因和管理體系，並著重分析明朝家丁制度存在的利弊。
明朝中後期家丁制度的由來:“衛所制”的崩潰和募兵制的普及
明代軍隊中的家丁一般指武將麾下不入兵籍者，是將領私人組建的親信部隊。可以自行署置官吏，待遇遠比一般士兵高。明朝家丁制度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大明開國之初創建的“衛所制”逐漸崩潰和募兵制的普及。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為了解決軍隊兵員穩定來源，並儘可能減輕對百姓的負擔，朱元璋創立了衛所制，其主要參照了隋唐時期的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其核心內容在於設立軍戶，世代世襲，不得脫籍，由軍戶男丁承擔兵役，免去服役男丁的徭役，並給予軍戶家庭相應的田地耕種，屯田固定上交糧食，以供給守備軍及官吏，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朱元璋為此得意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明朝“九邊”形勢示意圖
但是，正如唐朝時期府兵制因土地兼併走向瓦解的命運一樣，宣德年間，曾讓朱元璋自豪的衛所制度開始趨於崩潰，大量軍卒開始逃亡，即便是直隸於中央的五軍營由於衛戍各鎮和大量逃亡，到了正統年間缺額已經達約莫兩萬五千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併。土地兼併的主角包括各級官僚、藩王、豪紳地主，而各衛所的軍事將領也大肆搶佔軍屯官田，如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大寧都司官軍都指揮僉事田禮等「侵佔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頃有奇，遞年不輸子粒」，到嘉靖時期，達到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的後果。隨著衛所制度的崩潰，大量衛所軍士失去土地，生活難以為繼，又無法脫離軍籍，其中驍勇善戰者逐漸淪為將領們的私兵，史稱“武將皆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成為軍隊家丁的基本來源。明孝宗弘治年間，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鼐上奏說：“遼東總兵、副總兵、參將、都指揮、千戶等官，先年各選驍勇軍事隨從殺賊，久之遂為家人，其升調官員則有帶去軍丁，見在世襲子孫有參將以下者、一家有十餘姓，一姓有十七八人，又有隱佔軍丁、從令使嫁者。”，這些跟隨將領的軍士雖然沒有脫離軍籍，但實際已經成為各級將領們的家丁。
名將李成梁
奮戰中的精銳家丁
軍戶制度崩潰後，嘉靖年間，朝廷開始推行募兵制，推行軍士職業化，家丁也同普通兵士一樣招募。像聞名天下的戚家軍和俞家軍就是募兵制，名將李成梁也“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為選鋒”。這種家丁招募形式一般有以下方式：一種是招募邊人為家丁。在邊疆生活的邊人因熟悉當地風土人情，再加上長期受邊患影響，生活困苦，其中勇武過人者多加入招募家丁的行列，成為明朝家丁的重要來源。另一種則是招募大量降夷為家丁。駐守在邊疆地區的將領承擔著保家衛國的重要職責，時常與外敵發生戰爭，俘獲了大量地方俘虜，被俘獲的士兵中有很多通曉敵酋的情況，而且驍勇善戰，於是被將領們看中，成為將領們麾下的家丁。所謂“各邊納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已久。”
萬曆時期，邊將們紛招募降夷作為家丁蔚然成風，“各鎮將官多招募降夷以充家丁”，比如滿桂、尤世威等人手下“各有夷漢丁甚精”，劉綎甚至還招募倭寇做家丁，稱作“降倭夷丁”，薊鎮總督尤繼先“收養降夷至八百餘人，倚為精銳”；遼東總兵李成梁更是收養了許多降夷為家丁，其中後來有積功至副總兵的李興、李寧、李平胡等人，原來都是“出自虜中”的降夷。募兵制讓大明在中期軍事力量得到了短暫的恢復。
明朝家丁強悍戰鬥力是如何形成保持的？
從史料記載情況看，雖然人數不多，但明朝家丁的戰鬥力十分強悍。這主要從兩個方面得以形成保持。
一方面，明朝家丁選拔十分嚴格苛刻。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家丁，必須弓馬嫻熟，驍勇善戰，悍不畏死，甚至可以在關鍵時刻起到抵抗數倍之敵的作用。據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對明朝家丁的作用進行了描述：“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併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以貴有家丁親兵也。”。公元1630年春天，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外出偵察被後金軍隊包圍，寧遠守將祖大壽見敵勢過大，不敢出兵救援，吳三桂率家丁二十多人私開城門，奮勇殺入重圍，救出父親，由此可見吳家的家丁悍勇程度，吳三桂號稱擁有“夷丁突騎數千，尤為雄悍，敵望之則遁”。明朝家丁的強悍戰鬥力也給崇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在北京城陷落在即之時，崇禎帝還寄望於大臣們的家丁能在巷戰中抵擋住李自成大軍的兵鋒，雖然有點不切實際，但明朝家丁的戰鬥力可見一斑。
影視作品中的戚家軍
《明史·劉文炳傳》曾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即崇禎帝在煤山自縊的前一天，
“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眾寡不敵對，帝愕然。”
另一方面，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將領們多采取給予家丁優厚待遇的方式，激勵家丁奮勇殺敵。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兵部家丁》：“家丁蓋昉於唐季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勳。”從上述記載來看，將領們為了籠絡家丁，一般給予家丁超過普通軍士十倍以上的待遇，“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李成梁對待自己的家丁可謂是待遇優厚。
“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等宅呼廬狹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
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曾說過:“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綜綺。故臣能得其死力。”
此外，談遷所著的《國榷》還記載，萬曆二年出任遼東總兵的李成梁通過先借錢給家丁然後家丁以戰功或戰利品抵債的“准折之法”來畜養家丁。 當其窮時則貸之，或責以零剿劫帳，或責以御虜先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由於家丁“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望（武將），故肯出死力而不他顧”，所以武將家丁戰鬥力極強，能夠“以一當十，摧鋒陷陣”。
明朝家丁制度的利弊分析
不置可否的是，家丁的產生的確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了明軍野戰戰鬥力低下的問題，明顯提振了明朝晚期軍事士氣和戰績。據史料記載，到了明朝中後期，各級武將蓄養的家丁已經成為明朝軍隊的中堅力量，成為朝廷鎮壓內亂、抵禦邊患和出境抗敵的重要資本。家丁們頻繁地跟隨主公出現在明朝嘉靖朝之後的歷次重要軍事行動中。不少麾下有勇猛善戰家丁的將領得到朝廷的青睞，指定他們承擔重要軍事職責。如明朝嘉靖年間，名將梁震麾下有五百精銳家丁，當時九邊重鎮大同屢次發生兵變，朝廷經過廷議，決定派遣梁震前往大同擔任總兵，藉助他的家丁力量彈壓當地的動盪。
嘉靖間，大同兵屢變，連殺巡撫、總兵，文武大臣不敢約束之。廷臣乃議凡推用調補大同鎮總副參遊將官，務遴選善馭之才，必責其身帶素練家丁百十以為親兵，並厚養鋒銳之氣，以彈壓各兵驍桀之心，遂遣梁震率其家丁五百人移鎮大同。——《皇明經世文編》
此外，在萬曆朝的“萬曆三大徵”中，將領們的家丁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寧夏之役，李如松亦曾率遼將董正誼等十餘人帶家丁數千赴之。——《籌遼碩畫》
平播之戰，“詔薊遼總兵戴延春，遊擊葉卯榮，山西參將盧應亮，陝西都司丁南智，原任代州參將餘德榮，固原參將陳松等各率親丁赴川貴總督調用。——《明神宗實錄》
在抗日援朝戰爭中，明軍主將李如松率軍進入朝鮮與日軍作戰，他的父親李成梁挑選麾下家丁三千人交與李如松，這批家丁跟隨李如松在朝鮮作戰，特別是在以劣勢兵力與日軍的碧蹄館遭遇戰，李如松的家丁勇猛作戰，取得了驕人戰績。
雖然明朝家丁成為了明朝軍隊的中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晚明時期軍事頹勢。但不過也是剜肉補瘡之舉，明朝家丁制度仍然存在諸多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朝將領對家丁力量的倚重，使得將領們更加忽視普通衛所軍士的待遇和軍心所向。當時的將領們只重視家丁部隊而開始輕視普通部隊，造成了軍隊之中唯家丁可用的局面。作為將領們的親衛和精銳突擊力量，家丁部屬的力量得到加強，家丁的待遇優厚，卻是以犧牲佔軍隊絕大多數的普通軍士利益為代價。
“一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 際、自給、養家丁之用，沿襲既久，唯仗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棄物。”
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餉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三千軍之心。——戚繼光《練兵實紀》
這就使得普通衛所軍士因衣食無著，軍士們無心訓練，逃亡成風。天啟七年，陝西巡撫胡廷宴曾上疏言：
“臨、鞏邊餉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滷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自萬曆四十七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沿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
普通軍士受到歧視待遇，生活難以為繼，日常訓練無暇顧及，戰鬥力自然大打折扣，縱使家丁們驍勇善戰，以一當十，但因其人數有限，其結果就是明末雖有超過百萬的衛所士卒，但真正能抵禦後金軍隊的“不過諸將家丁耳”。明朝大臣徐光啟也深刻地看到了家丁制度的這一弊端，在薩爾滸之戰失敗後，他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指出，“今地大人眾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大半脆弱，集合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奴這二十年選練，犀利精強，本酋號令極嚴，韋都用兵有法，又恆以大眾敵我偏師，漸次騷除，能無盡乎？”總的來看，晚明時期的明朝軍隊戰鬥力呈下降趨勢。
二是家丁和將領之間有著隸屬關係濃厚的主從色彩，使得朝廷軍事集權的傳統難以發揮作用，明廷逐步喪失了對軍隊的有效管理。在明朝中前期，為了防止將領們擅權，明廷規定了“兵將分離”的軍事管理政策，但是，隨著家丁制度的興盛，國家的精銳武裝力量逐漸彙集到各級將領手裡，國家的“衛所”正規軍反而被逐漸掏空，雖然明朝朝廷為了避免家丁徹底淪為各級將領的私兵，將定額數量的家丁納入朝廷編制，每月給予祿米和餉銀，試圖加強家丁們對朝廷的向心力和歸屬感。
“令京營將官有曾任邊防者，每員準家丁二十名，每月給米二石，仍給犒賞銀五兩，於太僕寺馬價或本營子粒銀內動支。”
但是，家丁和將領之間仍然有著隸屬關係濃厚的主從色彩，這就使得將領在關鍵時刻以考慮自身利益為主，甚至出現無視皇帝命令的情況。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屢屢無法突破遼東防線的皇太極改變進攻路線，避開寧遠、錦州，分兵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入關內，攻佔遵化（今屬河北），直逼京師。袁崇煥率關寧鐵騎火速入關勤王，在皇太極暫時撤軍形勢有所好轉之際，崇禎帝中了反間計將袁崇煥打入大牢。跟隨袁崇煥勤王的祖大壽擔心自身安危，未經允許擅自率軍返回寧遠駐地，即使是皇帝詔書下令也不願意返回勤王，最後還是在袁崇煥親筆書信和其母勸說以軍功保全袁崇煥的理由之下，祖大壽才率軍回京。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五，已經在西安稱帝的李自成大順軍進逼北京，形勢危急之下，在群臣的進諫下，崇禎皇帝加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下令吳三桂率關寧鐵騎棄守寧遠，緊急入關勤王。吳三桂衡量當時的局勢，認為大明氣數將盡，不願意把手裡唯一的籌碼消耗在對李自成大軍的對抗中，但考慮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吳三桂表面上順從崇禎帝的勤王號召，開始將軍隊緩慢地向北京方向開進，等待北京方面傳來的戰報，當3月22日，吳三桂大軍終於行至唐山時，得到了北京陷落崇禎帝殉國的消息。吳三桂果斷地將大軍撤回山海關。
結語
明朝家丁制度是在明朝開國之初創建的“衛所制”制度逐漸崩潰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國家正規軍難以有效承擔國防重任的情況下，明朝家丁因其驍勇善戰，軍事素質較高，成為了明朝中後期軍隊的中堅力量，在鎮壓內亂、外禦敵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因家丁制度存在整體弱化國家軍隊戰鬥力、將領私人隸屬關係濃厚等弊端，家丁制度雖然多次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危難，但是，最終無力挽大廈於將傾，伴隨著南明悲歌，明朝家丁制度也最終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參考資料：《明史》、《野獲編補遺兵部家丁》、《國榷》、《籌遼碩畫》、《皇明經世文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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