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Issac
记者按：
我与摄影师罗德里戈·普列托谈了谈他与马丁·斯科塞斯拍摄《爱尔兰人》的经历。
他们也曾在《沉默》和《华尔街之狼》中合作，我也很想知道普列托应对这部影片带来的全新挑战的方式，以及他对影片中复杂的主角弗兰克·希兰的构想。
和许多观众一样，他似乎也对影片中的表演感到非常惊喜，不过他也深入探讨了运用色彩呈现不同时代和记忆质感的方式。他还谈及了弗兰克沉默寡言的女儿佩吉在戏剧结构中的地位。
记者：您会如何形容《爱尔兰人》的故事？
普列托：这部影片讲述了黑手党弗兰克·希拉的故事，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许多战斗、许多死亡，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杀戮，这让他失去了对这种行为的敏感性。这也让他得以将杀戮当作是一种工作。
弗兰克遇到了费城黑手党的头号人物拉塞尔·布法利诺，他们成为了好朋友，而布法利诺和其他黑手党人士渐渐开始对他更加信任。因此，他们开始要求他为自己工作，并且逐渐地招募他成为党内的杀手。
弗兰克是一位卡车司机，所以他以司机的身份加入了卡车工会联盟，接着布法利诺就把他介绍给了吉米·霍法，这开启了一段非常紧密的关系。
弗兰克开始帮助吉米·霍法，他努力在工会中工作，使用一些非常困难的方法来招募新的成员，也从政府那里拿取他们所需、所要的东西。由此，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三个人的关系。
记者：在准备电影的时候，马丁·斯科塞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普列托：当我们开始准备电影的时候，斯科塞斯提到了一些概念。其中一个概念是很早就引入的，那就是如何获取记忆中的那种过去的影像质感。他提到了超8毫米或16毫米的家庭电影，然后他就是问我，如何从大体上达成那种效果，而且还不能仅仅只是使用手持拍摄的、带有斑痕的影像。
所以，我开始更多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模仿不同年代的影像外观，尤其是五十年代，接着是六十年代，当然，也有很多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
我决定通过影像的外观来区分这些不同的年代，模仿那些感光乳剂：五十年代的柯达克罗姆胶卷有着非常饱和的色彩；到了六十年代，我们转向了埃克塔克罗姆胶卷（色彩也十分饱和，但更趋近于蓝绿色）。
接着就是七十年代了，我转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像外观，这不仅仅是摄影层面的：我使用了ENR工艺，这是一种由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在使用特艺彩色胶片时发展的技法，也就是在形成彩色画面的时候，让银质颗粒留在胶片上，这样就能赋予影像较高的对比度、减少色彩的饱和度。
接着，我们就在八十、九十年代失去了色彩：我开始利用这种ENR效果的层次感。虽然发生的事件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妙，但是我们使用的这种手法，创造了一种与过去相关联的怀旧之情。
斯科塞斯在弗兰克·希兰的人物设定上谈了很多，他不希望希兰做的那些事显得让人兴奋。他希望有一种常规的感觉，这主要与摄影有关。当我们看到他杀戮时，我们并不会觉得那种场景刺激、性感。我们以相对简单的方式来拍摄它，相机会垂直于水平线。
当相机移动的时候，它会采取非常简单的路径，基本上是一次单向的平移：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这是一种直接的、常规化的方式，几乎就像「发条」（斯科塞斯所用的词）一样。这很简单——他做着这种暴力行为，并继续过着他的生活。
这赋予了影片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用这种方式拍摄暴力场景，其他东西我们都是这么拍的。当然，在某些时刻，影像会呈现出斯科塞斯的那种华丽的风格，但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摄影机才会进行剧烈的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比较质朴的。
记者：由于时间的跨度，我们会看到演员呈现出不同的年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极高的演技水平。
普列托：毋庸置疑。我认为这部电影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就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拍摄的时候，令我着迷的部分，就在于目睹这些令人置信的表演者共同工作的场景。我认为这是这部影片的重大看点之一。
记者：在通过视觉元素处理时间的流逝这一点上，您还有参考其他的作品吗？
普列托：我不记得有特别参考什么电影，但我确实记得，我给斯科塞斯看了很多贴满照片的书籍，它们涉及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乳剂。我开始与伦敦、洛杉矶和纽约的色彩科学家一起，探索创造那些影像外观的方法。这种仿真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科学的。
我们去寻找那些柯达公司的人，直接询问他们是如何创造出那些色彩的。我们先是用替身演员拍摄一些测试片，然后才让穿着戏服的演员来切身实践。我们会再对它们进行一些调整，斯科塞斯也会发表自己的评价——这就是我们呈现不同年代影像的方式。
斯科塞斯可真是一个电影迷，我有时候会为了还原时代的质感，去看一些特定的电影，而他会把这些电影都认出来。我们也会看一些那个时代、那类事件的新闻影片段落。这些因素也会对影片的整体质感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每个人都对通过CGI老化外观这种做法感到好奇，我开始联想到一些过去的例子——《本杰明·巴顿奇事》或是一些类似的作品。
普列托：我猜那是第一批大规模采用此类技术的影片之一。我认为这是开创性的，因为它没有进行「修饰」。它并不是去捕捉演员的脸，然后再去把皱纹之类的东西修掉。它是一种完整的、包括CGI的新技术，为了使用这种技术，我们就必须开发这些相机装置，让视觉效果团队能够对场景进行测量性的捕捉。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需要一台从特定角度拍摄的摄影机——每一个角度都必须包含两台或更多的摄影机。从本质上来说，主摄影机是为了拍摄画面，而那些两台或更多的摄影机，则在即时地、同步地捕捉画面的体量。
此外，这些相机还会捕捉一些跟踪标记，不过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些标记的——它们是一些红外线的信号。这些「见证者相机」可以捕获它们。当你看着演员的时候，你从他们脸上可以获取的信息是很少的。
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觉得自己置身于任何技术环境。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提供一个系统，以让这些摄影机装置不会那么难以操作，这个系统也决定了我们拍摄电影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想出足够轻巧的材料，以及将摄影机连接到电线的方式——它们必须是同步的，而且不能太大、太难操纵。
不过，这些装置看起来还是很奇怪。这就是我们将它们称为「三头怪兽」或「九头蛇」的原因，因为它确实有点可怕。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提供斯科塞斯想要的任何镜头，重要的是他不觉得受限制。我们可以用斯坦尼康、升降机，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一种挑战。
记者：「见证者相机」对于这样一部电影来说非常完美。
普列托：它们确实很完美。
记者：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乔·佩西——在这部影片里，您与如此与众不同的演员一起合作。您还记得每个人对拍摄过程的反应吗？
普列托：对于演员来说，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表现出不同的年龄阶段，因为他们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进化、变化，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他们的个性。
在某一时刻，这种老化过程就停止了，我们开始使用普通的妆容。角色的年龄基本已经与演员的年龄持平。接着，他们继续变老，我们就必须开始使用假体来化妆。观看这些演员的表演非常有趣——尤其是佩西，当然德尼罗也如此。
我们安排了一个人来监督他们的姿态与姿势，并帮助他们记住自己走路的方式、特定年龄的站立方式。因为他们的身体本身从未真正改变过，那身体就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必须去适应自己的年龄。
在德尼罗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数十年的巨大变迁。关于这种过程的一切都令人着迷。他的姿态、他说话的方式与节奏——他确实在扮演着同一个人。弗兰克·希兰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他是一个封闭的人、有些口吃。而且，他并不是一个靠对话驱动的角色，我们更应该通过他的行为和行事方式来了解他。甚至他不做的那些事也很重要。
有一次，德尼罗登上了一架小飞机，他打算去做一件可怕的事情——就算是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从情感上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他总是会隐藏这些情绪。这里就用了一个镜头，一个特写镜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那坐着。这架小飞机开始滑行，开始带他去做这件可怕的事情。仅仅只是看着德尼罗的眼睛，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我们拍摄的时候，我几乎要留下眼泪了，可是他什么也没做。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也没做」，但是你可以读懂他的灵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最喜爱的时刻之一。
记者：谈到他的角色，让我想起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黑色电影，以及这些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探讨二战归来的男人们的主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我们会观察他们处理这些伤害的方式。《爱尔兰人》看起来似乎与电影史中的那段时期有关。您几乎将德尼罗的角色描述为从事某项工作的工人。
普列托：这种描述是非常精确的。这种元素频繁地出现在过去的黑色电影中，虽然它不能算是一种风格化元素，不过它确实出现在那种黑色电影的某些场景之中。我们的主角离你们印象与你们印象中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他的所作所为是值得怀疑的。看起来他似乎并没有悔意。
但是，在影片中有一个判断性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女儿佩吉——那是一个理解他，或者说可以看穿他的人。我认为在这个角色的衬托下，他可能会表露出某种愧疚的、或是疼痛的情绪。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利用其他角色来衬托这个主要人物，而这个主角似乎只是在干一件工作而已。但是也许他确实在乎某些事情，也许他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他「在乎」的方式，就是去体认女儿的感受或是想法，而女儿也在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角色的实质。不过这也仅仅只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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