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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家住陕西高阳镇的“小镇青年”王中林20岁，是一名大三学生。
那年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叫“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王中林在那里学习物理学。
虽然家境不好，但王家一起努力，给王中林提供了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他也没让家里人失望，小学、中学、高中一直都是第一名。
报考大学的时候，王中林最初的志愿是学习雷达、计算机，可阴差阳错，因为物理成绩好，学校把他分到了物理专业。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他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一条标准，本科每门课程不能低于90分。
对于一个初中和高中基础并不好的青年来说，要达到如此的标准该付出多大的努力啊，王中林自己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和夜晚是陪着书本度过的。在西安读书的四年时间里，除了能找到书店外，其他的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青年王中林
到了大三这年，学校得到了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考试的名额，可以送3个学生去美国进修的，20岁的王中林报了名，但因为英语太差，没通过。
随后一年，在大姐买的录音机的帮助下，他恶补起了英语。转年的第二次选拔，他顺利通过，并成为西北五省唯一被录取的学生。
随后，他选择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作为目标，因为A开头的学校排在了列表最前面。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他投身到了一位名叫考利（Cowley）的教授门下。当时他应该不知道，这位全名叫做约翰·麦斯威尔·考利（John Maxwell Cowley）的教授，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祖师级人物。
就这样，一次撞大运般的选择，开启了王中林的科研之路。
1995年，王中林应聘到了佐治亚理工学院当副教授，从事纳米科学研究 。第二年，他在纳米领域的第一篇文章在《Adv. Materials》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极大关注，该文章被引用次数超过200次。
同年，他的第二本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材料学会会刊评论为“反射电子显微学唯一的和必读的教材”。
2000年，王中林率领的研究小组发现并合成了半导体氧化物纳米带结构，为纳米级传感和敏感器以及光电器件打下基础。《科学》杂志发表了其文章并评论说“该文章报道了振奋人心的纳米材料，从来没在科学文献中看到过这种材料”。
王中林和他纳米器件，图片来源：NSF.gov_wps图片
此后的20年多年里，王中林往返中美间120余次，培养了150多位分布在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华人优秀人才。和国内学者合作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帮助扩大中国科技界在国际科学舞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为国内培养、锻炼和输送了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王中林把人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第二个阶段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朋友和周围的人；第三个阶段要用自己的知识来为国家作贡献。
“第三阶段取得的成就是最璀璨的，也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王中林说：“我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是王中林一贯的主张，也是王中林的亲身实践。多年后，王中林成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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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林选择的路，来自当年那次撞大运般的机遇。
1972年9月，李政道教授自1946年赴美后第一次回国。当时，整个国家非常混乱，科教系统也非常混乱，教育停顿了，科研也近乎停顿。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对此充满忧愁，非常担心。
从国内返美后，很多记者要采访他对国内情况的看法，李政道一概拒绝。他曾说：“我当然不赞成，不能接受把科学教育搞成这样子，但是我又不能在他们面前骂祖国，所以不见、不说，最简单。”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之邀讲学时与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合影。
两年后，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并参观了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之后，他写成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一文，认为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
这份《感想》通过朱光亚同志转给了总理，总理报给了主席。随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政道。会见时，除了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还有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
此后，李政道多次往返于中美之间，1979年春他回国访问期间，应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开了两门课：“统计物理”和“场论与粒子物理”。开课的目的是补课，主要是为了让国内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世界上的科学在这十几年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他的本行物理学方面的进展情况。
在讲课期间，李教授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非常好，同时深感要加快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为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萌芽，国家基本还处在封闭的状态，出国留学尚无渠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外汇支持出国学习。
同时，美国的规矩是申请入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必须经过GRE考试，非美国的外国学生还需考TOEFL。此外还要填写很复杂的申请程序。而当时中国根本没有GRE和TOEFL考试，中国学生也根本不知道美国研究院和大学招生的手续和规矩。
CUSPEA1981年全国前五名合影，正中为201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文小刚（当年CUSPEA第一名）。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中国人想要出国留学堪比登天。针对这种情形，李教授花了很多时间，专门创造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暂时的、公正有效的留学渠道——CUSPEA项目。
对于创设CUSPEA的建议，中央领导都十分赞成。这就是后来改变20岁王中林院士命运的那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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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安落实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方案的人，是西北大学侯伯宇教授及其研究群体。
侯伯宇教授
侯教授的父亲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侯镜如，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四方辗转，1947年，侯伯宇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不过，次年12月，因父亲侯镜如受命前往香港，侯伯宇也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前往，并于第二年回国。
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为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侯教授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1973年，侯教授主动投身西部建设，从此在西北大学勤恳工作了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曾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都被他一一谢绝。
李政道教授同侯伯宇教授是1979年在北京相识的。1980年元月，在广 州国际粒子物理学术会议上 , 他们加深了相互了解。后来 , 他们又在国内外多次接触 , 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
特别是1986年10月17日在北京成立 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之后，侯伯宇教授及其研究群体的研究工作 , 进一步获得李政道教授的关照 、 支持和指导。
侯伯宇（左一），李政道（左二）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是由意大利政府捐助、接受世界实验室指导 , 旨在“ 建立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以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的高层次民间研究机构，李政道任主任 , 周光召任副主任。
其研究成员从国内“中青年科学家”、“ 优秀 的中国青年博士 ”和“ 在国内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中聘任 。其名额非常有限。中心刚建立后 , 李政道教授就亲自聘任侯伯宇为特别成员。
以后 , 又聘请了多位西北大学学者。这个中心在每年春秋两批 学术活 动中 , 都邀请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博士们参加学术讨论。
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方案制定后，1981年，身在在美国的李政道教授将有关信息，正是通过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侯伯宇教授，传给了我国有关领导人 , 并很快获得 国家领导 的支持。
当侯伯宇教授将中央表示支持的信息返馈给李政道教授时，他非常高兴，当即复信。
李政道教授1981年4月18日给侯伯宇教授的复信
在第一 、 二届CUSPEA考试中，侯伯宇的硕士研究生有3名名列前茅。他们在留美期间还得到李政道教授的关心 和指导，有2名如期学成归来后 , 都破格晋升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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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53岁的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以“H—变换”或“侯氏理论”。
同年，李政道向当时我国最高领导人寄送了《关于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 ，第二年，又再次寄送《关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 些建议 》的信函，倡议将博士后研究制度移植到我国。
李政道同时也将这些信函的复印件寄给了侯伯宇教授。侯伯宇非常赞同这些促进人才交流与成长的积极倡议 , 并向李政道先生建议可在西北大学设站试点。
其实 , 李政道教授在他的博士后建站点设计方案中已考虑到了西北地区。他在致中央领导人的信函中提出，博士后站“不宜全部设在北京和上海。在全国东北、西 北、西南地区 , 也应精选研究单位，各设一试点。”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侯伯宇教授雕像
1984年5月1日，李政道访问西安。他就博士后问题，专题向陕西省有关领导和西安地区高校、科研单位的科技干部做了详细报告。
李政道教授的这些倡与建议，引起了我国教育界、科技界和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他访问西安十天后，由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 , 将西北大学物理学（理论物理专业）列入了建站计划。
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 , 一个培养和造就高级专门人才 , 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研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了，西北大学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从此诞生了。西北大学从建站以来，招收和培养出了多名国际一流的物理学人才。
李政道先生（左二）
1993年5月24日李政道首次访问西北大学，并欣然接受名誉教授之聘。
彼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基础科学研究已经受到普遍的冷落。李政道教授在西北大学做了题为《科学的发展：从古代中国到现代》的学术报告，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 性。
他说，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国在世界的科学地位变了，从领先地位变得落后了，其原因就是由于不了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
李政道教授还说 , 国家要给予支持，要稳定基础研究队伍，不要把基础研究队伍搞乱了。当然 , 基础研究的人数不一定很多，人员比例可少一些，但要精。应用要普，基础要精 , 要创造21世纪的科学文化，基础科学研究这部分队伍要保留下来。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多年以后，2019年11月25、26日来自全球的CUSPEA学者将在西安相聚，回首40年历程、祝贺李政道先生生日，并畅谈世界科技前沿和新时代趋势。
历史走过一个轮回，同时也在开启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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