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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家住陝西高陽鎮的“小鎮青年”王中林20歲，是一名大三學生。
那年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還叫“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王中林在那裡學習物理學。
雖然家境不好，但王家一起努力，給王中林提供了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他也沒讓家裡人失望，小學、中學、高中一直都是第一名。
報考大學的時候，王中林最初的志願是學習雷達、計算機，可陰差陽錯，因為物理成績好，學校把他分到了物理專業。進入大學校門的第一天，他就暗暗給自己定下一條標準，本科每門課程不能低於90分。
對於一個初中和高中基礎並不好的青年來說，要達到如此的標準該付出多大的努力啊，王中林自己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個週末和夜晚是陪著書本度過的。在西安讀書的四年時間裡，除了能找到書店外，其他的地方對他來說是陌生的。
青年王中林
到了大三這年，學校得到了CUSPEA（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考試的名額，可以送3個學生去美國進修的，20歲的王中林報了名，但因為英語太差，沒通過。
隨後一年，在大姐買的錄音機的幫助下，他惡補起了英語。轉年的第二次選拔，他順利通過，併成為西北五省唯一被錄取的學生。
隨後，他選擇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作為目標，因為A開頭的學校排在了列表最前面。可能也是同樣的原因，他投身到了一位名叫考利（Cowley）的教授門下。當時他應該不知道，這位全名叫做約翰·麥斯威爾·考利（John Maxwell Cowley）的教授，是高分辨電子顯微學的祖師級人物。
就這樣，一次撞大運般的選擇，開啟了王中林的科研之路。
1995年，王中林應聘到了佐治亞理工學院當副教授，從事納米科學研究 。第二年，他在納米領域的第一篇文章在《Adv. Materials》雜誌上發表，引起了極大關注，該文章被引用次數超過200次。
同年，他的第二本專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材料學會會刊評論為“反射電子顯微學唯一的和必讀的教材”。
2000年，王中林率領的研究小組發現併合成了半導體氧化物納米帶結構，為納米級傳感和敏感器以及光電器件打下基礎。《科學》雜誌發表了其文章並評論說“該文章報道了振奮人心的納米材料，從來沒在科學文獻中看到過這種材料”。
王中林和他納米器件，圖片來源：NSF.gov_wps圖片
此後的20年多年裡，王中林往返中美間120餘次，培養了150多位分佈在中國、臺灣和美國的華人優秀人才。和國內學者合作發表論文六十餘篇，幫助擴大中國科技界在國際科學舞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併為國內培養、鍛鍊和輸送了一批優秀的科研工作者。
王中林把人生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向世界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才華；第二個階段儘自己的能力幫助朋友和周圍的人；第三個階段要用自己的知識來為國家作貢獻。
“第三階段取得的成就是最璀璨的，也是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最重要的部分。”王中林說：“我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將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祖國是王中林一貫的主張，也是王中林的親身實踐。多年後，王中林成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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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林選擇的路，來自當年那次撞大運般的機遇。
1972年9月，李政道教授自1946年赴美后第一次回國。當時，整個國家非常混亂，科教系統也非常混亂，教育停頓了，科研也近乎停頓。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對此充滿憂愁，非常擔心。
從國內返美后，很多記者要採訪他對國內情況的看法，李政道一概拒絕。他曾說：“我當然不贊成，不能接受把科學教育搞成這樣子，但是我又不能在他們面前罵祖國，所以不見、不說，最簡單。”
1979年，李政道教授應中國科學院之邀講學時與嚴濟慈、錢三強、趙忠堯等著名物理學家合影。
兩年後，李政道第二次回國，並參觀了復旦大學和芭蕾舞學校，之後，他寫成了《參觀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一文，認為應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
這份《感想》通過朱光亞同志轉給了總理，總理報給了主席。隨後，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李政道。會見時，除了當時的一些中央領導，還有郭沫若、吳有訓、嚴濟慈、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學家。
此後，李政道多次往返於中美之間，1979年春他回國訪問期間，應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的邀請開了兩門課：“統計物理”和“場論與粒子物理”。開課的目的是補課，主要是為了讓國內的科技工作者瞭解世界上的科學在這十幾年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特別是他的本行物理學方面的進展情況。
在講課期間，李教授發現有些研究生素質非常好，同時深感要加快祖國科技人才的培養，只在國內辦講座補課是遠遠不夠的，
必須為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長遠之計。但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才剛剛萌芽，國家基本還處在封閉的狀態，出國留學尚無渠道。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不可能拿出大量外匯支持出國學習。
同時，美國的規矩是申請入美國大學和研究院必須經過GRE考試，非美國的外國學生還需考TOEFL。此外還要填寫很複雜的申請程序。而當時中國根本沒有GRE和TOEFL考試，中國學生也根本不知道美國研究院和大學招生的手續和規矩。
CUSPEA1981年全國前五名合影，正中為2018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文小剛（當年CUSPEA第一名）。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中國人想要出國留學堪比登天。針對這種情形，李教授花了很多時間，專門創造設計了一種獨特的、暫時的、公正有效的留學渠道——CUSPEA項目。
對於創設CUSPEA的建議，中央領導都十分贊成。這就是後來改變20歲王中林院士命運的那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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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安落實CUSPEA（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方案的人，是西北大學侯伯宇教授及其研究群體。
侯伯宇教授
侯教授的父親是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侯鏡如，他從小就跟著父親四方輾轉，1947年，侯伯宇考入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不過，次年12月，因父親侯鏡如受命前往香港，侯伯宇也中斷學業跟隨父親前往，並於第二年回國。
1956年國家提倡“向科學進軍”，為實現科學報國的理想，侯教授考取了西北大學物理系，並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1973年，侯教授主動投身西部建設，從此在西北大學勤懇工作了37年。其間，國內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曾以優厚的條件邀請他去工作，都被他一一謝絕。
李政道教授同侯伯宇教授是1979年在北京相識的。1980年元月，在廣 州國際粒子物理學術會議上 , 他們加深了相互瞭解。後來 , 他們又在國內外多次接觸 , 並建立了密切的學術交流關係。
特別是1986年10月17日在北京成立 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之後，侯伯宇教授及其研究群體的研究工作 , 進一步獲得李政道教授的關照 、 支持和指導。
侯伯宇（左一），李政道（左二）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是由意大利政府捐助、接受世界實驗室指導 , 旨在“ 建立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科學家之間的聯繫，以鼓勵中國科學家在國內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的高層次民間研究機構，李政道任主任 , 周光召任副主任。
其研究成員從國內“中青年科學家”、“ 優秀 的中國青年博士 ”和“ 在國內工作的理論物理學家”中聘任 。其名額非常有限。中心剛建立後 , 李政道教授就親自聘任侯伯宇為特別成員。
以後 , 又聘請了多位西北大學學者。這個中心在每年春秋兩批 學術活 動中 , 都邀請西北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博士們參加學術討論。
CUSPEA（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方案制定後，1981年，身在在美國的李政道教授將有關信息，正是通過當時在美國訪問的侯伯宇教授，傳給了我國有關領導人 , 並很快獲得 國家領導 的支持。
當侯伯宇教授將中央表示支持的信息返饋給李政道教授時，他非常高興，當即覆信。
李政道教授1981年4月18日給侯伯宇教授的覆信
在第一 、 二屆CUSPEA考試中，侯伯宇的碩士研究生有3名名列前茅。他們在留美期間還得到李政道教授的關心 和指導，有2名如期學成歸來後 , 都破格晉升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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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53歲的侯伯宇與美國布魯克海文國立實驗室喬玲麗博士合作，推導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恆流的結果，運用對偶變換找到了給出所有無窮多個守恆流生成元的辦法。這一研究成果被國際學術界冠以“H—變換”或“侯氏理論”。
同年，李政道向當時我國最高領導人寄送了《關於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初步建議》 ，第二年，又再次寄送《關於如何安排博士後科技青年的一 些建議 》的信函，倡議將博士後研究制度移植到我國。
李政道同時也將這些信函的複印件寄給了侯伯宇教授。侯伯宇非常贊同這些促進人才交流與成長的積極倡議 , 並向李政道先生建議可在西北大學設站試點。
其實 , 李政道教授在他的博士後建站點設計方案中已考慮到了西北地區。他在致中央領導人的信函中提出，博士後站“不宜全部設在北京和上海。在全國東北、西 北、西南地區 , 也應精選研究單位，各設一試點。”
西北大學長安校區侯伯宇教授雕像
1984年5月1日，李政道訪問西安。他就博士後問題，專題向陝西省有關領導和西安地區高校、科研單位的科技幹部做了詳細報告。
李政道教授的這些倡與建議，引起了我國教育界、科技界和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在他訪問西安十天後，由國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聯合向國務院呈報了《關於試辦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 , 將西北大學物理學（理論物理專業）列入了建站計劃。
7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 , 一個培養和造就高級專門人才 , 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博士後研究制度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來了，西北大學物理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也從此誕生了。西北大學從建站以來，招收和培養出了多名國際一流的物理學人才。
李政道先生（左二）
1993年5月24日李政道首次訪問西北大學，並欣然接受名譽教授之聘。
彼時，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基礎科學研究已經受到普遍的冷落。李政道教授在西北大學做了題為《科學的發展：從古代中國到現代》的學術報告，反覆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 性。
他說，從16世紀到20世紀，中國在世界的科學地位變了，從領先地位變得落後了，其原因就是由於不瞭解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忽視了基礎理論研究。
李政道教授還說 , 國家要給予支持，要穩定基礎研究隊伍，不要把基礎研究隊伍搞亂了。當然 , 基礎研究的人數不一定很多，人員比例可少一些，但要精。應用要普，基礎要精 , 要創造21世紀的科學文化，基礎科學研究這部分隊伍要保留下來。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科學對人類的重大貢獻。
多年以後，2019年11月25、26日來自全球的CUSPEA學者將在西安相聚，回首40年曆程、祝賀李政道先生生日，並暢談世界科技前沿和新時代趨勢。
歷史走過一個輪迴，同時也在開啟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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