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移民史的研究中，“江西填湖廣”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大多數學者也將之視為一個曾在移民史中真實發生的現象，他們的研究表明，這一移民浪潮發生於元明交替之際，同時，江西移民的後代構成了今天湖南、湖北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然而，深入到這一問題的背後，即可發現學術界對之進行認定主要是建立於民間譜牒資料的基礎之上，並且，在譜牒中還出現了“江西填湖廣”的不同地方版本，鄂東地區即有“江西瓦屑壩”、“南昌筷子巷”等移民傳說。本文將對“江西瓦屑壩”的移民傳說進行分析，指出這些譜牒的記載中存在著眾多虛構的成分。然而，移民傳說是本地宗族對祖先定居史的言說，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反映，對於當地民眾來說，它又是真實的，因此，需要將譜牒這類資料放在當地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予以考察。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江西瓦屑壩”：“江西填湖廣”的一個地方版本
“江西填湖廣”一語為人們所耳熟能詳，正得益於清代學者魏源在著名的《湖廣水利論》中的一段話：
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
由此可見，這段記載專指清初的移民運動，並且強調了江西一湖廣一四川三地移民過程的遞進關聯。時至今日，學者們通過研究，將“江西填湖廣”所描繪移民過程的時間提前到了元末明初。譚其驤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根據地方誌中的氏族志以及少量的家譜等資料，深入分析了湖南人口的由來，並且指出：其一，湖南人口大部分由江西遷來；其二，他們遷移的時間主要集中在元末明初之時。對於本文所研究的鄂東地區，學者們同樣根據方誌及其家譜的資料，證明了元末明初移民浪潮的存在。可見，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地方誌及民間的家譜等資料，那麼，對於“江西填湖廣”的反思就必須從這些資料入手。
民間譜牒方面，檢閱各姓族譜的具體記述，的確反映出這一移民過程的存在。首先，許多族譜都肯定了本族乃至所知其他宗族大都是江西移民的後裔，現僅摘錄數例如下：
麻城《毛氏宗譜》：毛氏之先，江西人也。居江西者名字鄉郡無傳，惟季二公始可紀。公生丁閏時，民人倚徙而不遑寧處，志欲北迴，涉彭蠡阽於危，誓誦青苗度人經，並然中元下元，遂濟至黃之亭州，會邑中兵燹後黔黎蕭條，田廬榛曠，得隨作止而創基焉。
黃岡《羅氏宗譜》：羅氏聚居黃岡者，無慮數十，大抵各祠其始遷之祖，而皆來自江西。
麻城《彭氏族譜》：（麻城）外籍不一，而江右獨多。以餘所見逮餘所聞者，皆各言江西雲，夫邑之來江西者，不止萬族。f
黃岡《黃氏宗譜》：現今大姓之雜於（黃）岡、（蘄）水、麻（城）、（黃）安者，類皆發源於江右。
類似這樣的記述在鄂東的族譜中屢見不鮮，他們的視野大多超出了本族的範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社會概況，其中《黃氏宗譜》關於“大姓”的說法就有些意味深長了。
繼而，這些族譜指出，由於元末明初的戰亂使得本地原來的土著人口或亡或逃，從而呈現出“土曠人稀”的景象，於是在官府相關諭令的號召以及江西本身“土滿人多”推力的雙重作用下，大量的江右之民遷居本地，從而形成如此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前揭黃岡《黃氏宗譜》即雲：“元季，宇內鼎沸，齊安一帶，諸郡盡為禾黍。有明定鼎，遷饒民於湖北等處。一時間各大姓接壤而居，類皆發源於江右焉。”又據黃岡《蔡氏宗譜》記載：
元朝末年，紅巾猖獗，楚中郡邑及鄉曲村巷屠戮殆盡，不啻靡有孑遺之慘，戶口百無二三。下詔招集安插，一時技能術數輩立草為標，永為世業。
此外，在地方誌之中同樣可以發現有關元明之際江右之民移居本地的記載，早者如明萬曆年間黃岡知縣茅瑞徵曾在論黃岡形勝之時提及：“異時紅巾嘯聚，傾市遷蜀，事定，授廛多江以西人”，晚者如同治《黃陂縣誌》卷一“風俗”所稱：“風俗與世易，或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況乎百里不同風，城與鄉異，鄉與鄉又各異。元末流賊之擾，至明初而土著者多遷四川，所有江右遷來之家，又或各自為俗，是風俗固難概論也。”在這裡，縣誌的編纂者不僅指出了元明之際江右移民浪潮的存在，甚至聲稱這股移民浪潮對本地的風俗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樣，修成於2000年的新洲《三店鎮志》亦稱：“據有關史志和譜牒記載，三店居民多數為元末明初從江西遷來，本地土著居民極少。”
不僅如此，在族譜的記載中，在黃岡、麻城、黃安以及黃陂等縣，這個移民浪潮的遷出地更驚人地集中在了“江西瓦屑壩”一地，從而形成了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南雄珠璣巷”、“洪洞大槐樹”等相類似的移民傳說。
關於“江西瓦屑壩”的具體所在，有的稱“饒州府餘干縣瓦屑壩”，有的稱“饒州府鄱陽縣瓦屑壩”，更多的則是稱為“江西饒州府樂平縣瓦屑壩”，另外，也有稱“瓦屑墩”、“瓦屑嶺”者。更有甚者，黃陂《喻氏宗譜》在記錄始遷祖的來歷時，競將“瓦屑壩”版本與鄂東地區另一個較為流行的移民傳說“南昌筷子巷”混為一談。該族譜記載：“吾喻氏籍原江右，始祖慶二公於明洪武二年(1369)，由江西南昌府筷子巷瓦屑墩，過籍於湖北黃陂縣駱家山，至喻家稻場，遷居姚家集”。
就今所見，在鄂東地區的族譜中最早的有關“江西瓦屑壩”的說法，出現於黃岡《陳氏宗譜》中。據該譜記載，正德二年(1507)，陳道隆為本族貽遷祖所立的傳記之中說道：
元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徐壽輝、鄒普勝等攻屠蘄黃，赤其地，士民多徙他處實之。當是時也，一望原隰，有地無人。迨洪武六年(1373)，我祖福五公與弟福六公自江西饒州府樂平縣瓦屑壩同至此地崔家墩，拾飯甑一口，見其白飯滿載，與其弟曰：我兩人衣祿在此矣。爰立標準，十餘里外可無間焉。
如果這個記載屬實的話，可見“江西瓦屑壩”一說至遲在正德二年(1507)就已經出現了，此時距離洪武六年(1373)大約一百三十四年的時間，並不十分遙遠，似乎表明這個傳說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另外，上述黃陂喻氏在其族譜中轉載了一篇《靖果園太史（瓦屑墩考）》的文章，有如下說明：
岡邑靖氏亦來自江右瓦屑墩，果園太史嘗求其地，兩次考核，亦可見孝子仁人之用心，如此纏綿無盡也。茲就萬氏譜中諱巖公節錄其梗概如此，雲讀岡邑萬府譜中所載，知瓦屑嶺之地，來自江右者無不附和，有同聲而未得其實，借錄此篇，特景仰於邱首之仁焉爾。
這篇《靖果園太史（瓦屑墩考）》不只是出現在《喻氏宗譜》之中，黃岡熊氏、林氏等族之譜均轉載了此文，其中《熊氏宗譜》在文後亦加說明：“按同郡各姓宗譜多有云明初自江西饒郡瓦屑壩來者，吾族始祖亦發跡於此時。”此處的靖果園太史即指靖道謨，考黃岡縣誌，靖道謨“字誠合，號果園……康熙辛丑（康熙六十年，1721）進士，選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官雲南姚州知州……以病乞歸，主鰲山、白鹿、江漢書院……乾隆十四年(1749)修黃州府志”。如果上述各姓的說法可靠的話，那麼，至遲在康熙後期至乾隆年間，“江西瓦屑壩”的傳說在當地就已經十分流行了。於是，可以看到在鄂東地區就出現了一個“江西填湖廣”的地方版本。
至於各族為何從瓦屑壩遷出，人們除了強調楚地因戰亂的破壞而出現地廣人稀的原因之外，還進一步指出瓦屑壩所在之處因受到吳宏等人的保護，並較早歸順朱元璋，因而甚少受到戰亂的衝擊，於是在洪武年間得以向外移民，如靖道謨在《瓦屑壩考》中稱：“洪武初，徙大姓實江淮，鄱陽一府為多，嘗求其故，鄱當元季，保障西南為吳公宏，保障東北有於公光，率先納土，太祖嘉之，故罹患稍淺，大姓之多，想原於此意。其徙時，皆擇豪右，如漢募民徙塞下，實關中，必如楚之屈景，齊之諸田，始與其選。”在這段說辭中，仍可看到對由瓦屑壩遷出者為豪右大姓的特別強調。
通過上述簡要疏理，可以發現學者們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是大量的民間譜牒以及方誌中的部分記載，而這些譜牒均為晚清或是民國時期所編修，說明了這些宗族在民國時期，甚至直至今日仍然生活在當地。由此可見，“江西填湖廣”，或者至少是鄂東地區的“江西瓦屑壩”之說包括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元末明初的江右移民浪潮確實存在；第二，這些移民的後裔直至今天仍然佔據著當地人口的大部分。
元末明初發生移民浪潮不難理解，畢竟這一時期的戰亂確實對鄂東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從而呈現出“土曠人稀”的景象，這批移民大部分從江西遷居而來也不難理解，畢竟江西東、南、西三面皆為大山，通過鄱陽湖進入長江，從而遷至鄂東地區是一條便捷可行的途徑。然而，頗難理解的一點是，何以當代居住在本地的大部分人仍然聲稱自己是元末明初的移民後代，要知道明清換代之際的戰亂對於當地社會摧殘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元明之際。仍以黃陂縣為例，據稱：“照得楚地（明清之間）頻遭寇禍，迭遇荒災，倖存孑遺，皆湯火餘生，為民上者，即百計撫綏，尚不能轉顛連於衽席，忍不聚所欲以困吾民哉？”這樣的記載在鄂東的方誌中俯拾皆是，而且，魏源對於“江西填湖廣”民謠的記錄，正是針對清初的戰亂而佔的，應該說此時同樣有大量的江西移民遷居此地。那麼，何以清初的移民浪潮在族譜這樣的民間文獻中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反而成為了一個消失在茫茫鄂東大地之上的幽靈了呢？
如果說鄂東地區許多人在經歷了明清之際的戰亂而仍然頑強地存活下來，從而導致清初的江西移民淹沒在這些遺民之中的話，那麼元明交替之時亦同樣有為數不少的人口仍在本地生存並且繁衍生息，如朱元璋於洪武九年(1376)旌表“蘄水縣民王燾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王燾之家在洪武年間即已七世同居，可見這個大家庭的形成應當是早於元明之際。又如蘄州之康茂才“元季兵亂，茂才團結鄉兵御之”。黃岡縣之廖永安“元末江淮兵起，聚保鄉里”。他們“聚保鄉里”的行為自然使本地的元代遺民得以生存。康、廖兩人因功績甚偉，當屬實施同樣作為之人中的佼佼者，方誌中類似的記載實不少見。據嘉靖《蘄州志》記載，燕子崖“在青山下鄉，去州北一百二十里，元至正間，汪不花團結鄉兵，立寨於此，築壘御紅巾賊”，許家洞“在六合山雞公尖，元末許姓者避亂於此，因名”。這些記載均反映出，本地有許多人仍然在元明之際的動亂中頑強生存下來。
如果慮及明代的人口較元代有所增長，因而在經歷了戰亂之後清初本地的人口數遠較明初時期為多，然在方誌中仍可看到明萬曆年間此地仍有大量荒閒的土地，茅瑞徵即言：“團風、陽邏堡，西北百里而遙，田多閒曠，有十畝價僅數金者；”萬曆時署黃梅知縣曾維倫亦曰：“至其風俗大端，土廣人稀，一夫受瘠田不下十餘畝。”此現象不獨鄂東地區如此，明人包汝楫在言及漢水流域時曾指出：“襄江道中，沿堤上下，蘆蕩不知幾千頃，土色青黃相錯，地形亦不窪，此吾鄉腴田也。不識何故，棄不樹藝，竟作樵漁湯沐邑，海內曠土，總不如湖廣之多，湖廣真廣哉。”雖然這些所謂“曠土“的記載並不能直接反映當時的人口狀況，但它仍從一個側面透露出鄂東地區明代人口增長的規模應當比本地在清廷治下要小許多。清初遷居本地的移民，他們的後代仍會不斷增長，事實上，卻只有少數人聲稱自己是清初移民的後裔。因此，上述人口增長因素尚不足以解釋清初的移民浪潮在譜牒等資料中消失的緣故。
數縣移民的遷出地驚人地集中於瓦屑壩一處，亦著實讓人費解，且不論此地原有的人口數不足以構成如此規模的移民運動，單就姓氏而言，據靖道謨於康乾時期的訪求，該地“其姓，則有餘、有陳、有鄒、有楊、有王、有趙、有董、有張、有彭”。黃岡縣人駙葵在編修宗譜時，曾曰：“我和四公自江右遷居，則今黃岡上伍鄉謝氏之一世祖也。葵於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交卸婺源印務，赴院時道出鄱陽，訪所謂瓦屑壩者，民居不滿十家，並無謝姓。”由此可見，瓦屑壩一地所能容納的姓氏數量是十分有限的，他們尚不足以支撐這股移民的浪潮。如此種種疑問，使人不得不對這一移民傳說的真實性產生質疑。
眾所周知，方誌中有關氏族與風俗的記載，通常依靠編修者在民間所收集的族譜等資料或是通過採訪彙編而成，因此，這個說法的立論基礎，毫無例外地都指向了宗族以及記載宗族歷史的族譜之上。由於正史中有關記載的缺失，使得大量採用族譜資料成為了對移民運動進行探討的一個切實可行途徑，如此看來，族譜記載的真實性就成為了檢驗“江西瓦屑壩”傳說的試金石了。
二、族譜記載的“真”與“偽”
早在一百餘年前，梁啟超先生就指出了譜牒是一個亟待開發的史料寶庫。當代日本學者上田信將日本的中國區域社會史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研究正史食貨志或是實錄的時期，這個階段的成果有稅制研究，它的特點是從中央政府的觀點來研究區域社會經濟；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50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相當成熟的以地方誌的研究為中心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從1980年開始的以家譜研究為中心的時期。在總結家譜這種特殊史料時，上田信指出它與方誌、政書等其他史料相比較，長處在於：“第一，家譜提供長期不斷的記錄。……第二，家譜提供跨省、府、縣等行政區域內的移動和聯絡的記錄。縣誌等各種地方誌一般記錄在一個行政區域內的事情，沒有記載跨過行政區的社會關係和現象。第三，家譜不但提供紳士、士大夫等社會上層的記錄，而且提供宗族裡面的佃農、小商人等社會下層的記錄。地方誌、文集等史料，一般只論及讀書人，不淪及老百姓。”
正如二者所言，在區域社會史尤其是民間社會史的研究中，譜牒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史料，那麼，族譜的記載是否就是真實可靠的呢？或者說，這些記載的真實性到底體現在什麼方面呢？
學者們普遍懷疑族譜中有關始遷祖之前的世系記載，認為其中攀援附會的情況十分常見，即使在一些族譜中，同樣記有嘲笑其他宗族修譜時存在“崇韜拜子儀之墓、諸胡帶陶楚之令”的嫌疑。對於始遷祖之後的記載，大部分學者認為它有著相當真實的一面，如部分學者就是依靠族譜中有關始遷時間的記載來進行移民史的研究。
但是這種記載的真實性仍然值得懷疑，畢竟大部分宗族譜牒的興修都是在始遷此地若干年之後才得以完成的，有時候甚至間隔了上百年乃至數百年的時間。他們通常對有詳細記載以前的事情並不十分有把握，麻城《王氏宗譜》即雲：“我族自明清以來，傳廿餘世，而宗湟大典，尚付闕如，一旦舉修，誠非易易，”為此，他們常常發出這樣的感慨：“族人所知者，不過本身以上二三世、三四世耳，推而上之，慨弗之知，譜之難，莫難於吾族矣。”麻城龔氏在民國十年(1921)編修宗譜時，亦言：“此次修輯宗譜，其最難之處在於宗支繁眾，文獻銷亡，譜成之後，公議各支各房收領者，當敬謹以珍藏，則文獻不至於殘滅，續修期以三十年為例，則宗支亦易於採輯，誠兩全之道也。”
如此看來，考察族譜記載是否屬實，首先就必須要明白譜牒編纂者的材料來源有哪些。科大衛曾總結香港新界上水廖氏宗族編纂族譜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彙集於祠堂內的牌位、管理及使用祖傳財產的文件、參加祭祀禮儀活動的人員名單以及奉祀於各家祭壇上的牌位等等。鄂東的情況與之較為類似，就筆者翻閱的譜牒來看，主要資料來源有：(1)族人歷代的傳說與回憶，如黃岡《蕭氏宗譜》雲：“予先世之所傳雲，予族之始祖庚一公與餘氏之始祖銘公，其初固同處於江西饒州者也，當皇明洪武間，餘祖銘公奉命戍黃，而予始祖庚一公亦以奉命來茲土”；(2)各家祭壇上的牌位，如黃岡舉人郭知易在萬曆年間修纂本族宗譜時，就是“採各分禱祀之章，詳各家稱謂之制……逐核其名，遞詳其分，耳目嚴明，世系昭信”；(3)祖傳財產的契約文書等文件及先世所立之碑刻資料；(4)修譜之時對現實情況的記錄等等。
一般而言，在上述數種資料來源中，後兩種資料由於有文本可依，且距離族譜編纂之時不遠，似乎較為可信。從各家祭壇上採集的牌位資料則不然，很多時候由於只是供奉自己的直系祖先，而且對世系較遠的祖先牌位常常將其移出祭壇等等，從而容易形成“一代一人”的基幹型，其結果就造成了世系脫落的現象。對於這種情況，鄂東許多宗族做法是依靠巫覡設立乩壇，請祖先之神“臨乩示判”，以使族譜的記載趨於完備，如黃岡《董氏宗譜》記載：“寅以不材，生當此際，猶復袖手以待，則譜事終屬子虛，由是午夜思維，必求補葺。或考諸遺文剩稿，或訪諸斷碣殘碑，或得諸古昔之傳聞，或憑諸父老之記憶，博採旁搜，參觀互證，閱十數寒暑，而後條理可分，因源溯流，由末返本，與墨譜遙遙相接，若合符節焉。猶復戒設乩壇，禱求先靈判示，重者刪之，缺者補之，錯訛乖謬者更而正之，譜於是乎得有定本矣。”又如黃岡王氏：
吾族自始祖宦遊來此，原籍譜稿遺失，嗣後徵文考獻，每有不足，茲因列祖臨乩指示，始得詳晰，如宗支世系、生庚卒葬、墳墓山向，悉遵祖訓。
黃岡陳氏在光緒十九年(1893)修譜時同樣採用了這種做法，據其宗譜記載：
餘族自公成祖而下，至蓮溪始祖勝公，不知世有若干，蒙祖瑞公降乩而判也。勝公生滸、璉；滸生和卿、啟後；啟後生又藩、質藩、凱旋；凱旋生大材、大慶、大傑。自勝公至大材，世無次據，照翔公降乩而判也。
可見這種做法主要應用在祖先的“宗支世系、生庚卒葬、墳墓山向”等方面記載不清的情形之下，這些依靠“臨乩示判”所得之祖先世系記載當然很難有真實性可言，其中“世無次據”的說法更是讓人懷疑這些宗族的始遷時間是否就是元末明初。麻城《龔氏宗譜》曰：“縣中金、程各姓修譜，因世系不清，請乩代判，吾族三世至七世或至十五世，裔簿祖諱雖存，然不知某氏系某代，某氏系某支，某支系出某祖，歧戶長長男常聰與金君朗山相契，因而請金姓扶乩之人設壇祠中，判出不清之關係，自己未七月起，至辛酉三月間，始將各支判清。”可見，“臨乩示判”的做法在修譜的過程中曾被許多宗族所採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慣例。
在族譜的各種資料來源中，最讓人產生疑問的就是有關傳說的記載，而這部分內容恰好大多是涉及始遷祖的。事實上，像上述黃岡蕭氏採傳說人譜的做法似乎還有一定根據可言，而有些宗族則依舊是以巫覡設乩壇的形式來判別有關始遷祖的記載，從而使問題疑竇叢生，如黃岡成氏即採此做法，據該族宗譜記載：
查吾鄉各姓始遷之祖，除少數老戶外，餘皆遷自江西，惟吾族則不然。其有仍以江西為原籍者，都以舊譜無徵，妄憑乩判，以他族多自江西，吾族想亦或然，沿訛襲謬，鑿空臆造，所書祖宗名字，半屬子虛烏有，更復不詳史乘，捏造顯貴官階，神話既屬荒唐，載筆者尤為簡陋，適足貽譏大雅，為通人所嗤耳。
成氏某些支派“妄認原籍江西”的例子因為合修宗譜時暴露出來。在其他宗族中仍然存在類似的現象，如黃岡馬氏同樣在無法確知始祖遷自何方時，“設乩問訊”，該族譜曰：
修譜必首序原籍何處，遷於何代何年，又必上溯始祖之所自出，凡以明本原之不可沒也。吾族卜居於此，或雲來自河南，或雲來自江西筷子鄉，二說皆無確據，而年代久已失傳，始祖以上亦復無考，均置之不論，此前清辛卯(1891)創修不得已之說也。迨民國庚申(1920)續修，特設乩壇問訊，三世子元公上乩謂，吾族始祖實由江西筷子鄉，於洪武辛未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秋九月丙午日來此貿易，始居東馬家，繼居馬家塝，至清乙巳（康熙四年，1665）遷於馬家畈，蓋吾先人屢遭播蕩，創業艱難，後嗣其志之勿忘。
如果說上述陳氏的例子只是讓人對鄂東宗族的始遷時間表示懷疑的話，那麼黃岡成氏的某些支派與馬氏的例子就更是讓人質疑所謂江右之人在移民中佔據的比例如此之高是否可靠了。
黃岡陳氏的例子則更加具體地驗證了以上諸種懷疑，當他們請來塾師曹作賓為該族創修的宗譜潤色時，曹作賓就發現：
……若謂其始祖有白良者，同昆季三人由江右來楚，其二人未知去向，良則隸籍於邑之石屋西境陳家田結廬焉……方謂自豫章徙楚者，至今皆二十世以外，而茲譜僅十二三世，其必白良以下、世珍以前有數代闕文無疑，及觀新墨稿，一世昊服名後注云：洪武庚子自江右鳳天莊來此，彷彿與舊序白良相同，遞衍至十世，源源本本，不一其人，補短接長，將舊稿前後未詳諸名目，俱載明所出所生，而各屬無疑，直與舊稿遙遙相接，然終無白良其人，此之所謂昊服，其即彼之所謂白良，而有名與字之分歟？第其中取名之字義多不近情，且洪武在位無庚子紀年，況宗字派（即陳氏所謂的第三代）凡二十五人，今之枝繁葉茂者，皆宗友一人之後，其餘或及身而止，或再傳而止，或三四傳而止，多不過五傳亦止。竊謂遠追九世，去今約五百有餘歲，非有當時之獻、衍當時之文，何足徵信，因疑致問其所從來。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陳氏對其始遷祖的名字都沒有十足把握，而且始遷之後的世系更是混亂，從而出現了“今之枝繁葉茂者，皆宗友一人之後”的情況。在此例中，最不可思議的地方當然是陳氏有關始遷時間的說法，其他元末明初的移民後裔已經傳至二十餘世，但陳氏僅有十二三世而已，可見，該族始遷時間極有可能要晚於元末明初之時。對於這些疑問，曹作賓發出了“非有當時之獻、衍當時之文，何足徵信，因疑致問其所從來”的感慨。的確，由於族譜的編修是在宗族定居之後的若干年才開始的，它本身不是共時性的描述，而只是一種追溯性的過程，很多時候，編修者已經無法確知當時的真實情況，因此，人云亦云，或是進行杜撰編造的情形也就在所難免，亦不足為奇了。
三、餘論：族譜自有其“真”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建構於族譜之上的移民傳說並不見得符合史實，筆者不否認元明之際曾有大量的江西移民遷居鄂東地區，但是當這一結論建基於族譜資料之上時，無疑其規模在無形中被誇大了。因此，正如陳支平所言，對於族譜這種主觀隨意性很大的民間文本，既需要看到它所蘊含的整體學術價值，同樣也不能忽視對它的鑑別取捨，一種可取的方法是對之採取實事求是、客觀審慎的科學態庋。
然而，無論是否真是江西移民的後代，本地人對此說法卻深信不疑，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同樣關注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南雄珠璣巷”的日本人類學家瀨川昌久對族譜的真實性亦有論述，他說道：
毫無疑問，族譜並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純客觀”事實的記錄，而顯然是由作為當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個成員親手編纂並保存下來的文獻。希望闡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歷史這一動機，雖然導致出現這樣一種對整個家族、宗族成員的事蹟以及他們之間的系譜關係進行精確描述的“歷史”記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動機，才使得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行為，介入了何種內容應該寫入族譜，何種內容不該寫入族譜這一判斷過程之中。其結果，就有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賦予族譜中所記錄的內容以某種虛擬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編纂者自身來說，族譜的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和自我誇耀直接相連的東西。
因此他認為，“充分的保留對於族譜記載內容真偽程度的判定，而將其內容重新理解為帶引號的‘事實’，併力圖去解明記錄了這些族譜的編纂者的意識結構，以及存在於他們背後的社會性與文化性規範，這比一味糾纏族譜的真實性要有意義得多。而且正是在這樣一種眼光的觀照下，族譜才成為無價之寶：”它可以極其生動地告訴我們，隱藏在宗族、祖先祭祀以及這些活動背後的父系世系理念、對於父祖之地的認同，等等。
瀨川氏的說法可謂極有見地，我們的確無須糾纏於族譜的記載是否符合歷史事實的問題，而是應該將其放人當地社會的具體場景中加以考察，去看看為什麼當地人如此深信自己就是元末明初江西移民的後裔，從這個角度來說，族譜的記載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性就體現在它反映出這個傳說背後所隱藏的當地人的意識結構，以及當地社會的文化性與社會性規範。如此看來，對於“江西瓦屑壩”移民傳說的解讀，就必須依賴於對鄂東宗族以及地方社會進行詳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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