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曄旻
徐州的陶謙，是三國時期“悲情人物”的代表。他是丹陽郡丹陽縣人。此丹陽非彼丹陽，與今天隸屬江蘇省鎮江市的丹陽還隔著數百里路程，而在今天的安徽省當塗的東北。陶謙小時候，他的父親在餘姚（今屬浙江）做過官，去世很早。無人管教的陶謙一副“孩子王”的模樣，到了14歲還“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引得全縣兒童尾隨圍觀。當過倉梧太守的甘公正好出門遇見陶謙這副模樣，居然決定把寶貝女兒嫁給他，甘夫人自然不願意了，“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解釋，陶謙此人“有奇表”，“長必大成”，嫁女兒算是投資了一支“潛力股”。
看來，這位甘公畢竟吃過朝廷的俸祿，識人有幾分眼光。陶謙年歲稍大，便勤於讀書，出任州郡吏，被舉為“茂才”，當上廬江郡舒縣令，又升遷為幽州刺史，再被任命為議郎，任車騎將軍張溫的參軍事（當時孫堅就是他的同事）。在仕途上可謂是一帆風順了。
中平六年（189），陶謙出任徐州刺史（後來升任“徐州牧”）。漢代的徐州下轄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國。“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約為今之江蘇長江以北及山東東南部，東漢州治起初在郯（今山東郯城），後來移至了下邳（今江蘇睢寧）。
陶謙上任之時，恰逢當時黃巾軍餘部在青、徐、兗一帶（今河南、山東與江蘇北部）復起，聲勢浩大。兗州刺史劉岱在與黃巾軍作戰中死去，青州刺史焦和亦憂心而死，倒是陶謙臨危不亂，任用驍勇善戰的臧霸為騎都尉，將徐州的黃巾起義鎮壓下去，很快“境內晏然”。
即便如此，陶謙要在徐州站穩腳跟也並不容易。他不像公孫瓚那樣一直在冀州為官，更不如士燮本身就是交州的土豪那般根基深厚。陶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官僚，純粹只是奉著朝廷的詔命出任刺史而已，在徐州談不上有什麼根基。徐州地方的豪姓大宗，比如陳登父子、糜竺兄弟，對於這位空降而來的刺史自然也不感冒。“名士”趙昱更直接表露了大姓宗族勢力對於陶謙的不合作態度。陶謙先任命他當“別駕從事”，居然被藉口生病拒絕。最後這位趙昱居然是在陶謙“欲威以刑罰”的人身威脅下才勉強出來做官的。除了威逼其合作外，陶謙還採取了鎮壓的方法，也就是史書所說的“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但鎮壓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畢竟“黃巾起義”爆發之後，與其他地方一樣，徐州各地豪強大族也紛紛組織起了私兵武裝，“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沒”。
／《彩繪三國演義·陶恭祖三讓徐州》，近現代，金協中，國畫。故事出自《三國演義》第十二回
身為“外來戶”的陶謙無疑意識到了局勢的險惡。他自己來自丹陽郡。這裡正是稍後“山越”的主要分佈地區。丹陽被當時人目為精兵之所在，丹陽兵也以善戰而著名。於是，從家鄉招募“好武習戰”的子弟兵自然成了在徐州根基不牢的陶謙的不二選擇。
不但丹陽兵成為陶謙統治徐州的軍事支柱，丹陽同鄉在陶謙手下也極受信任。比如笮融帶著幾百人從丹陽老家投靠陶謙，被委以重任，督辦廣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糧運。滑稽的是此公沒有把挖地三尺弄來的糧食送去陶謙那裡，反而據為己有，發展自己的勢力。笮融發展勢力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在下邳城裡建了很多寺廟，各地和尚尼姑正沒飯吃，聽說有人管飯，自然蜂擁而來，一下子竟然來了好幾千。他命令全城百姓都要信佛，每家每戶都要天天唸經，時不時還要在大街上擺流水席，讓全城的善男信女都來吃大鍋飯，一次據說就花掉上億錢。就算這樣，陶謙仍舊不以為忤，繼續任由笮融在自己手下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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