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林毅夫於“新經濟新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研討會的發言實錄
林毅夫，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以下為演講實錄：
林毅夫：王主任、劉市長，大家上午好！
對新經濟我瞭解得不多，對成都是知道的，文化底蘊非常深厚，這些年去過幾次，但是瞭解有限。會議組織者建議我談談新經濟發展中的有為政府和有效治理，我就只能從我比較熟悉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談的會是比較原理性的，希望對我們成都在抓住這個機遇會有些幫助。我主要想談三方面：一方面，新經濟是科技發展和市場競爭的產物；第二，需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 的結合才能比較好推動科技發展，抓住新經濟的機會，並且能夠趨利避害；第三，簡單談一點對成都現在所做工作的期盼。
我們知道，在經濟增長當中有所謂現代經濟增長跟前現代經濟增長。這是庫茨涅茨提出的概念。18世紀之前被稱為前現代經濟增長，因為當時經濟增長的速度基本決定於人口增長的速度，人均收入水平是不提高的。在18世紀以後，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首先人均增長從前現代社會的大概平均每年0.05%，一下子增加了20倍，到每年1%。後來到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又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長達到2%。這麼大的變化實際是幾次工業革命、幾次技術革命帶來的對社會經濟進步的貢獻。首先，當然是第一代的蒸汽化，第二代的電氣化，第三代計算機、互聯網的信息化，我們知道現在進入到了第四代的工業革命，是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為特徵的新時代的到來。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後會出現一代一代新的技術變化，沒有它我們收入水平不會不斷提高。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新技術發明以後會帶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但是要是沒有新的技術的不斷湧現，在給定技術之下，資本不斷積累以後就會有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放慢，而且不僅是這樣，我們知道經濟競爭就像船的競爭一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新的技術發明以後，開始的時候可能有專利保護，過了一段時間專利保護過了，後面的人就可以把這個技術拿來用，那他的生產力水平就會跟你達成一個水平，你就沒有在市場當中獲取比別人更高利潤的機會，就沒有辦法維持在經濟當中的領先地位。所以，為了不斷在市場競爭當中維持領先地位，那就出現現代經濟增長裡面所講的內生經濟增長，也就是說，處於技術前沿的國家會不斷的從事新技術研發的投資，帶來新的技術不斷的湧現。這樣講起來，工業革命以後出現一代一代新的技術湧現，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它不僅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我前面講，新技術會帶來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增速不斷的增加，最主要是新技術尤其是新的帶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技術會帶來新產業、新業態，然後帶來新經濟增長點。
比如說，我前幾天剛看到一個資料，說現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7家是屬於新經濟的，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美國像蘋果、亞馬遜、谷歌都是新經濟，這可以表現出來，除了會有新的增長點、新的業態之外，這些革命性的技術也對我們已有的產業嫁接，讓它可以降低成本，然後產生新的競爭力。我們前一段時間推動“互聯網+”就體現了這個思路，你可以有互聯網加上原來的傳統產業的技術、產品，讓它能夠更方便地進入市場，或者是能夠更方便了解市場的需求，讓你的生產能夠更好地符合市場上的需要，這些都會帶來效率的提高、收入水平的增加。
這是我從學理上的粗淺認識。
那麼在這麼一個以市場競爭為驅動力的新科技的出現，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位的，
政府跟市場關係這是一個世紀難題。比如講新科技創新的人經常會講企業家的重要性，然後企業家希望只有市場的競爭，那最好政府不要去幹預，我想有不少這樣的理論。但是實際上如果只有企業家，而沒有政府的有為來提供服務跟趨利避害，首先新技術可能不出現，另外即使出現了給社會財富帶來增加的同時也可能給社會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後果。首先我們講新技術通常是要靠研發出來的，大家知道這種研發是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然後失敗的概率非常大，如果不給專利的話，那研發的積極性就很少，那專利是政府的一個行為，如果沒有政府，靠企業之間就只能作為企業自己獨家擁有的秘密，但是獨家擁有的秘密不容易保存，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由政府提供這方面的專利服務。
除了專利服務之外，還有其他的，我們知道技術的研發是基礎科研跟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新產品跟新技術的開發企業有很大的積極性，所以為什麼呢？開發出來能夠得到專利，所以企業有很大的積極性，即使風險很大，但是隻要成功一本萬利。但是基礎科研企業家不太願意做，因為基礎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論文，是公共產品，可是要是沒有基礎科研的話，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實際上是無源之水。所以，
政府就應該提供對基礎科研的投入，然後才會有源源不斷的新技術的湧現，實際上前面講的第一代工業革命、第二代工業革命、第三代工業革命跟現在的第四代工業革命，都是政府在基礎科研上投資所產生的結果。除了基礎科研需要靠政府之外，新的技術出現了以後，實際上有很多硬的基礎設施跟軟的基礎設施。硬的基礎設施，在我剛剛聽市長的報告裡，過去在傳統產業基礎設施是“鐵公基”。現在新經濟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不一樣，新的基礎設施是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這些新的基礎設施如果不存在，那麼將來新的業態就很難出現，就不能真正實現新技術所帶來的經濟效率。
除了這些硬的基礎設施之外還有軟的，新的技術需要有新的技術人才，新的生產人才。企業家自己很難憑空或者從小學開始培養這樣的人才，必須政府在教育裡、高等教育裡或者研究生的教育裡面，針對將來新的技術革命以後所需要的技術人才來做這方面的培養。
還有新的技術有一些突破之後，有很多應用的機會、應用的場景，但都需要人嘗試的，都要人作為先行者，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樣一個吃螃蟹的人開始，尤其是新的技術通常不見得是在原來大的有基礎、有根基的企業，通常都是一些年輕人，他對技術有了解、對市場非常敏感，然後他就有一個新的主意，然後把這個主意試一試，這種狀況之下就要有一定的孵化基地，能夠幾個人開始敲敲打打，然後把這個技術變成在市場可推行的產品。這方面也需要一定的基礎，你至少需要有一個辦公桌，至少有一個地方讓他們幾個人能夠在那邊異想天開的夢想未來的世界，孵化基地，這也是需要政府支持的。如果已經想出了想法，有一定產品的雛形，也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這些金融支持一部分是風險投資、風險資本，當產品有了一定市場之後必須能夠上市，我們就必須有合適的金融安排支持這樣的活動。市場上可能會湧現金融，但是要讓他能夠湧現以後有序，那就是政府在金融管理、金融法治上必須讓這種新的金融安排有比較好的出現並運作。
接下來，在現代化的經濟當中任何產業在市場當中有競爭力都要形成產業集群，一定相對集中，尤其產業鏈的配套，那形成產業集群有時候是自發的，如果是自發的可能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在各種可能的產業中出現一兩個產業集群，如果有政府的引導可能會比較快的形成產業集群，然後在市場上就可以進一步有競爭力。
我們知道市場競爭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有為，克服市場競爭當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市場失靈的地方，那麼就不容易抓住這個機會。抓住這個機會以後，新經濟有個特性，它通常規模經濟很大，它會贏者通吃，贏者通吃有好處，可以馬上出現幾個進入財富500強的大企業，像阿里巴巴、騰訊、谷歌，但是變成贏者通吃以後在市場上就有壟斷地位，如果他只是在他的科技領域、經濟領域，利用他的優勢來獲取他的競爭力，那麼這當然是可以允許的。但是我們知道，在市場當中，等到你有了這個壟斷地位、積累了財富以後，很容易就會自己在市場當中利用壟斷地位爭取政治地位，或者去影響政策的走向，妨礙科技或者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方面就需要避免，要在允許一定的壟斷之下，但是不能妨礙新的產業、新的技術可能出現的這麼一個市場機會，這需要有一定的治理。
新的業態出現，開始出現是在探索過程當中，管理可能不到位，管理不到位以後可能就會讓一些人利用管理的漏洞，然後以犧牲絕大多數消費者的利益來攫取個人短期的利益，非常明顯的是互聯網金融，當然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事情，降低信息費用，可以更好地動員資本，更好地配置資本。但前一段時間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互聯網P2P，很多幾十億、幾百億的惡性案件出現。在這種狀況之下，也應該隨著新的業態的出現政府的治理要跟上，才能避免新技術可能給市場的參與者帶來的不利影響。
同時，新經濟出現以後容易有壟斷的特性，壟斷的特性後果是什麼？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普遍新經濟出現，80年代以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惡化，這也就是《資本論》所講的這些資本家，財富的分配在經濟當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導致很多社會的不滿，現在在法國、英國、美國由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就有很多社會的動亂，美國特朗普所以被選上也是跟財富分配不均有很大的關係。所以，
政府在支持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要考慮到可能帶來的收入分配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做一系列的事情，怎樣來幫助在經濟當中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來提高他的就業能力，藉助新經濟、分享新經濟好處的能力。同時，這個過程中新經濟一定會取代一些舊經濟，那舊經濟被取代出來的人，怎麼樣讓他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然後再來進行二次的收入分配的問題，然後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成都現在率先來做這方面的探索，這是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取得這麼巨大成績非常重要的經驗。因為面對新的機遇、新生的事物，在地方先試點，然後地方試點當中看到這些新的事物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機會，以及新的事物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挑戰，然後來總結經驗，等到它成熟以後才向全國推廣，這是我們從1978年年底的改革開放以後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在新經濟出現的這樣一個時代，成都在全國率先探索，我聽了一下也覺得非常有道理，比如說場景理論，現代經濟可以在幾個地方運用，有七個場景。根據這些場景有哪些機會。我覺得這樣的做法，非常有利於集中優勢兵力來打殲滅戰的道理。因為新經濟前面講有很多市場失靈要克服的，包括新的基礎設施，包括新的人才的培養，包括新的孵化基地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資源投入的。這個投入裡面包括金融，包括執行能力投入，一個
政府總是面臨著預防約束，有約束的情況下怎麼得到最大的效益，你就要針對可能應用的地方、定量的場景來分析哪些場景是最能夠跟成都這個地方所擁有的優勢結合在一起，然後把這樣的一個跟地方的優勢結合在一起讓他得到最大的發揮有哪些瓶頸需要克服，然後集中逐個的資源，把這些瓶頸克服以後，然後就能夠很快地變成一個新經濟增長點。我前面談到，在現代化產業裡面到處會有競爭力，都要形成產業集群，這樣根據場景來公佈機會，根據機會來吸引有創新能力的人進入，並且對這個場景如果要變成市場競爭的一個新的業態、一個新的增長有哪些瓶頸需要克服，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方式，我想將在7個場景當中將來有可能7個都變成全國領先集群，不說7個，6個、5個也足夠讓成都變成引領全國發展的城市。
所以我特別期望，等到我們成都的試點經過兩年、三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到那時候有可能成為成都經驗，有了成都經驗以後可以在全國其他城市、地區推廣，幫助我們在走向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給我們的機會，並且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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