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三十餘年，編劇趙冬苓的身上有很多標籤。
先是魯劇標兵。
深掘山東老區紅色基因的《沂蒙》出自她筆；由高密遞向世界的文化名片《紅高梁》也由她編劇；她還寫過為濟南“曲山藝海”作傳的《北方有佳人》，為青島“商譽”加分的《青島往事》……
她也曾被稱“主旋律”大戶。
從95年的《孔繁森》、04年的《鄭培民》，到05年的《任長霞》、06年的《真水無香》，當年央視新聞表彰的時代楷模，5個她寫了4個。
最近，她又以勞模編劇聞名業界。
且不說，從業以來超過50部的影視劇創作量，也不說她飛天、金雞、華表獎編劇獎的大滿貫，單說她17天寫了20集《沂蒙》的劇本，在去美國的飛機上寫出《紅高梁》整1集的戲，如此質速兼備，讓人豔羨。
《紅高粱》
但作品背後的她，卻看不見與“標籤”對應的人設。
她自認性格孤獨，在80年代末“跳槽”進入魯劇創作集體，極度幸運。她始終不愛社交，在寫作中孤軍奮戰是選擇也是必然。她也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專業戶”，從經濟到法律從足球到綜藝，活躍在網絡上的她，各種介入現實的話題都關心。
趙冬苓
起步於魯劇90年代的平穩發展期，在2010年前後的魯劇勃發期攀上高峰，又於如今的劇集市場中開枝散葉，趙冬苓的創作歷程就像魯劇演進的一個縮影。
單位勸退逼出的編劇
4分錢郵票、一個文學青年、一封寫給廣電廳長的自薦信。幾個要素排列組合，就是趙冬苓進入山東影視製作中心的傳奇故事。
“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趙冬苓對這段經歷的回憶卻不帶懷舊光環。成為編劇前，她一邊在經濟單位工作，一邊寫小說。在文學刊物上發過短篇，還出版了一部中長篇小說《凱旋門》。
如果沒有單位領導的勸退，當時不太關注電視劇的趙冬苓，如今可能會成為一個作家。
“我整天看書、寫東西，給人不務正業的感覺。後來，領導就委婉跟我說，這裡不適合你，你有沒有更好的單位去？”勸退令一下，趙冬苓開始發愁。還是在愛人譚好哲教授的鼓勵下，她才有了給山東廣電廳長金釗寫信的主意。
“在山東電視劇早期的歷史上，金廳長是一個居功至偉的人。我當時雖然不在廣電系統，但也聽說過他。”《高山下的花環》《武松》《今夜有暴風雪》，在金釗的主持下，魯劇在80年代初期就成就了一座高峰。年輕的趙冬苓抱著一線希望，字斟句酌，用一頁紙寫明瞭自己的意願。
“我還記得，當時特別寫了孩子已經可以離身，能夠出差。”信發出後，趙冬苓如釋重負，不再多想。結果14天后，真的收到了迴音，1987年她以借調的方式去了新組建的山東影視製作中心。
“剛去的時候腦子是懵的，根本不知道怎麼幹，每天回家都有說不完的驚喜，幹什麼都抱有巨大的熱情。”命運出現了轉折，趙冬苓有些應接不暇。
讓她很快嶄露頭角的有兩件事。
一件是讓她得意的。單位組織寫電視小品（8-10分鐘的短劇），全員出動創作，結果廳裡挑中的兩部，全都是她的作品。
還有一件是意想不到的。
當時的分管副廳長，曾執導過電視劇《高山下的花環》的滕敬德導演拿來一個劇本，開討論會。
《高山下的花環》
“那是一個知名作家的劇本，但我看完之後，感覺問題很多。”當時趙冬苓還不自信，跟身邊人討論，大家都覺得不行。但到了會上，沒有人敢當著滕廳長提反對意見。“我當時也琢磨著怎麼說幾句好話。但輪到我的時候，一張嘴，控制不住，就把全部否定意見都說了，一句好話都沒說。”
發完言她就後悔了，畢竟借調期滿後是去是留，命運還決定在滕廳長手中。沒想到，就是通過這麼幾次劇本討論會上的發言，她的能力得到了欣賞。事實證明，當初討論的劇本也確實有問題。
“後來再討論個劇本什麼的，我要不發言他還不太放心，一定要問問我什麼意見。”她笑著說道。就這樣，趙冬苓在山東影視製作中心紮了根兒。
《大地緣》：“魯劇”轉型期的融資歷程
不愛社交。
在影視圈工作幾十年，趙冬苓始終還是不享受熱鬧的人際交往。回到二十多年前她創作處女作《大地緣》時，不前面還要加個更字。
《大地緣》是她自己提的選題。當時她在報道上看到，有農科院的科學家在魯北平原上治理鹽鹼地，一干就是30年，決定去採訪創作。
“當時去陵縣採訪，到村裡的車已經沒有了。我是坐在摩托車的後座上下村去做的採訪。”採訪完，她在當地自己找的賓館裡，一口氣就把7集劇本全寫出來了。
創作很順利，但“找錢”卻成了難題。
當時全國並沒有成規模的電視劇市場，想要拍劇一般都要去對口單位去找投資。80年代初，魯劇之所以能很快大放異彩，正是因為重點項目上馬時主創不需要擔心資金問題，廣電廳為他們解決了後顧之憂。但到90年代初，創作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資金問題需要主創們各顯神通。
“91年的時候，我被派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一年。我是在走之前把這個劇本交上去的，但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想辦法找錢來，項目一定是上不了的。”上哪找錢？對於一個用今天的話來說有些“社恐”的編劇，這比寫戲難多了。
她最終把目標定為了中國農科院。
“一來，因為我寫的是中國農科院的科學家，是為他們樹碑立傳。二來，是我覺得讓我去說服科學家比說服當地政府更容易。”當時，中國農科院所在的中關村南大街還叫白頤路，趙冬苓每次就拿著劇本的複印件，坐302路公交車到農科院找人看劇本。
從科室到處再到所，她一級一級地過劇本，每次提了意見她就拿回來修改，一直遞到了農科院院領導的手裡。
“每次去，高度緊張的狀態我到現在都記得特別清楚。跟科學家們約的一般都是下午1點半。我怕遲到，每次都去得很早。但是又怕去得太早像‘要飯的’，每次又都找個地方躲起來，看到科學家們來了，我再後腳跟進辦公室。”
儘管如此努力，她還是被拒絕了。
“當時一方面是如釋重負，走到這一步，對別人不是很難，對我真的是太難了。但等哭過之後，晚上回到宿舍，一想還是不能認輸。這就認輸了，以後還幹不幹這行了？”
當時，她就爬起來開始了第二輪的努力。這次，打開局面的是一位叫王儒千的副院長。
“我就盯著這個名字看，儒家的儒，萬千的千，就找他了。”在頻繁跑農科院的劇本修改過程中，趙冬苓留心記下了當時公開的院領導聯繫簿。於是當晚，她就給這位副院長打了電話。
通話半個多小時，趙冬苓沒給副院長插話的機會，一股腦兒地把自己想說的話全說了。
“直到我都說完了，才給他搭話的機會。他笑了，說這個事情我知道。農科院確實沒有錢，但是我們有關係和資源可以去做工作，表了態。”
做到這一步，《大地緣》的後續才水到渠成。
最終預算80萬，農科院出了10萬，一起找來了67萬，陵縣所在的德州政府出了3萬，項目順利拍攝播出，並榮獲了第三屆“五個一”工程獎。
“對我而言，我覺得最後拍出來如何，獲不獲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關鍵是這個過程。如果沒有這一番經歷，我可能就敲不開編劇的大門了。”趙冬苓感慨。
《孔繁森》：主旋律之路始於弄懂審查
《大地緣》播出兩年後，趙冬苓遇到了下一部改變她創作做道路的劇——6集電視連續劇《孔繁森》。
孔繁森去世，趙冬苓是最早知道的一批人。
山東影視製作中心導演王文傑是孔繁森的好友，後來他憑藉商戰劇巔峰之作《大染坊》聞名全國，也是與趙冬苓多次合作的夥伴。孔繁森去世第二天，他就知道了消息。悲痛之中，他找到趙冬苓，說有個援藏幹部，收養了兩個藏族孤兒，這個故事能不能寫。
孔繁森
“我覺得這個故事不一般，正好山東省委宣傳部要組織一個採訪團，我就報名去了。”整個採訪團，就她一位女“團員”。到了西藏，正好趕上舉辦孔繁森的追悼會，她看到有的藏族小夥兒簡直哭成了淚人，覺得這個故事一定可以深挖。
當時，孔繁森還沒有被樹立成全黨學習的楷模。“電視劇一開始取的名字叫《地委書記和兩個孤兒》，從源頭上講我們並沒有把它當作主旋律英模劇來做。”沒想到，在劇本創作的過程中，孔繁森成了全黨學習的楷模，這部劇也就成了中央部委對口單位抓的一個典型。
對於趙冬苓來說，《孔繁森》帶來的磨礪才剛剛開始。
“當時我們整個劇的創作小組就被召到了北京。當時我還不算知名編劇，如果不是因為前面的機緣巧合，這個題材我可能都不敢接。”到了北京以後，相關對口單位就一直提修改意見，趙冬苓和導演就一直商量一直改，但怎麼改都過不了。
“當時每天就是那種明天就會被踢出局的感覺。”本來特殊題材，放棄也無妨，但趙冬苓就有一種執念——絕對不能出局，要不然以後還怎麼幹。“我一直認為自信心對一個編劇特別重要，很多重要創作我都好幾次被打回原形，但想著‘要是做不成，可能你的職業生涯就完了’這樣咬牙堅持了下來。”
《孔繁森》就是其中一次。
劇本過不了，吃不下也睡不著的夜晚，趙冬苓躺在招待所裡就這麼琢磨。突然就意識到，自己方法不對。
“之前，都是他們給我什麼修改意見，我就照著去改。但我知道他說的是不符合劇作規律的，改到最後肯定出問題。所以不能用修改態度換機會，一定要用作品說話。”就這樣，思路打開。當天夜裡，趙冬苓就想到了更恰當的故事打開方式。
“當時非常激動，覺得這個思路肯定行，就想打電話給王文傑。結果還興奮撥錯號，半夜三點把電話打到了領導的房間。”如今回想起來都成了笑談，但事實證明趙冬苓的創作法沒錯，最終的劇本就是靠著這個思路通過了。
王文傑
現在看，《孔繁森》也算集結了後來山影的夢之隊，不僅有趙冬苓、王文傑的搭檔，擔任攝像的孔笙也貢獻了深入青藏高原的風格化影像。
對於很多年輕編劇都會請教她的，關於主旋律作品的審查問題，趙冬苓的經驗就是從此累積：“不能跟著走，一定要有用作品征服他的信心。我相信領導也一樣，能打動你的，也一定能打動他們。”
《孔繁森》之後，趙冬苓又先後創作了《鄭培民》《任長霞》《真水無香》等一系列主旋律電影。至今，她還是業界此類主旋律項目的最佳編劇人選之一。
在她看來，還是態度決定一切。只要不是為了應對審查去寫作，而是以一次藝術創作的態度去對待主旋律，很多時候反而能化險為夷。
“逃離”主旋律的路上遇到《沂蒙》
到了2005年前後，趙冬苓已經把主旋律創作的路走得很自如。但也就在這時，她決定轉型。
問及原因，說來也是因為一句玩笑話。
當時趙冬苓去北京參加一個非主旋律題材的劇本論證會。遇到一位相識的電影界同仁，見到她便開玩笑說，“看到你來，還以為哪裡又有英模犧牲了呢”。
“當時我就意識到必須得轉型了，要不大家就覺得我是隻會寫主旋律的編劇了。所以，後來我也是主動轉型去應對市場挑戰。”
也就在之後的一、兩年，趙冬苓連續推出兩部風格各異的作品。一部是蹊徑獨闢的《督察隊長》，不講英雄無悔和警匪較量，專門講管警察的督察的夾縫生活。還有一部是轉向情感敘事的《唐山孤兒》，這與之後趙冬苓一系列以大時代為背景寫家庭變遷的情感史詩押韻合轍。
《督察隊長》
但就在這時候，弘揚沂蒙老區精神的創作任務找上了門來。
“這部劇，最初我是拒絕的。”這不僅是她出於自身轉型的考量，還是對題材的評估。
雖然沂蒙山與井岡山、延安同為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但以人民戰爭為主的沂蒙跟前兩者相比，歷史地位並非一個量級。再加上彼時王朝柱老師已經創作了鴻篇《延安頌》，珠玉在前，壓力很大。
然而，在盛情難卻去沂蒙採風之後，趙冬苓卻發現恰恰是人民戰爭給了這個老區不一樣的特質。在這裡，偉人成了背景人物，老百姓成了主角，如此也留下了更大的創作空間。
“我差點就錯失了這個機會。”趙冬苓感慨道。
在創作《沂蒙》之前，她曾有過一套枕邊書叫《星火燎原》，是文革前出版的一套叢書，書中都是當時戰爭親歷者的回憶錄。她曾驚歎於那本書中的故事之鮮活，也曾以這本書中的一個故事為靈感，創作了一篇小說《八路牛的故事》。
在《沂蒙》的創作期間，不僅採風時瞭解到的故事汩汩湧出，原來在這套書中看過的那些動人情節，也浮上腦海。也是在寫《沂蒙》的時候，她創下了自己最快的寫作紀錄——17天20集。
《沂蒙》
回看《沂蒙》，給人最深刻印象的當屬“極致”二字。
不僅有導演管虎追求的影像上的極度陌生、極度真實，還有趙冬苓在編劇中追求的極致風格化，從人物到情節的極致生活質感。
拿遲蓬飾演的女主角來說，從一個性格要強的“家裡的”到有名有姓的婦救會長於寶珍，她的一言一行從來沒拔高，也沒越矩。
《沂蒙》
她常說自己“當家的”財迷、官迷、老落後，但聽到兒子說帶回家養傷的是共產黨大官，也會下意識地激動，馬上招呼殺雞。在外她是做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但回到屋內也還是個一言不合就跟“當家的”的鬧脾氣、要分家的任性主兒。
從結構上來看《沂蒙》就更渾然一體，老區人民支持革命、奉獻犧牲的故事和於寶珍一家四代人的命運緊密扭合，找不到斷點和接頭，藏功於拙。
“這部劇看似沒技巧，其實有技巧。仔細看的話能看出，我讓女主角於寶珍跟她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媳都鬥了一遍。”先是二女兒的婚姻獨立之鬥，接著是大兒媳的自由之身之鬥，然後和大兒媳關於養育孩子的拉扯，與二兒媳因負心兒子起的矛盾，四大塊故事組成一條金線。
《沂蒙》
“《沂蒙》放到今天這個市場上，我可能就不敢寫了。”
趙冬苓認為這部劇是她至今最忘我的一次創作，一氣呵成，沒有考慮市場因素、觀眾訴求，甚至也沒多想審查問題。也正是這次全情投入的忘我之作，趙冬苓收穫了第28屆飛天獎最佳編劇獎。
《紅高粱》：“九兒”成功的秘訣是“不正經”
在《沂蒙》之後，趙冬苓開啟了她的“城市系列”創作。其中，有紮根山東的《北方有佳人》《青島往事》，也有為別地作傳的《葉落長安》《霧都》等。
《青島往事》
在這一系列創作中，她對女性形象的創作有了更深的感觸。
“《北方有佳人》和《霧都》播出的時候，我被觀眾罵慘了。”在連續幾部創作中，趙冬苓筆下的女性形象都引起了觀眾爭議。
《北方有佳人》中的名伶寄萍是個官宦人家走失的孩子，後來流落民間被普通人家收養。趙冬苓為她設計了小時自我任性，到長大時才融入底層生活的“弧光”。但這種設計卻為主角掙得了“白眼狼”的罵名。
《北方有佳人》 少年寄萍
在《霧都》中，趙冬苓吸取教訓，小心翼翼地把周芷蘭寫成了一個美麗、堅強、善良、溫柔的理想型，劇中男子幾乎人見人愛。但這矯枉過正也沒能戳中觀眾的心，反而為芷蘭換來了“聖母”的稱號。
《霧都》周芷蘭
“當時我是真的很苦惱。”緊接著《紅高粱》的創作任務找上門來，明知“改好無功，改壞有罪”，但趙冬苓還是硬著頭皮接了下來。要說原因，九兒這個角色的可塑性要佔得幾分。
《紅高粱》
“《紅高粱》是9月27號開機，我是5月份才接下任務，然後去高密採訪。當時也是非常迷茫，根本不知道何處下筆。”焦慮之中，她就去高密一個公園的湖邊散步。她知道，莫言在高密有一所住宅就在這個湖邊，他也常來這個湖邊散步。
“當時我就想，他到底是怎麼想這片土地的，怎麼就創造了一個東北高密鄉呢？”問著問著，突然心中清透，當天夜裡就寫了5000字，九兒這個人物也就在這一刻活過來了。
《紅高粱》
“我把一直以來寫女性人物‘端’著的東西放下了。《紅高粱》大家對女主角比較滿意，我覺得恰恰因為周迅演的九兒是個不那麼‘正經’的女主角。我說過，九兒是我寫的第一個三觀不正的女主角。這就是九兒的全部秘訣，一個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敢愛敢恨，好起來比好人還好，壞起來比壞人還壞的一個人。”
現在進行時：越難寫越要寫
今年趙冬苓編劇的作品，有三部開播。
年頭是風格輕快的《我的親爹與後爸》，兩會期間上線了她首次“觸網”的《冷案》，接著就是她挑戰涉案劇尺度，聚焦“冤錯案件”的《因法之名》。
在“公檢法”間做文章，還要涉及到程序糾錯，這是一個想想就讓人上頭的編劇“大坑”。趙冬苓不是不知這個題材的難度，也不是自恃藝高人膽大，但還是接了。
“還是那句話，別管多難，只要自己接了那都還是因為自己想寫。我就是對法律感興趣，對法與情之間的糾葛，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之間的矛盾有熱情。”
雖然因為製作和播出的不可控因素，《因法之名》最終影響力有限，趙冬苓依然認為這是近年來讓她自豪的一部劇作：“我可以很驕傲地說，在中國的創作環境下，我有勇氣觸碰了這個題材。”
談到寫作之餘的生活，趙冬苓笑稱自己是個活在網絡上的人。從政經大事到世界局勢，從體育熱點到綜藝話題她都關注。
在她看來，這也跟她為什麼總寫難寫的題材有關：“因為我關心社會，我始終是以介入生活的姿態來生活，也是以介入生活的姿態來創作，這就導致了我對新鮮事物永遠抱著強烈的興趣。”
如今，趙冬苓的編劇作品已不侷限於魯劇範疇，但由她參與構建的魯劇“基因”並不會散去，只會隨著她的筆觸在更大的市場上開枝散葉。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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