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三十余年，编剧赵冬苓的身上有很多标签。
先是鲁剧标兵。
深掘山东老区红色基因的《沂蒙》出自她笔；由高密递向世界的文化名片《红高梁》也由她编剧；她还写过为济南“曲山艺海”作传的《北方有佳人》，为青岛“商誉”加分的《青岛往事》……
她也曾被称“主旋律”大户。
从95年的《孔繁森》、04年的《郑培民》，到05年的《任长霞》、06年的《真水无香》，当年央视新闻表彰的时代楷模，5个她写了4个。
最近，她又以劳模编剧闻名业界。
且不说，从业以来超过50部的影视剧创作量，也不说她飞天、金鸡、华表奖编剧奖的大满贯，单说她17天写了20集《沂蒙》的剧本，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写出《红高梁》整1集的戏，如此质速兼备，让人艳羡。
《红高粱》
但作品背后的她，却看不见与“标签”对应的人设。
她自认性格孤独，在80年代末“跳槽”进入鲁剧创作集体，极度幸运。她始终不爱社交，在写作中孤军奋战是选择也是必然。她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专业户”，从经济到法律从足球到综艺，活跃在网络上的她，各种介入现实的话题都关心。
赵冬苓
起步于鲁剧90年代的平稳发展期，在2010年前后的鲁剧勃发期攀上高峰，又于如今的剧集市场中开枝散叶，赵冬苓的创作历程就像鲁剧演进的一个缩影。
单位劝退逼出的编剧
4分钱邮票、一个文学青年、一封写给广电厅长的自荐信。几个要素排列组合，就是赵冬苓进入山东影视制作中心的传奇故事。
“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赵冬苓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却不带怀旧光环。成为编剧前，她一边在经济单位工作，一边写小说。在文学刊物上发过短篇，还出版了一部中长篇小说《凯旋门》。
如果没有单位领导的劝退，当时不太关注电视剧的赵冬苓，如今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
“我整天看书、写东西，给人不务正业的感觉。后来，领导就委婉跟我说，这里不适合你，你有没有更好的单位去？”劝退令一下，赵冬苓开始发愁。还是在爱人谭好哲教授的鼓励下，她才有了给山东广电厅长金钊写信的主意。
“在山东电视剧早期的历史上，金厅长是一个居功至伟的人。我当时虽然不在广电系统，但也听说过他。”《高山下的花环》《武松》《今夜有暴风雪》，在金钊的主持下，鲁剧在80年代初期就成就了一座高峰。年轻的赵冬苓抱着一线希望，字斟句酌，用一页纸写明了自己的意愿。
“我还记得，当时特别写了孩子已经可以离身，能够出差。”信发出后，赵冬苓如释重负，不再多想。结果14天后，真的收到了回音，1987年她以借调的方式去了新组建的山东影视制作中心。
“刚去的时候脑子是懵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干，每天回家都有说不完的惊喜，干什么都抱有巨大的热情。”命运出现了转折，赵冬苓有些应接不暇。
让她很快崭露头角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让她得意的。单位组织写电视小品（8-10分钟的短剧），全员出动创作，结果厅里挑中的两部，全都是她的作品。
还有一件是意想不到的。
当时的分管副厅长，曾执导过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的滕敬德导演拿来一个剧本，开讨论会。
《高山下的花环》
“那是一个知名作家的剧本，但我看完之后，感觉问题很多。”当时赵冬苓还不自信，跟身边人讨论，大家都觉得不行。但到了会上，没有人敢当着滕厅长提反对意见。“我当时也琢磨着怎么说几句好话。但轮到我的时候，一张嘴，控制不住，就把全部否定意见都说了，一句好话都没说。”
发完言她就后悔了，毕竟借调期满后是去是留，命运还决定在滕厅长手中。没想到，就是通过这么几次剧本讨论会上的发言，她的能力得到了欣赏。事实证明，当初讨论的剧本也确实有问题。
“后来再讨论个剧本什么的，我要不发言他还不太放心，一定要问问我什么意见。”她笑着说道。就这样，赵冬苓在山东影视制作中心扎了根儿。
《大地缘》：“鲁剧”转型期的融资历程
不爱社交。
在影视圈工作几十年，赵冬苓始终还是不享受热闹的人际交往。回到二十多年前她创作处女作《大地缘》时，不前面还要加个更字。
《大地缘》是她自己提的选题。当时她在报道上看到，有农科院的科学家在鲁北平原上治理盐碱地，一干就是30年，决定去采访创作。
“当时去陵县采访，到村里的车已经没有了。我是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下村去做的采访。”采访完，她在当地自己找的宾馆里，一口气就把7集剧本全写出来了。
创作很顺利，但“找钱”却成了难题。
当时全国并没有成规模的电视剧市场，想要拍剧一般都要去对口单位去找投资。80年代初，鲁剧之所以能很快大放异彩，正是因为重点项目上马时主创不需要担心资金问题，广电厅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但到90年代初，创作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资金问题需要主创们各显神通。
“91年的时候，我被派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我是在走之前把这个剧本交上去的，但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想办法找钱来，项目一定是上不了的。”上哪找钱？对于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些“社恐”的编剧，这比写戏难多了。
她最终把目标定为了中国农科院。
“一来，因为我写的是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是为他们树碑立传。二来，是我觉得让我去说服科学家比说服当地政府更容易。”当时，中国农科院所在的中关村南大街还叫白颐路，赵冬苓每次就拿着剧本的复印件，坐302路公交车到农科院找人看剧本。
从科室到处再到所，她一级一级地过剧本，每次提了意见她就拿回来修改，一直递到了农科院院领导的手里。
“每次去，高度紧张的状态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跟科学家们约的一般都是下午1点半。我怕迟到，每次都去得很早。但是又怕去得太早像‘要饭的’，每次又都找个地方躲起来，看到科学家们来了，我再后脚跟进办公室。”
尽管如此努力，她还是被拒绝了。
“当时一方面是如释重负，走到这一步，对别人不是很难，对我真的是太难了。但等哭过之后，晚上回到宿舍，一想还是不能认输。这就认输了，以后还干不干这行了？”
当时，她就爬起来开始了第二轮的努力。这次，打开局面的是一位叫王儒千的副院长。
“我就盯着这个名字看，儒家的儒，万千的千，就找他了。”在频繁跑农科院的剧本修改过程中，赵冬苓留心记下了当时公开的院领导联系簿。于是当晚，她就给这位副院长打了电话。
通话半个多小时，赵冬苓没给副院长插话的机会，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想说的话全说了。
“直到我都说完了，才给他搭话的机会。他笑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农科院确实没有钱，但是我们有关系和资源可以去做工作，表了态。”
做到这一步，《大地缘》的后续才水到渠成。
最终预算80万，农科院出了10万，一起找来了67万，陵县所在的德州政府出了3万，项目顺利拍摄播出，并荣获了第三届“五个一”工程奖。
“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后拍出来如何，获不获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关键是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一番经历，我可能就敲不开编剧的大门了。”赵冬苓感慨。
《孔繁森》：主旋律之路始于弄懂审查
《大地缘》播出两年后，赵冬苓遇到了下一部改变她创作做道路的剧——6集电视连续剧《孔繁森》。
孔繁森去世，赵冬苓是最早知道的一批人。
山东影视制作中心导演王文杰是孔繁森的好友，后来他凭借商战剧巅峰之作《大染坊》闻名全国，也是与赵冬苓多次合作的伙伴。孔繁森去世第二天，他就知道了消息。悲痛之中，他找到赵冬苓，说有个援藏干部，收养了两个藏族孤儿，这个故事能不能写。
孔繁森
“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一般，正好山东省委宣传部要组织一个采访团，我就报名去了。”整个采访团，就她一位女“团员”。到了西藏，正好赶上举办孔繁森的追悼会，她看到有的藏族小伙儿简直哭成了泪人，觉得这个故事一定可以深挖。
当时，孔繁森还没有被树立成全党学习的楷模。“电视剧一开始取的名字叫《地委书记和两个孤儿》，从源头上讲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主旋律英模剧来做。”没想到，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孔繁森成了全党学习的楷模，这部剧也就成了中央部委对口单位抓的一个典型。
对于赵冬苓来说，《孔繁森》带来的磨砺才刚刚开始。
“当时我们整个剧的创作小组就被召到了北京。当时我还不算知名编剧，如果不是因为前面的机缘巧合，这个题材我可能都不敢接。”到了北京以后，相关对口单位就一直提修改意见，赵冬苓和导演就一直商量一直改，但怎么改都过不了。
“当时每天就是那种明天就会被踢出局的感觉。”本来特殊题材，放弃也无妨，但赵冬苓就有一种执念——绝对不能出局，要不然以后还怎么干。“我一直认为自信心对一个编剧特别重要，很多重要创作我都好几次被打回原形，但想着‘要是做不成，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
《孔繁森》就是其中一次。
剧本过不了，吃不下也睡不着的夜晚，赵冬苓躺在招待所里就这么琢磨。突然就意识到，自己方法不对。
“之前，都是他们给我什么修改意见，我就照着去改。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不符合剧作规律的，改到最后肯定出问题。所以不能用修改态度换机会，一定要用作品说话。”就这样，思路打开。当天夜里，赵冬苓就想到了更恰当的故事打开方式。
“当时非常激动，觉得这个思路肯定行，就想打电话给王文杰。结果还兴奋拨错号，半夜三点把电话打到了领导的房间。”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笑谈，但事实证明赵冬苓的创作法没错，最终的剧本就是靠着这个思路通过了。
王文杰
现在看，《孔繁森》也算集结了后来山影的梦之队，不仅有赵冬苓、王文杰的搭档，担任摄像的孔笙也贡献了深入青藏高原的风格化影像。
对于很多年轻编剧都会请教她的，关于主旋律作品的审查问题，赵冬苓的经验就是从此累积：“不能跟着走，一定要有用作品征服他的信心。我相信领导也一样，能打动你的，也一定能打动他们。”
《孔繁森》之后，赵冬苓又先后创作了《郑培民》《任长霞》《真水无香》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至今，她还是业界此类主旋律项目的最佳编剧人选之一。
在她看来，还是态度决定一切。只要不是为了应对审查去写作，而是以一次艺术创作的态度去对待主旋律，很多时候反而能化险为夷。
“逃离”主旋律的路上遇到《沂蒙》
到了2005年前后，赵冬苓已经把主旋律创作的路走得很自如。但也就在这时，她决定转型。
问及原因，说来也是因为一句玩笑话。
当时赵冬苓去北京参加一个非主旋律题材的剧本论证会。遇到一位相识的电影界同仁，见到她便开玩笑说，“看到你来，还以为哪里又有英模牺牲了呢”。
“当时我就意识到必须得转型了，要不大家就觉得我是只会写主旋律的编剧了。所以，后来我也是主动转型去应对市场挑战。”
也就在之后的一、两年，赵冬苓连续推出两部风格各异的作品。一部是蹊径独辟的《督察队长》，不讲英雄无悔和警匪较量，专门讲管警察的督察的夹缝生活。还有一部是转向情感叙事的《唐山孤儿》，这与之后赵冬苓一系列以大时代为背景写家庭变迁的情感史诗押韵合辙。
《督察队长》
但就在这时候，弘扬沂蒙老区精神的创作任务找上了门来。
“这部剧，最初我是拒绝的。”这不仅是她出于自身转型的考量，还是对题材的评估。
虽然沂蒙山与井冈山、延安同为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老革命根据地，但以人民战争为主的沂蒙跟前两者相比，历史地位并非一个量级。再加上彼时王朝柱老师已经创作了鸿篇《延安颂》，珠玉在前，压力很大。
然而，在盛情难却去沂蒙采风之后，赵冬苓却发现恰恰是人民战争给了这个老区不一样的特质。在这里，伟人成了背景人物，老百姓成了主角，如此也留下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差点就错失了这个机会。”赵冬苓感慨道。
在创作《沂蒙》之前，她曾有过一套枕边书叫《星火燎原》，是文革前出版的一套丛书，书中都是当时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她曾惊叹于那本书中的故事之鲜活，也曾以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为灵感，创作了一篇小说《八路牛的故事》。
在《沂蒙》的创作期间，不仅采风时了解到的故事汩汩涌出，原来在这套书中看过的那些动人情节，也浮上脑海。也是在写《沂蒙》的时候，她创下了自己最快的写作纪录——17天20集。
《沂蒙》
回看《沂蒙》，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极致”二字。
不仅有导演管虎追求的影像上的极度陌生、极度真实，还有赵冬苓在编剧中追求的极致风格化，从人物到情节的极致生活质感。
拿迟蓬饰演的女主角来说，从一个性格要强的“家里的”到有名有姓的妇救会长于宝珍，她的一言一行从来没拔高，也没越矩。
《沂蒙》
她常说自己“当家的”财迷、官迷、老落后，但听到儿子说带回家养伤的是共产党大官，也会下意识地激动，马上招呼杀鸡。在外她是做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但回到屋内也还是个一言不合就跟“当家的”的闹脾气、要分家的任性主儿。
从结构上来看《沂蒙》就更浑然一体，老区人民支持革命、奉献牺牲的故事和于宝珍一家四代人的命运紧密扭合，找不到断点和接头，藏功于拙。
“这部剧看似没技巧，其实有技巧。仔细看的话能看出，我让女主角于宝珍跟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媳都斗了一遍。”先是二女儿的婚姻独立之斗，接着是大儿媳的自由之身之斗，然后和大儿媳关于养育孩子的拉扯，与二儿媳因负心儿子起的矛盾，四大块故事组成一条金线。
《沂蒙》
“《沂蒙》放到今天这个市场上，我可能就不敢写了。”
赵冬苓认为这部剧是她至今最忘我的一次创作，一气呵成，没有考虑市场因素、观众诉求，甚至也没多想审查问题。也正是这次全情投入的忘我之作，赵冬苓收获了第28届飞天奖最佳编剧奖。
《红高粱》：“九儿”成功的秘诀是“不正经”
在《沂蒙》之后，赵冬苓开启了她的“城市系列”创作。其中，有扎根山东的《北方有佳人》《青岛往事》，也有为别地作传的《叶落长安》《雾都》等。
《青岛往事》
在这一系列创作中，她对女性形象的创作有了更深的感触。
“《北方有佳人》和《雾都》播出的时候，我被观众骂惨了。”在连续几部创作中，赵冬苓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引起了观众争议。
《北方有佳人》中的名伶寄萍是个官宦人家走失的孩子，后来流落民间被普通人家收养。赵冬苓为她设计了小时自我任性，到长大时才融入底层生活的“弧光”。但这种设计却为主角挣得了“白眼狼”的骂名。
《北方有佳人》 少年寄萍
在《雾都》中，赵冬苓吸取教训，小心翼翼地把周芷兰写成了一个美丽、坚强、善良、温柔的理想型，剧中男子几乎人见人爱。但这矫枉过正也没能戳中观众的心，反而为芷兰换来了“圣母”的称号。
《雾都》周芷兰
“当时我是真的很苦恼。”紧接着《红高粱》的创作任务找上门来，明知“改好无功，改坏有罪”，但赵冬苓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要说原因，九儿这个角色的可塑性要占得几分。
《红高粱》
“《红高粱》是9月27号开机，我是5月份才接下任务，然后去高密采访。当时也是非常迷茫，根本不知道何处下笔。”焦虑之中，她就去高密一个公园的湖边散步。她知道，莫言在高密有一所住宅就在这个湖边，他也常来这个湖边散步。
“当时我就想，他到底是怎么想这片土地的，怎么就创造了一个东北高密乡呢？”问着问着，突然心中清透，当天夜里就写了5000字，九儿这个人物也就在这一刻活过来了。
《红高粱》
“我把一直以来写女性人物‘端’着的东西放下了。《红高粱》大家对女主角比较满意，我觉得恰恰因为周迅演的九儿是个不那么‘正经’的女主角。我说过，九儿是我写的第一个三观不正的女主角。这就是九儿的全部秘诀，一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敢爱敢恨，好起来比好人还好，坏起来比坏人还坏的一个人。”
现在进行时：越难写越要写
今年赵冬苓编剧的作品，有三部开播。
年头是风格轻快的《我的亲爹与后爸》，两会期间上线了她首次“触网”的《冷案》，接着就是她挑战涉案剧尺度，聚焦“冤错案件”的《因法之名》。
在“公检法”间做文章，还要涉及到程序纠错，这是一个想想就让人上头的编剧“大坑”。赵冬苓不是不知这个题材的难度，也不是自恃艺高人胆大，但还是接了。
“还是那句话，别管多难，只要自己接了那都还是因为自己想写。我就是对法律感兴趣，对法与情之间的纠葛，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有热情。”
虽然因为制作和播出的不可控因素，《因法之名》最终影响力有限，赵冬苓依然认为这是近年来让她自豪的一部剧作：“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在中国的创作环境下，我有勇气触碰了这个题材。”
谈到写作之余的生活，赵冬苓笑称自己是个活在网络上的人。从政经大事到世界局势，从体育热点到综艺话题她都关注。
在她看来，这也跟她为什么总写难写的题材有关：“因为我关心社会，我始终是以介入生活的姿态来生活，也是以介入生活的姿态来创作，这就导致了我对新鲜事物永远抱着强烈的兴趣。”
如今，赵冬苓的编剧作品已不局限于鲁剧范畴，但由她参与构建的鲁剧“基因”并不会散去，只会随着她的笔触在更大的市场上开枝散叶。
附：
閱讀更多 影視獨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