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留下的文章何其多。但北宋的范仲淹却以一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的短文《岳阳楼记》传唱千古，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岳阳楼记》为什么能够屹立千年而历久弥新？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二是教我们怎样做官；三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

一、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为大家所熟悉，但却常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01他的独立精神——有志气，无奴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二年（989）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二十九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改姓朱，名朱说。

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

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大受刺激。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

在应天书院求学期间，有富家子弟见他日日清苦送他美食，他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到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当时地方官普遍贪赃爱财，人为制造冤案。他廉洁守身，秉公办案常与上司发生争论，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屈服。

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这就是

“屏风记案”的故事。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02他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

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晏殊是他的恩师。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可吓坏了晏殊，他对范仲淹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

范听后说道：“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时，西北强敌西夏不断侵扰，他被任为前线副帅抗敌。当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

主帅韩琦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

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六千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就是不随波逐流。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

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赃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这种对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03他的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私

“不以已悲”就是抛却个人利益，敢于牺牲，不患得患失。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那怕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038年，宋西北的党项族人建西夏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宋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赶赴前线，这年他已五十二岁了，在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

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三十六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仲淹说，形势危机，延州不能无守，挺身而出，并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并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十九岁的长子范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遥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

西夏军中纷纷传言，现在带兵的这个小范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大范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二、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君、忧政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具体表现在忧民、忧君、忧政三个方面。

（一）忧民

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就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甚至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1015年二十七岁中进士到1028年四十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十三年。这期间，他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县）、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

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他按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01为民请命

范仲淹的第一忧是忧民。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改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

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

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

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

他还给仁宗讲了他调查访问的一件实事。途中，他碰到六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三十人，现连死带逃，还剩六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他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02为民办实事

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

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

兴化县的县令。

他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

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公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历代，就是直到今天，能为范仲淹之后仍是一种光荣。明朝朱元璋一次审查犯人名单，见一叫范从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后，一问，果是十二世孙，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绑票，见苦主名范希荣，再问是仲淹之后，立即放掉。可见范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之远。

03为民除弊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能将思想和具体的行动，进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

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

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六十四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逾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

1050年，他六十二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扩大内需；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1051年，范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二百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

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范仲淹曾说：“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他的忧民是真忧，绝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

（二）忧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就是忧国。不管在朝还是在野，时时处处都在忧国。

用范仲淹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欧阳修评价他“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仁宗属于“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

在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敢说真话是要以生命作为代价的。范仲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

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他从二十七岁中进士，到六十四岁去世，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却总共不到四年。

01第一次谪贬

1028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二十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宋真宗死后，刘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

范仲淹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而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通判。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第一次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02第二次遭谪贬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在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当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欢迎。

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揭穿其伎，相位被罢。吕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时皇帝与杨、尚两位美人热恋。

一日，杨自恃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和内侍便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范仲淹知道后一旦被废，将会引起一场政治混乱。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

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的一声闭上。他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范仲淹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

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三）忧政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无不是在心忧天下，总是在与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作斗争。

01第三次谪贬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八十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

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就在于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

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而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绝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

范仲淹在朝中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

饶州（今江西鄱阳）。

从他1035年3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碰一碰腐败的吏治。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官员问题说三道四了。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但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来回调动已不下二十次。

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梅尧臣在《啄木》诗中劝他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灵乌赋》中也是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范仲淹也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他在赋中斩钉截铁的写道，无论如何他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都是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名言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

02第四次谪贬

自1036年被贬外地四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又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他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第二条，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第三条，贡举选人；第四条，选好的地方官；第五条，公田养廉······十条中就有五条是有关吏治的。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

“庆历新政”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对范仲淹还是很信任的，改革的决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让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办公。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仁宗也都批准。有人劝他说：“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但是，由于新政首先是对腐败的官员制度开刀，得罪了朝中的既得利益者，新政面临强大的阻力。宋仁宗在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面前，渐渐开始动摇了。

庆历四年（1044），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

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

（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从此之后，范仲淹就再也没有回汴京工作。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风寒，要求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这年他已五十八岁，生命已进入最后六年的倒计时。而传唱千古的《岳阳楼记》就写于邓州。

三、我们该怎样作文——形美、情美、理美

范仲淹自二十七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四起四落，已三十一年。自庆历改革失败后，他就一直在地方工作。现在，他终于可以一个人静下来，好好地回顾他的人生经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了。

01《岳阳楼记》的写作背景

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和一幅《洞庭晚秋图》，希望他能为新修葺的岳阳楼作一篇记。滕宗谅（字子京）那一次在西北遭人陷害，亏得范仲淹的力保，虽没有下狱却于庆历四年（1044）被贬岳阳，但仍怀忧国之心，才两年就政绩显著，又重修岳阳楼。

范仲淹看罢来信，将《洞庭晚秋图》挂于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回顾自己一生四起四落的人生经历，感慨万端。他心中万分激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岳阳楼记》一气呵成，墨透纸背。

他把自己奋斗一生的做人标准和政治理想提炼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文章说是写岳阳楼，其实是在写他自己的一生。

02《岳阳楼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岳阳楼记》共分六个自然段。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意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

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

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

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就讲透了，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毕生坚持的信念。

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在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难得的高度，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结束语

要做文，先做人。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范仲淹为我们后人写下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永载史册。